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再略必然反应安全观问题

一、安全观问题

观念与安全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从根本上来说，观念是一种主观认识和文化积淀，是一个国家所感、所想和所愿凝结成的一种思想认识和文化偏好。而安全是一种特殊的利益，是一个国家为维持其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最根本的条件。因此，考察观念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考察一个国家对安全的思想认识对其安全利益的影响问题，更直接一点就是考察一个国家对安全的所感、所想、所愿与所求的互动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安全观对筹划与制定国家安全战略起着内在的决定性作用。有什么样的安全观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安全战略，反过来，国家安全战略必然反映安全观。

关于这一问题，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安全研究中长期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人们把安全看作是一种任何国家都必须追求的利益，规定安全利益的主导因素是权力，威胁安全利益的因素来自外部，实现安全保障的关键是自助原则和维持均势^[22]。后来，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尽管意识到了以文化为基础的软权力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可能更大，维护国家安全不仅在于军事力量，文化、制度等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也同样重要，但并没有真正对文化与国际安全的关系展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而把主要精力投注于通过建构国际制度和建立全球民主制度的方式来获得国家安全，即国际制度安全观和民主安全观^[23]。真正对文化与国家安全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一批年轻的建构主义者。在美国，以彼得·卡赞斯坦主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的规范和认同》和亚历山大·温特著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为代表，运用文化认同原理分析国家安全与世界政治，并指出国家的安全环境不仅依赖于物质内容，也深受文化和制度内容的影响^[24]。在欧洲，以巴瑞·布赞和奥利·维夫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出版的《新安全论》为代表，对国家之间的言语—行为、主体间性等涉及观念与国际安全关系的理论环节进行了精细的研究^[25]。建构主义认为，国家是否安全取决于各方的观念，取决于国家作为不同的身份认同，如对手身份或盟友身份。如果选择作为盟友，彼此是安全的；如果选择作为对手，彼此就处于不安全状态。虽然建构主义饱受批评，本身也正处于发展完善之中，但其强调观念与国家安全的互动关系并对其进行了初步探索还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开辟了国家安全研究的新领域。

从理论上来说，观念与国家安全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国家安全观的问题。一般认为，安全观是指人们对安全问题的主观认识，它是人们对于何谓安全、谁的安全、威胁来源、实现手段等问题的综合认识和理解^[26]。安全观是一个国家在制定和推行对外战略和具体政策，维护国家安全过程中形成的对安全问题的认识、观点、态度等观念和理论体系的总和，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特定时代背景下一定阶段上安全环境状况的评估，从而把握国家安全存在的主要矛盾以及实现国家安全存在的机遇；二是对某一国家在特定时期面临的安全威胁和挑战的优先次序安排，从而得出该国面临威胁的来源；三是对某一个国家安全利益的判断，确定在特定时期国家的安全目标；四是在处理国家事务过程中为实现安全目标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准则。上述四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安全事务的基本看法和态度。

从安全观的内容来看，影响一个国家安全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特定时代背景和客观社会环境比如国际体系和国际战略格局、地缘政治状况等影响因素，也包括国内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党派等因素对国家利益追求和安全要求的影响，还包括特定的哲学或文化经验、历史传统和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的影响。由于影响安全观的诸多因素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故而安全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安全环境和威胁的变化、影响因素的变动而处于动态的调整过程之中。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国际关系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观。传统安全观是关注战争和武力的威胁中产生与军事和政治安全密切相关的安全思想的总称。在学术界，人们一般把现实主义的安全观称为传统安全观。传统安全观是一种个体安全观：（1）对国际安全环境的判断是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存在着种种现实或者潜在的危险，国家与国家之间是狼与狼的关系，存在着严重的安全困境；（2）将国家安全威胁来源看作是完全来自国家外部，其中首要的威胁是他国军事力量强大后对本国的入侵；（3）坚持将安全理解为国家安全，安全事务主要局限于军事领域，国家安全的目标就是实现本国权力的最大化以保障安全；（4）恪守人性恶的世界观基础和冲突循环的社会观，认为国家只有奉行自助原则凭借本国军事力量或者奉行同盟和均势原则联合友邦来防御其他国家的进攻作为维护自己安全的主要办法。此种传统安全观由来已久，西方希腊城邦间的争战，构成了西方世界对传统安全观的认识起源。一直到“冷战”时期两极核对抗情况下的安全观，也是传统安全观的一种典型形态，它将国家视为安全问题的唯一指涉对象，威胁的来源也仅有一个，就是敌对集团的军事威胁，安全的核心价值就是保证国家的生存与主权完整，实现安全的手段就是政治结盟与核威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战争悲剧的反思促使思想界提出了改变均势体系下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而设计出来的集体安全观（collective security）。集体安全观最初产生于20世纪初期的凡尔赛和会，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国际体系，在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承认其他国家的安全就是所有国家的安全，它们同意并且愿意对侵略者做出集体反应”。由此可见，集体安全指的是若干国家共同努力以预防或制止战争的一种方式。简而言之，在集体安全体系下，侵略进攻任何一个国家即被视为侵犯所有国家，它将受到其他所有成员集体地反对和惩罚。集体安全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成员来源的普遍性，建立一套合法有效的防止侵略的安全机制，目的是为了防止内部成员国发生的侵略行为。不过，集体安全更多的同理想主义联系在一起，存在着集体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矛盾、国家主权与集体安全的矛盾、国家安全与大国一致性原则之间的内在矛盾等复杂矛盾^[27]，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难以避免“过于理想化”，对“集体行动的困境”缺乏足够的估计，且过于依赖某些大国的积极行动，进而限制了集体安全机制在国际关系中的可操作性和影响力。一旦集体安全机制无法对大国产生实质性约束，集体安全机制便成为一纸空文，故而无论是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国联，还是仍在发挥巨大影响力的联合国，都在集体安全原则的实践中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挫折。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集体安全机制遭遇严峻挑战，以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标志，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机制的权威性受到挑战。与此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严峻，将国家安全的关注点拓展到了经济、社会、环境、健康、人权等各个领域，国家的安全核心价值，从国家领土及主权的确保，扩展到政治制度的存废、社会沟通的顺畅、内部种族关系的和谐及稳定、文化的维系与融合、经济的繁荣及成长、及公平正义等等价值。而威胁到这些国家核心价值的威胁，不仅有来自外在的军事威胁及政治颠覆，还包括内在的经济落差、社会分化及种族纷争、执政正当性的下降及被整合入其他文化的趋势等等。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非典型肺炎的肆虐、印度洋海啸、卡特里娜飓风以及波及全球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的蔓延等一系列新的公共安全危机，推动着一些国家和国际行为者、组织、学者越来越多地讨论到安全性质的演变和安全的新时代含义。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逐渐认识到，即便是成功地保障了领土完整，也并不一定能确保国内公民的安全。分析家也开始认识到环境恶化和自然灾害如流行病、洪水、地震、干旱等都是如同人为的军事灾难一样的重要安全威胁^[28]。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国际安全观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学界普遍承认军事力量不是安全的唯一潜在威胁，恐怖主义、移民、污染、贫困及文化等非军事议题已成为安全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一种新的安全观正在兴起。新的安全观强调安全的全面性、交织性和社会性，认为安全不再局限于军事层面和国家层面，而应当拓展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信息等层面，并延伸至国际、地区乃至全球的层面。总之，当今安全理论研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安全观正从狭义的传统安全观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广义安全观，传统安全观正让位于新的安全观，这是全球化时代发展客观趋势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