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学的发展，最初是以引进外国行政学为开端的

一、中国行政学的曲折历程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国古代人民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人类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在政府的行政管理方面，中国古代社会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和特色鲜明的行政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大一统的行政管理体系、人事制度和行政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的行政管理体系发源于上古三代，后经历朝历代不断改进和完善，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总的来看，在中国古代社会政府行政体制中，君主政治体制自上古三代以后长期延续下来，皇帝是全国最高的权力中心，君主的行政权呈一种不断强化的发展趋势；中央和地方行政体制总是伴随着君主专制的程度和时代特点而不断地调整、变化，体现了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具有较高的自我政治调节能力；中国古代行政管理的制度建制和操作机制相对完备，具有较强的系统性。

中国古代的人事制度较为发达，从官员的入仕到致仕均有完备的管理制度，涉及官员的录用、考核、调动、培训、奖惩、俸禄、回避、退休等具体内容。尤其是隋唐以后科举制的实行，为封建统治者选拔了一大批知识水平高、具有管理国家能力的有用之才，对巩固封建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的人事制度对西方影响很大，西方文官的考试录用制度就带有中国古代考试选官制度的烙印。

此外，中国古代社会的监察体系严密、完整。早在西周时期，就设有经济监察官职。秦汉时期行政监察制度初具规模。作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是全国最高监察官员，执掌“典正法度”。在地方则派驻监察御史，以监理纠察地方官员的违法行为。这对于整肃吏治，保证各级官吏忠实执行统治者意图，进而维护统治者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为后来历代统治者所重视，使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得到承袭和不断完善。

但是，尽管中国古代行政管理较为发达，却缺乏行政学产生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也缺乏行政学得以形成的相关理论的支撑。尽管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不难发现有关行政管理的真知灼见，却未能系统发展为完整而独立的行政理论。所以，中国行政学的发展，最初是以引进外国行政学作为开端的。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行政学刚刚在西方诞生之际，我国学者就给予了密切关注。1896年，梁启超在《论译书》中就提出“我国公卿要学习行政学”的倡议。同时，我国开始翻译有关著作，使西方行政学在中国传播开来。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我国一些行政学著作陆续问世。1935年，张金鉴撰写出版了《行政学之理论与实际》，被认为是我国的第一部行政学专著。与此同时，高等院校也开始开设行政学课程。行政学在当时不仅受到理论界的重视，也受到政府的重视，成立了以政府官员为成员的中国行政学会和以学者为成员的行政学学会；不仅出版了一批行政学著作和刊物，而且结合行政管理实践研究现实问题，对推进行政改革和提高行政效率起到过一定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行政管理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前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基础上发展国家行政管理便有了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为了适应新时期新任务的需要，开始积极探索社会主义行政管理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并为我国行政管理的改善作了巨大努力，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保证。

遗憾的是，在本应当加强行政学的理论研究，推进我国行政管理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继续发展之际，我国在1952年进行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时，行政学专业和课程被取消了。其后虽然也在相关学科中对行政管理进行过一定的研究，但是实际上，行政学的系统研究长期被中断、停滞。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得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