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在艾滋病传播最为严重的国家，人口结构因此发生了不利于社会、经济、政治稳定的变化。人力资本短缺的情况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严重地损害对国家安全起着关键性作用的部门。与此同时，艾滋病的广泛传播也让政治秩序与政府能力受到挑战，国家在公民心目中的权威性由此受到了削弱。可以说，在这些国家，国家安全已经受到现实的威胁。

对国家而言，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重要的核心利益，是重要的使命之一。然而，艾滋病的传播将为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造成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在问题最严重的国家，由于艾滋病影响的是社会的中坚力量，随之而来的劳动力大量损失将使经济发展失去动力。世界劳工组织估计，在博茨瓦纳等国家，劳动力的供给将下降20%。^[41]其中，技术人员与熟练工人的损失对于国家的农业与工业发展影响最为严重。在乌干达拉卡伊地区，因艾滋病造成的死亡已经使农业劳动出现劳动力严重短缺的情况。^[42]另外，大量的艾滋病感染者意味着企业与政府都必须在医疗卫生方面花费更多的开支，从而稀释了用于投资与经济发展的资源。目前，南非企业的这部分支出占员工工资支出的1%到6%，据估计，到2015年，这一比率将上涨到15%。而那些不在商业保险覆盖范围内的感染者，大多数是低技术工人或没有工作的人，其治疗费用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43]而且，由于企业总会想方设法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艾滋病传播对企业造成的负担会转化成产品价格的上升，这使得个人与家庭的实际收入进一步下降，并影响到政府的岁入。

正因为如此，许多探索艾滋病传播可能对国家的宏观经济造成影响的研究认为，艾滋病传播将减缓国家GDP的增长速度，尽管它们得出的具体数据各有不同。根据世界银行的保守估算，当全国范围内的感染率超过5%，经济增长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当达到10%时，增长基本停滞；而如果感染率超过20%，国家GDP每年将以超过1%的幅度下降。^[44]有关国家十几年经济发展积累的成果，很可能因为艾滋病的传播而迅速消耗殆尽。东南非洲国家共同市场轮值主席、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特说，“艾滋病对非洲今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因为它正在阻止甚至逆转过去20年的重大社会经济进展”。^[45]

如果说社会经济进步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条件，那富有战斗力的军队、警察则是国家不受内外暴力侵扰的直接保障。但艾滋病传播也让这些国家安全最关键的防线受到严重的冲击。

由于军队的特殊环境，在一些国家的士兵中性传播疾病的比率大大高于平民，有数据称前者是后者的2到5倍。^[46]例如，1989年到1991年，美国在南美、西非与地中海地区执行任务的海军中，就有10%的人员新感染了性传播疾病。^[47]在艾滋病问题上，就已有的一些调查来看，军队中的感染率有时是相当惊人的，远远高出国内整体的感染率。这种情况在军人复员时对平民造成了进一步的威胁，1996年乌干达复员的5万名士兵中就有三分之一是艾滋病毒的感染者。^[48]表2.1是部分非洲国家军队中的艾滋病毒感染率，不难看出，军队中艾滋病毒的传播程度要远远高于平民：

表2．1　部分非洲国家军队中的艾滋病毒感染率

资料来源：Robert L.Ostergard，Jr.，“Politics in the hot zone：AIDS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Africa，”Third World Quarterly，Vol.23，No.2，p.343。

军队中艾滋病传播的直接后果就是军事能力的降低。人员损失的问题是相当突出的。在1989年到1993年间，刚果军队中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占全部死亡人数的60%以上。^[49]为了弥补因此减少的人力资源，军队必须招募更多的新兵，并花费额外资源为其提供培训。倘若军官因艾滋病而死亡，短期之内往往很难找到替补，军事指挥能力就会因此下降。对士兵而言，照顾生病的战友，或看着他们慢慢死去，士气会受到极大的打击。另外，由于战场环境非常特殊，在执行任务时如何保证安全的血液来源也成为这些国家军队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博茨瓦纳的国防部长说，“和在国家大环境中一样，艾滋病问题在军队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它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需要与之造成恶果相配的精力与努力来对付”。^[50]

除了对国家保障安全、实现发展的功能性方面构成挑战外，艾滋病传播还影响到一国的社会规范与公民对国家权威的认同。这主要通过破坏家庭与学校的教育功能以及打乱一国正常的政治秩序方面体现出来。国家安全在价值层面最核心的内容——个人对国家的忠诚，往往是通过幼年时受到家庭、学校的教育而习得，成年之后又在政治参与中不断得到强化的。如果教育缺失，而政治秩序又混乱不堪，个人就往往无法对国家权威的正统性表现出认同，很容易出现反社会、反国家的倾向。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许多身处壮年之人因感染艾滋病而去世，这对家庭结构造成了强烈的冲击。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死于艾滋病而造成的“艾滋病孤儿”数量也相当惊人。科特迪瓦的总人口为1 540万，因艾滋病致孤的儿童数量就有42万。^[51]与此同时，学校系统也遭到疾病流行的削弱。联合国的调查发现，在这些地区，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中感染艾滋病毒的比率很高，从而影响到教育资源的数量和质量。1998年，津巴布韦教师的死亡人数相当于新培训教师人数的三分之二。由于经验丰富的教师很难在短期内找到替代，由此造成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学生的学习进程也被打乱。^[52]这让孤儿问题更加棘手，失去家庭庇护的儿童受教育的机会也更少，使得他们常常无法认同社会的主流价值，行为也更容易偏离规范。

如果说家庭与学校教育功能的受损会影响到个人早年的规范认知体系，那么艾滋病造成的政治秩序混乱则让成年公民对政府大为失望，从而削弱了对国家权威的认同。艾滋病的传播对正常的政治生活秩序的干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由于艾滋病波及政府工作人员，甚至是高级阁僚，^[53]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社会服务的能力因而急剧下降，而这些国家为了应对艾滋病危机，对政府能力的要求又更高，期待与现实两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差距。^[54]这种情况进一步削弱了群众对于国家机构的信任程度，政治参与率随之下跌。^[55]其二，一些国家的选举秩序被打乱。在赞比亚、津巴布韦、莱索托等国家，许多议员在任期内因艾滋病而死亡，使得递补选举（by-elections）的次数大增。津巴布韦在2000年到2004年，进行了14次递补选举；莱索托2002年议会选举后又进行了6次递补选举。^[56]选民数量的大幅度减少还改变了政治格局。在1999年到2003年之间，南非2 000万注册选民中有150万因艾滋病死亡而被除名，一些研究者认为南非政权更迭与此不无关联。^[57]另外，艾滋病也成为选战中一个敏感的话题。2001年乌干达总统选举中，两位候选人就相互指责对方是艾滋病毒感染者。^[58]如前所述，目前对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社会歧视还普遍存在着，当政治领袖身染此疾时，民众往往会对其道德产生质疑，这与一个完善的政体中领袖们政治清明、高山景行的形象相去甚远。其三，国家内部在艾滋病防治政策上的不一甚至可能导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紧张与内部的分裂。南非中央政府一度拒绝向怀孕的妇女提供韦拉平（Nevirapine）——一种价格低廉的防止艾滋病在母婴间传播的药物，此政策广受批评。其国内2个省份的地方政府背离中央的政策，向本地感染者提供这一药物，从而使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一度紧张，并出现了离心的趋势。而议会内部的少数党更严厉地指责国大党是在实行“种族灭绝”。^[59]

简而言之，艾滋病广泛传播将损害一国的国家安全，因为它不仅削弱了国家保障公民人身安全、促进福利增长的能力，而且造成教育的缺失与政治生活秩序的紊乱，从而破坏了公民建立对国家权威认同的主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