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学发展趋势分析

问题与建议_基于《中国行政管理》—年关键词数据..._公共管理的未来十年

杨立华　李　晨　张　腾⁽²⁾

【内容提要】　基于中国知网数据，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2001年至2011年间《中国行政管理》刊载文献的关键词数据进行了词频、类别、年度波动、区域和基金支持分布情况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世纪以来，中国行政学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1）学科研究继续蓬勃发展并逐渐趋于稳定和理性；（2）跨学科交流越来越多；（3）研究重点与社会热点相融合；（4）地域差异显著；（5）基金对行政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大，不同基金支持的侧重点不同。中国行政学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缺乏独立理论体系；（2）研究方法陈旧；（3）研究范式融合不足；（4）地区发展不平衡；（5）基金支持不足和所支持研究不细化深入。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建议：（1）识别核心研究问题，创建独立理论体系；（2）革新研究方法，加大实证研究力度；（3）以问题为中心，加强不同范式融合；（4）加大西部地区行政学投入，促进西部行政学教育和研究发展；（5）加大基金支持力度，优化基金支持结构。研究对加速和优化中国行政学未来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derived from CNKI，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frequency，category，fluctuation，geographic distribution，and funds support of the keywords data of the journal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from 2001 to 2011 through using bibliometric methods．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were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1）research continued to flourish and gradually became stabilized and rational；（2）there were more and more interdisciplinary exchanges；（3）research reflected hot topics of society；（4）research varied across different geographic areas；（5）funds support was increasing，and different funds had different focuses．The study also found som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1）there was a lack of independe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systems；（2）research methods were obsolete；（3）different research paradigms did not integrate enough；（4）research development was imbalanced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areas；（5）funds support was not enough and refined．In the end，the study raised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1）identify the core questions and create independe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systems；（2）innovate research methods and strengthen empirical research；（3）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paradigms based on questions；（4）put more resources in th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western China；（5）increase funds support and optimize its structure.

【关键词】　行政学发展、关键词分析、文献计量、公共管理、学科发展

【Key Words】　Develop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keywords analysis，bibliometric analysis，public management，discipline development

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行政学（行政管理学）研究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行政学得到非常迅速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学科之一。同时，处于快速变革中的中国，也强烈呼唤着行政学理论和实践的继续创新与发展。对中国行政学的发展，学者进行了众多研究与探讨。有学者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指出了中国行政学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还有学者对中国行政学的范式进行了回顾和思考，认为中国行政学主要经历了“行政管理”范式，“公共行政”范式与“公共管理”范式；也有学者对中国行政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行政学研究存在着定位不准、研究主体缺失、缺乏独立的话语体系等问题；一些学者还对中国行政学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进行了预测，认为未来中国行政学的研究内容将向着“行政与政治相融合”的方向发展，行政学的研究方法将趋向实证研究、动态研究，行政学的学科基础将更加宽泛。所有这些研究都对我们理解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参考，但大多是描述性研究，还缺乏对中国行政管理学发展的实证方面的分析。本研究试图运用基于文献的实证分析方法来探讨和分析中国行政学的近十年的发展趋向。

创刊于1985年的《中国行政管理》杂志，是中国行政管理学的权威期刊，对中国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和发展都有着较大的影响。该刊由国务院办公厅主管，是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主办的管理类和政治类中文核心期刊，曾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列为中文核心期刊政治类第一和管理类第一。创刊近三十年来，《中国行政管理》在分析中国政策走向、引进西方行政学与政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及推进中国行政学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中国行政学研究的风向标。本文试图从《中国行政管理》文献的关键词统计研究入手，运用文献计量分析的方法，对期刊所发表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并借此对中国行政学近年来的发展特点、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以期对未来中国行政学的发展提供指导和借鉴。

本文选取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作为文献分析的在线数据来源。该数据库提供了《中国行政管理》1994年至今的全部文献资源。研究于2012年3月利用该数据库搜索和获取了中国行政管理载文量和关键词数据。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行政管理的年载文量较大，且总体处于上升的趋势。

图1　1994—2011年《中国行政管理》年载文量

由于关键词是对每篇论文论述重点和相关主题的概括性描述，对关键词的词频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快速地了解学科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并且可以以时间序列为尺度，勾勒出整体学科研究的发展趋势，因此本研究选择从关键词词频的统计入手，对《中国行政管理》进行分析。另外，需要特别注明的是，《中国行政管理》所刊文章的关键词在2001年之前多为机器自动选出，不具有代表性。因此，为了统一数据分析标准，本研究对于论文关键词的分析年限为2001年到2011年。另外，本研究主要使用文献计量统计的方法，运用SPSS17.0、EXCEL2010等数据分析软件，对关键词进行了词频、类别、地域分布等方面的分析。

通过主要针对关键词的词频、类型、年度波动、地域和基金支持分布等问题的分析，主要解决三个核心学术问题：（1）总结中国行政学发展的基本特点；（2）归纳中国行政学发展存在的问题；（3）根据当前中国行政学发展的特点和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据此，本研究的一个简单框架可用图2表示：

图2　研究框架

为了把握2001年到2011年间《中国行政管理》学科研究的整体特点，研究首先对这11年间的全部学术研究文章的关键词进行了总体分析。

1．全部关键词词频分析

统计表明，11年间总共出现关键词16431个。对这些关键词的词频进行统计，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被归纳在了表1中。在全部关键词词频统计中，共有20个关键词的词频出现频率在30次以上（含30次）；这些关键词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政府研究、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部门、公务员、电子政务与绩效管理等领域。其中有8个关键词的出现频率在50次以上（含50次），依次是“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公共管理”、“政府”、“公务员”、“电子政务”、“公共政策”与“科学发展观”。

表1　2001—2011年全部关键词词频统计表

2．全部关键词类别分析

（1）总体类别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11年间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主体和热点，研究通过聚类分析的方法，对全部关键词进行了整合分类，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从研究方向上来看，全部关键词可以分为33个类别，这些类别是在软件聚类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行政管理学科研究的具体方向确定的。从每一个类别的词频统计结果来看，理论研究、经济发展、公共行政、组织机构与公共部门、法律法规和政府与府际关系这些研究方向的词频数都占了总体词频数的5％以上，其中理论研究所占的比例最大，为8.17％；关键词词频数占总词频数3％—5％的类别总共有7个，分别是人事管理、机制研究、公共政策、绩效管理、公共管理、公民参与与民主政治以及大政方针政策等。这些类别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这11年来中国行政管理学的一些研究热点与研究趋势。

表2　2001—2011年全部关键词分类统计

（2）次级关键词类别分析

为了对每一大类的内部结构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研究又对主要类别（词频数在400以上的大类）再次进行了分类（表3）。在理论研究这个大类中，排名前三位的次级类别分别是政治理论、制度研究和经济理论；而对于经济发展这个类别来讲，经济政策、市场经济建设和金融保险占到了次级类别的前三位；在公共行政这个类别中，行政伦理、政府职能和行政改革则占据了研究热点的前三位。在组织机构与公共部门这个大类中，有关组织机构管理的研究最为丰富；而对法律法规大类来讲，行政法规和立法司法都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在政府与府际关系中，地方政府和政府研究占据了整体研究的绝大部分；公务员管理则是人事管理这一大类中最为热门的研究方向。在机制研究、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和绩效管理这些一级关键词类中，研究最热的次级关键词分别是体制改革、新公共管理、公共政策过程和评价评估。

表3　2001—2011年全部关键词次级类别统计表

（3）关键词类别网络

为了使全部关键词的类别关系可以更加直观地表现出来，研究将主要的一级关键词类别及其二级关键词类别制成了网络图（见图3）。

图3　2001—2011年全部关键词类别网络图

1．分年度被引率较高文献的关键词出现频率分析

虽然论文被引率并不代表文章的真实价值和水平（尤其在学科发展不成熟的阶段，甚至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烂文章高引用”的反现象；这在当前中国学界不乏其例），被引用频率仍可看作是评价文献影响率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衡量学科研究热点的重要指标。研究分年度选取了被引频次前30位的文献，对其进行了关键词词频统计，每年关键词词频出现频率最高的6个关键词如表4所示。统计发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绩效管理”、“公共政策”的频次一直较高；在2003年和2009年，“危机管理”和“应急管理”分别成为当年学科研究的热点；另外，“地方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词频也逐渐增加；同时，“群体性事件”、“乡村民主”等热点也在近两年得到了较多关注。

表4　2001—2011年被引频次前30位文献关键词词频统计

2．分年度关键词波动分析

为了对重点关键词的变化趋势有更加深入的认识，研究选取了表1中词频最高的六个关键词，对其每年的词频进行了波动统计（见表5）。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一词在2001年到2007年的词频一直呈现上升趋势，2007年达到最高点，此后有所下降，但基本上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上；“公共服务”一词的发展趋势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1年到2007年属于第一阶段，最高点出现在2004年；2008年到2011年属于第二阶段，词频基本维持在一个较为平稳的水平上；“公共管理”一词的词频峰值出现在2005年；“政府”一词在2003年到2005年以及2007年到2008年分别出现了两个研究热点时段；“公务员”一词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2005年到2009年；“电子政务”一词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1年到2007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峰值出现在2003年；2008年到2011年为第二阶段，此阶段峰值出现在2008年。

表5　2001—2011年重点关键词分年度词频统计

研究对不同省份和地域的文章和关键词进行了载文量和关键词词频分析，如图4所示。结果表明：载文量呈现出集中分布的趋势。其中，北京的载文量最多，为1035篇；江苏和湖北的载文量分列第二和第三位，分别为253篇和207篇；这三个地域的载文量超过了全部载文量的50％。山东、上海、浙江、湖南和福建的载文量也相对较多，分别是171篇、121篇、116篇、99篇和87篇。新疆、西藏和青海三省载文量则很少，总共只有7篇。

注：

港澳台：MPA教育　公共行政　公共部门

海外：公共政策　公共利益　新公共管理

图4　部分省区市载文量及关键词分布图

研究还选取了每个地域关键词词频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词做成了关键词分布地图，通过地图可以看出，不同省区市的行政管理学研究呈现不同的特点。对于载文量最多的三个省市——北京、江苏和湖北来讲，北京的研究重点是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电子政务；江苏的是地方政府、服务型政府和三个代表；而湖北则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地方政府、政府和公务员等方面。对于新疆和西藏等西部省区，新疆的研究重点主要是民族自治、本土化和边疆民族；而西藏则主要对三个代表、理论、教育等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

1．有基金支持的文献量分析

由图5可以看出，从2001年到2011年，有基金支持的文献数量总体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从2001年的7篇上升到了2011年的133篇。其中，在2008年，有基金支持的文献数量有一个较大跨度的增长，从2007年的45篇上升到2008年的107篇；此后每一年有基金支持的文献数量均超过了100篇，但仍然只占到了年总载文量的约四分之一强。

图5　2001—2011年基金支持文献载文量统计

2．国家级基金支持文献与省部级基金支持文献的关键词分析

统计分析结果（表6）表明，国家级基金支持文献与省部级基金支持文献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对于国家级基金支持文献来讲，“公共服务”、“地方政府”和“公共管理”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关键词，同时，“应急管理”、“服务型政府”、“政府”、“电子政务”、“战略管理”等也是较为重要的研究方向；而对于省部级基金支持的文献来讲，研究最多的三个方向分别是“地方政府”、“服务型政府”和“公共服务”；同时，“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和“行政管理”等也是研究的重点热点所在。

表6　国家级与省部级基金支持文献关键词词频统计

通过对《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到2011年刊文的关键词进行的词频、类别、年度波动、地域以及基金支持等情况的数据文献分析，可以对中国行政管理学这11年研究发展的特点和问题有一个大体的勾勒，进而对中国行政管理学未来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1．中国行政学研究继续蓬勃发展，并逐渐趋于稳定和理性

中国行政学研究呈现一种蓬勃发展的总体态势。从载文量的数据分析结果来看，《中国行政管理》的载文量呈现不断上升的总体趋势；这一统计结果也从侧面表明中国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重点、内容和方向都在不断扩展，中国行政学保持继续蓬勃发展的态势。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行政管理》的载文量在2008年达到一个峰值之后，2009年与2011年呈现小幅下降的趋势。这虽然可能主要代表了期刊自身的调整，但将这一趋势和文献学术价值和影响力的稳步提高结合起来看，则可能反映了中国行政学研究逐步呈现一个稳定和理性发展的态势。

2．中国行政学正成为新的学科交叉点，行政学研究中的跨学科交流越来越多

从关键词的类别统计分析结果来看，中国行政学科研究的跨学科交流越来越多。从早期相对单一学科的研究逐步发展到今天的政治学、管理学、行政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图书馆学等多学科研究相互交融的发展态势。这种交流不仅体现在行政学研究者主动吸取其他学科优秀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如一些学者从行政学学科属性角度以及当前学科研究的薄弱环节说明了行政学者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表现在一些其他学科的学者开始将自己的研究视角深入行政学的研究领域中，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来解读行政学问题，为行政学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3．行政学研究重点与社会热点相融合

中国行政学研究紧跟现实，与社会热点相融合。正如学者张成福所言，“一门学科，在多大程度上回应和满足了时代提出的需求，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发展和繁荣”。如2003年中国爆发了严重的“非典”疫情，则在当年的高频关键词中出现了“危机管理”和“公共卫生”；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后，“公共服务”、“服务型政府”成为2007年至2011年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应急管理”和“公共危机”等反映现实需要的研究领域在2009年和2010年的高频关键词中得到体现。这些例子都表明，中国行政学者对于社会热点问题十分关注，其研究成果对于研究、解决社会问题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4．中国行政学研究地域差异显著

从地域分析结果来看，我国行政学研究地域差异显著。北京作为全国学术研究的中心，载文量占到了全国载文量的四分之一左右，所以在研究重点方面与全国总体的研究重点较为趋近，可以说是全国研究的一个缩影；在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与中部学术研究较为发达的地区，研究重点则呈现出全国性与本地性相结合的特点；而在西部地区，研究本地化更为明显，大多数研究都是结合本地行政管理的实际情况而进行的进一步挖掘。

5．科研基金对行政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大，受不同类型基金支持的项目研究重点不同

科研基金在中国行政学研究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通过图5可以看出，2001年到2011年间受基金支持的文献数量呈现指数增长的趋势，说明基金对中国行政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大。通过不同基金支持项目的关键词词频统计，可以看到受不同基金支持的项目研究重点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讲，国家级基金支持项目，研究角度更为宏观，着眼于战略研究、模式管理等，复制性和可推广性都较高；省部级项目则是将更多的研究重点放在了方法和操作层面，比如像“绩效评估”、“电子政务”等；同时，一些典型案例也是省部级项目研究的一个方向，这在国家级项目中则较少出现。

1．理论研究仍以引进国外理论为主，鲜有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创新，缺乏独立的话语权

纵观这些年中国行政学研究的总体发展态势，可见其与国际接轨的程度越来越深；新公共服务、新公共管理、公共物品、绩效评估、制度变迁等国外学界的研究重点也出现在我们本土研究的高频关键词中。但同时，我国行政研究一般只是将国际经验进行简单的复制性探索，很少有学者将其与本土经验相结合，更少有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创新，学科研究缺乏独立的话语权。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将会极大地威胁到中国行政学知识的传承性。姜杰等指出，“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自觉不自觉地固化西方经验，陷入‘西化’误区。一些学者在很多情况下是直接用西方话语系统来解释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论研究过程充满了直接移植和加工痕迹。”马骏等学者也曾对中国行政学研究中“研究中心非中国化”、“规范理论的贫困”等问题进行过批判。

2．研究方法仍以理论推演为主，缺乏实证研究

我国的行政学研究依然以粗糙的理论研究和简单逻辑推演方法为主，而且大部分是对国外理论的简单介绍和引申，运用先进科学研究方法的规范和实证研究还比较缺乏。从表2可以看出，“理论研究”类的关键词占到了总数的8.17％，位居所有类别的首位。而“研究方法”类的关键词只占总数的1.73％，位居所有类别的第23位。理论推演仍在我们行政管理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而实证研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国内学者在反思中国行政学的发展时，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到这个问题。董建新等人指出，我国行政学研究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状态”，大部分研究都是以理论演绎与针对现实问题的分析方法为主，基于数据的定量方法使用得非常少。何艳玲认为，中国行政学研究面临的困境之一便是规范化困境，即“行政学研究如何形成有质量的知识增长”。同时，还有黄新华等学者通过研究指出，当前“大多数规范研究立足于宏大叙事”，只是在表面堆积和扩展成果，“在声称采取实证研究方法的学术论文中，真正达到实证研究标准的论文非常少”。

3．不断更新与扩展的不同范式之间没有很好的融合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行政学的研究范式呈现逐步更新与扩展的趋势。有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行政学研究进行总结概括后，提出学科研究“主要经历了‘行政管理’范式，‘公共行政’范式与‘公共管理’范式”。在这11年的主要关键词的波动分析中，有关“政府”与“电子政务”方面的研究占据了前期行政学研究最为重要的位置；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则取代了原有的研究热点，成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新宠。这一方面显示了学科研究范式的逐步更新与扩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科研究缺乏必要的累积性和连续性，不同范式之间的研究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融合。固然，不同范式的共存或替代性发展是学科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试图用一种范式全面取代另一种范式的想法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但另一方面，一味模仿跟风，像“猴子掰苞米”一样，拿一样，丢一样，一味“图新潮、图新鲜”，缺乏必要的融合、继承，对学科发展同样是有害的。

4．受高校分布不均衡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影响，行政学研究存在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从各地载文量与高校数量对比来看，北京、江苏、湖北三地的载文量最多，共有1495篇，超过了全部载文量的50％；新疆、西藏、青海三地载文量最少，总共只有7篇，不足全部载文量的1％。通过教育部相关资料我们了解到，北京、江苏、湖北三地共驻有高校145所，约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20％；新疆、西藏、青海三地共驻有高校19所，约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2％。可见，高校数量与载文量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即使排除这一影响，依然可以看出北京、江苏和湖北等地的载文量远超于其高校数量，新疆等地却远小于其高校数量。说明受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影响，我国行政学发展也在区域上暴露出东强西弱、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5．基金支持研究不足，且所支持研究仍较多关注较宏大课题，研究细化和深度不够

从2001年到2011年，有基金支持的文献呈逐渐上升趋势，特别是2007年后有一个较大的跨越，这固然可能受到杂志发表偏好（例，喜欢发有基金支持的文章）的影响，但是也确实反映了行政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各类省部级基金的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出，即使到了2011年，受基金支持的研究也只有约25％强。虽然，这可能并不代表最真实的研究受资助状况，但是考虑到《中国行政管理》作为中国行政学第一期刊，其刊发的受基金支持的文献可能是较多的，这一数字也说明我国行政学研究整体上受到基金支持的力度还不够。另外，从受资助研究的关键词分析也可以看出，这些研究仍较多关注诸如“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地方政府”等宏大课题，研究的细化和深度远远不够，说明我国的行政学发展在整体上仍然处在初级阶段。

1．识别中国行政管理研究的核心问题，创建独立的理论体系

中国行政学研究近10年的发展虽然迅猛和卓有成绩，但仍没有一套自己独立的理论和方法体系，缺乏必要的根基，也没有在国际上能够拿得出手的真正的卓越建树。只有在实践基础上创建自己独立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才能找到中国行政学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出路。中国行政学研究仍然“一盘散沙”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行政学研究未能脉络清晰地识别中国行政学的“大问题”和核心领域，亦未能采取有效、科学的研究方法。学者周志忍在讨论公共管理学科整合问题时也指出：“一门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中有存在的必要，重要一点在于有自己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基本范畴”。要识别中国行政管理的大问题和核心领域，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和文明传统，将对中国问题的行政学研究有意识地和中国文化、文明传统结合来，才能避免“头重脚轻”、缺乏根基的现状；必须着眼于中国社会的实际和特殊国情，必须根植于当代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积极回应社会的现实需求，寻求中国问题的中国解，才能真正建立起具有当代特色的中国行政学理论。只有通过这些努力，中国行政学才能在国际行政学发展中拥有话语权和一席之地。

2．革新行政学研究方法，加大实证研究力度

研究方法的创新不仅需要进一步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研究方法，而且要有意识地将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和中国情景结合起来，从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等不同层面摸索出一套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一定国际普适性的方法体系来。但就目前来讲，要实现研究方法方面的革新和突破，首先必须加大实证研究力度。实证研究是当今国际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也是现代科学研究的“科学性”、“规范性”的主要基础，只有革新当代中国行政学的研究方法，加大实证研究力度，才能实现学科的创新和发展。从关键词频分析和国内学者的反思中都可以看出，我国行政学研究仍以理论推演为主，实证研究运用较少。这既不利于中国行政学理论的规范化，也不利于中国行政学理论的创新和传承。在中国行政学未来的发展中，“应当更多地采用规范的研究方法，并坚持客观性和中立性，力争超越简单的观察评述，揭示问题的本质”；并应加大研究方法类课程在行政学教育中所占的比重，重视主流期刊对行政学实证研究的引导。

3．以问题研究为中心，加强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融合

伴随着中国行政学研究的快速发展，不同的国外研究范式理论也被迅速引入中国；同时，有关何种研究范式更适合中国行政学发展的争论也在一直进行中。不同的行政学范式都有各自存在的意义和优势，范式之间的简单替代是不可取的，只有加强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融合才有利于中国行政学的健康发展。丁福兴等人指出了这种融合的必要性，认为虽然公共管理接替公共行政是社会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又是一个“淡入”和“淡出”的历史过程，对研究范式的转变既要以一种积极的前瞻态度来预期，又要以一种渐进的包容态度来审视。黄健荣等人则更进一步，提出了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两种范式的融合方法，即“公共管理这一新范式出现后，公共行政范式当然还能够也需要继续使用，但应是作为公共管理之下的一个学科分支和应用范式的一个分类概念来使用”。这些分析都是很可贵的。但是，即使是这些比较开明的认识，都还只是站在对西方尤其是美国行政学发展所提供的理论角度的简化理解上来表层地阐释中国行政学的发展问题的，缺乏对中国行政研究自身发展的深入研究和思考。况且，就是在西方，很多学者对我们所谓“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等范式的机械划分也是不以为然的。这些对国外理论标签化的、机械化的认识和消化，不仅扭曲了理论发展的本来路径和面目，也无益于我们对国外理论的真正吸收和消化，更不利于中国行政学的未来发展。要突破这一困境，就必须关注行政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本身，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所谓的“范式”为中心展开扎实、系统和深入、科学的研究，才能更加有效地推动行政学不同范式的共存发展，也才能在整体上更加有益于构筑中国行政学的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4．加大对西部地区行政学教育的投入，促进西部地区行政学研究的长足发展

由之前的分析可以看出，以新疆、西藏、青海等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在行政学研究的成果数量与活跃程度上远不如以北京、江苏为代表的东部地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面临着不同的公共管理情景，加快中国行政学研究的本土化进程，不能忽视西部地区行政学研究的发展。特别地，西部地区地域广阔，民族关系复杂，研究西部地区的行政管理问题不仅是我国行政学的必要和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关乎国家统一和整体安定，而西部地区的学者对研究这些问题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所以必须加大对西部地区行政学教育和研究的投入，确保西部地区行政学教育和研究的发展。这不仅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关乎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必须引起学界、政界和其他社会各界的足够关注。

5．加大基金支持力度、优化基金支持结构

加大基金支持力度是保证中国行政学未来发展，尤其是有关行政学问题的实证研究发展的重要资金保障。没有足够的基金和资金支持保证，有关行政学的很多研究都将无法开展，也无法保证必要的可持续发展。传统上，很多人认为行政学（包括和行政学一样的很多被归类为“文科”的学科研究）是不需要资金支持的，只需要一支笔、几张纸就够了。这种看法限制了中国行政学的发展。事实上，作为一个复杂的交叉学科，行政学所研究的问题和传统自然科学，甚至和同为“文科”的经济学等相比都更为复杂，需要同时考虑更多的研究变量，需要更加深入社会现实（不能仅仅待在办公室或实验室），需要同时收集不同的研究数据，需要集合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包括传统上被视为自然科学性质的诸如GIS、GPS、遥感、仿真模拟等），需要长期的追踪和考察……这就使得有关行政学的很多研究（自然不是全部）事实上可能比很多其他学科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忽视了这一点，进而削减或漠视对行政学的必要支持，都将制约行政学的发展。当然，同时有关行政学研究的基金支持也必须进行结构优化，在继续加大基金支持力度，拓展多元基金支持渠道的同时，必须改变目前基金支持仍然只关注于较宏大课题，仍然“较空”、“较泛”，从而使得研究细化程度和深度严重不足，严重制约了行政学研究的纵深发展的现状；只有加大对有关行政学发展和具体行政学问题的细化和深入研究，才能从根本上促进中国行政学的良性发展，也才能使得基金支持等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学术发展回报。

评估中国行政学的发展，了解其发展的贡献、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进而分析其未来发展路径是推动中国行政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但是由于问题的宏大性和复杂性，问题很难通过简单的研究得到回答。本文选择了一条“以小博大”的路径，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的数据资源，对《中国行政管理》的关键词进行了一些文献计量分析，并通过“以管窥豹”的方法，对中国行政学近10年的发展特点、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归纳分析，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建议。虽然这些研究结论可能并不能全部代表或者反映当代中国行政学发展的真实特点和问题，但是也从一个方面为我们了解中国当代行政学的部分发展现状提供了一些参考。针对文献研究所提出的一些有关行政学发展的建议，也可能并不完全恰当、合适和全面，但是亦可供学界和各位专家学者等参考、批评。所以，研究从总体上来讲，对加速和优化中国行政学未来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当然，研究也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在众多发表行政学论文的期刊中只分析了《中国行政管理》这一代表性期刊；就在这一期刊的文献中，也只主要关注了近10年的文献，分析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关键词领域，既没有考虑更多其他年份的文献，也没有考虑其他分析角度；同时，由于中国期刊发展的不成熟（如关键词的选取标准可能不统一），还可能存在文章自己所说的“关键词”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关键词”等问题（即使如此，作者所选择的关键词最起码也反映了作者自认为自己的研究应归属的领域或门类，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凡此种种，都对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但是，作为一个初步的尝试性研究，本研究还是具有参考价值的。同时，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在解决如上提到的诸种问题的基础上，对本文的研究继续进行检验、修正和发展，从而推动对中国行政学发展评估的深入研究，共同为中国行政学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沈亚平：《中国行政学发展的回顾和展望》，《南开政治学评论》2002年第1期，第5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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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1073008）、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95425）、教育部归国留学人员科研启动基金（60300002011111001）资助。

(2) 杨立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导，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所所长；李晨、张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