从真理的角度去关注政治,真理之爱与践行政治

二、真理之爱与践行政治

一般说来，一个人站在政治的边缘上来批评政治，批评者首先遇到或遭人攻击的就是批评者的资格问题。这一问题既包含着批评者的技术资格，即能否对政治有真正的认识，也包括批评者的社会权利，即人们是否承认这些批评者拥有这样的自由。显然，在当时，雅典的公民们并不怀疑苏格拉底进行政治批评的能力，而主要攻击的是他的批评的合法性。因为许多人认定苏格拉底“没有尽到一个合格公民应尽的责任”^[6]，而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辩论又力陈自己是一个甚至比其他人都更合格的公民，因为他担当了一个使雅典克服政治弊端的角色。如果说，在神的问题上，苏格拉底与雅典人发生冲突是对神的两种不同解释所产生的冲突的话，那么，在积极参与政治及其方式上，苏格拉底也与雅典人的理解发生了冲突。苏格拉底发现了不同的人参与政治的不同特征和不同方式。苏格拉底所理解的积极地参与政治，是对不同层次的公民和具有不同能力的公民来说，应当发挥所长，使其与国家公共政治事业的结构与发展相一致，如此才能够有力地推动公共政治的进步，而不是简单地参加公共集会或参加公共辩论、诉讼活动以及投票活动。他试图证明，自己一方面积极地保卫祖国，另一方面也参加了政治决策;但对他来说，他更愿意发挥所长，从真理的角度去批评政治，指出政治中的问题从而引发人们对政治的思考。按我们今天的维度来看，积极的参与政治，一方面是决策，另一方面是议政;而议政有批评的，有建议的，也有肯定的。苏格拉底似乎更愿意做一个现实政治的反思者和批评者，这难免引起了许多人的不快，特别是当政者的不快与反感。苏格拉底的后半生就是在这种冲突中度过的。一方面，他我行我素，坚持从真理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参与政治、坚守政治决策和尖锐地批评政治;另一方面，雅典人似乎对他的这种行为抱着一种矛盾的态度，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赞成苏格拉底有罪的微弱多数的投票就是充分的证明。

上述情况的一个根本背景，就是雅典民主政治在苏格拉底时期的急速衰败。这既为苏格拉底批评民主政治提供了充分根据，也确定了政治批评的方向与内容。一般来说，政治批评更为重要的是批评什么、如何批评、批评的标准、政治制度的坚守与修正的问题。苏格拉底对政治的全部批评主要基于知识的理由，这在苏格拉底的后半生表现得非常突出，而且以悲剧结束。苏格拉底把政治边缘化以后，为自己赢得了一个讨论知识的自由空间。在广泛而持之以恒的知识追求中，苏格拉底成了雅典“最有智慧的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后，在这个全希腊最有智慧的人的周围已经聚集起一批雅典和来自外邦的追随者。这些人仰慕苏格拉底的人品、智慧、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和广博多样的知识。苏格拉底好像是一个多样性的海洋，这些人从不同的角度去关注、研究、领会和发挥苏格拉底精神世界的不同方面，这从小苏格拉底派的情况就能够看出他们对苏格拉底思想的关注点和发挥有显著的差异。毕泰戈拉学派中仰慕和热诚追随苏格拉底的凯丰曾跑到德尔斐神庙请求神谕:是不是有比苏格拉底更为智慧的人。这表明追随苏格拉底的大多数人看中的是苏格拉底对知识的追求、苏格拉底的智慧和把真理贯穿在个人生活中的做法。这也表明苏格拉底已经是当时知识界中的杰出人物。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在公元前423年上演的《云》剧中，被漫画化的苏格拉底已俨然是“思想所”的首脑，热慕的求知者接踵而来。分析苏格拉底的这些热诚的追随者，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这些追随者大多是当时社会的“边缘化”人物。他们在道德上，或者在知识上、政治上、精神上，或者不只在上述某一方面都处于边缘上。对这些人物而言，不是社会把他们边缘化，而是他们把社会特别是公共性放在自己生活的边缘处，这些人物最主要的人生目标是要寻求一种新知识。我们可以看到，在雅典，正是这种新知识诉求使这些人走出了传统的公共政治社会而结成了自由个体联盟。由此，因知识兴趣而联结的知识社会或知识分子的社会出现了。

这个知识分子的社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按知识的标准去面对政治生活。除了我们上述所说的在这个群体中视真理的标准优于价值标准以外，常常也坚持投入政治过程，但要讲求投入政治过程的方式方法，甚至是时机。苏格拉底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苏格拉底曾积极地投入雅典的军事活动中，既表明了他对城邦的关爱和未逃避政治责任，还表明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政治实践投入。苏格拉底的后半生几乎都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度过的。在这场战争中，苏格拉底作为雅典城邦公民曾直接参加过军事行动，曾三次参军;据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记载，苏格拉底在征战中，坚毅沉着，英勇果敢，吃苦耐劳，拯救落难战友，并不争功邀赏，为的是城邦荣誉和利益。苏格拉底的参战并勇敢打仗，履行了一个雅典公民应尽的政治义务。问题在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视美德即知识的人去参战，是正义精神在支配着他去参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