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行政学在中国的勃兴
如前所述，中国自古都不乏行政管理的思想，而且，作为世界上为数甚少的几个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行政管理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大一统的国家行政组织体制、官吏管理制度和监察制度为主要内容的行政管理制度。我国封建社会的行政制度和方法对西方国家的行政管理产生过重要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行政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经验和素材，至今仍然受到外国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到了近代，随着西学东渐，行政学被介绍、引入中国。早在1896年，梁启超在《论译书》中就提出“我国公卿要学习行政学”的倡议。中国江南制造局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翻译出版了《行海要术》、《行政纲目》、《行政学总论》、《行政法撮要》等著作，使西方行政学在中国传播开来。孙中山先生参考国外行政学的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行政管理思想。例如，对中央与地方分权、地方自治、选拔人才的见解，特别是提出了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制度。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我国有不少学者致力于行政学研究，并开设行政学课程，创办行政学刊物，出版行政学著作，建立行政学会。罗隆基曾发表《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等论文，提出了行政管理的系列主张。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张金鉴教授的《行政学之理论与实践》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行政学专著，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我国行政学研究的成就。与此同时，行政学开始步入高等院校的殿堂，被列为政治学系的必修课程，有的学校还招收行政学的硕士研究生，并选派一定数量的留学生出国深造。除了理论界的行政学研究之外，当时的国民政府从政治需要出发，也进行了行政学研究。1934年，行政院内部设立行政效率委员会，并出版《行政效率》半月刊，编译了行政学丛书。该委员会后改为行政效率促进委员会，由国民政府行政院直接领导。
然而，现代意义上的行政学在我国的起步相对较晚，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行政学从根本上来说实属“舶来品”，而且，行政学在我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发展情况亦有很大的差异。
谈到行政学在现代中国的发展，首先不能不提及情况比较特殊的我国港台地区。在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们的政府管理体制、高等教育体制以及学术研究体制更多地是受到英国和美国的影响，它们高等学校行政学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基本上是对英、美相应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沿袭和移植，尤其是它们的专业师资队伍和学术研究队伍大多要求在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受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和训练，他们基本上可以及时地了解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行政学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客观地讲，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行政学一直都处在对英、美行政学的跟踪发展过程之中，其行政学的发展水平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相差不是很大。
相比之下，我国大陆地区的行政学发展则是在经过了一段十分曲折的艰难历程之后而勃兴的。
在我国大陆，尽管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从我国国情和不同阶段的不同任务出发，对改善我国的行政管理状况作出了巨大的艰苦努力并且积累了一定的行政管理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学科的行政管理学却在1952年我国高校院系调整时与某些学科一样被撤销了。实事求是地讲，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政府行政管理科学化的进程，也影响了我国行政学的历史积累和发展，更影响了我国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
客观地说，我国关于政府行政管理的学科研究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行政学也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勃兴的。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谈到了至今中国政治和行政学界依旧难忘的一段话:“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行政学等社会科学的恢复和繁荣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学会的成立，酝酿了恢复和发展行政管理学的氛围，一些研究者开始公开撰文呼吁和讨论有关行政管理学的问题。1982～1984年我国行政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缺乏系统的科学行政管理理论指导的缺陷，则对恢复和发展行政管理学提出了现实要求。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恢复和发展行政管理学创造了充分的条件。自此，行政学这门学科得到了非常迅速的发展，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198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和当时的劳动人事部在吉林联合召开了行政管理学研讨会，发表了《行政管理学研讨会纪要》。9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文，号召各省、市、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并于该年年底成立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备组，进而开创了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新局面。1985年，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决定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设置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并且选定武汉大学和郑州大学作为试点高校于1986年正式招生。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很快掀起了一股学习和研究行政管理学的热潮，不少大学和研究单位也相继设置了行政管理学专业或开设了行政管理学课程，同时成立了一批行政管理干部学院，行政管理学甚至被视为我国几千万党政干部的必修课程。1988年10月13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正式成立，并且发行了会刊《中国行政管理》，标志着行政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已获得公认并明确肯定下来，也标志着中国行政学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初战告捷。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行政学研究以加速度的节律迅速发展，表现为学科体系、学科分化、应用研究不断扩大和深入，尤其是研究领域开始触及世界公共行政研究的某些前沿问题。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都对行政学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更推动了中国行政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
回眸中国行政学二十几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行政学从无到有、逐步完善，无论是对西方行政学研究成果的引介，还是对中国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探索，无论是对学科基础理论的建设，还是对现实行政管理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迄今为止，不仅基本上确立了行政管理学的理论框架，取得了斐然的科研成果，而且还形成了从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后研究等多层次的相对完备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今的时代是人类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重要历史时期。回眸过去，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勃兴的中国行政学已经走过了二十几个年头，在这发展迅速的二十几年中，中国的行政学既在开展理论研究、促进学科发展、培养行政人才、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和智力支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也在学科基础、研究方法、课程设置、研究体制、成果转化等诸方面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展望未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行政学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客观现实，只要我们正确地处理好行政学的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国际化与本土化以及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着重从加强理论研究、夯实学科基础，强化“问题”意识、关注行政现实，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质量，优化课程设置、培养专业人才等诸方面推进中国行政管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就可以预见，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一步推进，作为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行政学必将继续焕发出勃勃生机，显现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注释】
[1]菲特·里斯:《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55页。
[2]参见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3]参见张润书《行政学》，台湾三民书局1979年版。
[4]夏书章主编:《行政管理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7页。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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