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小说热：晚清小说里的“中国梦”

文章简介： 二十世纪初，中国兴起了一阵小说热。有文献显示，晚清短短十几年间，翻译、创作的小说总数竟达两千余种，几乎相当于现存的全部古代白话小说的总和。这场由梁启超先生发起的...

　　二十世纪初，中国兴起了一阵小说热。有文献显示，晚清短短十几年间，翻译、创作的小说总数竟达两千余种，几乎相当于现存的全部古代白话小说的总和。这场由梁启超先生发起的“小说界革命”运动，促使晚清出现了中国小说史上空前的繁荣兴旺景象，也强烈表现出了变革强国的“中国梦”，留下了一笔极其珍贵的政治与文化的遗产。

　　19世纪末，大清帝国在一次次对外战争中失败，一次次赔款求和，亡国的危机迫在眉睫。中国主张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为承担起“救国”重任，首先把眼光盯到了过去为他们所不齿的小说上。康有为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曾经利用小说教育百姓，由此萌发了他利用小说来宣传变法的设想。梁启超更是发展了康有为的观点，他认为，原来小说应当经世致用，现在则是“救国”就靠文学了，过去国家腐败，是因为文学腐败，现在要改变国家，自然也要从改变文学入手，从事为政治的文学创作是“救国”的先决条件。只有依仗“文学”，才能挽救祖国，避免被瓜分的命运。梁启超把小说归入文学，并且列为“文学之上乘”，同时在他发动的晚清“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中，小说成为发展得最为成熟的文学体裁。

　　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之后，士大夫们纷纷参与小说创作与阅读，当时小说的创作和销售数量都成倍上升。当然，晚清小说的繁荣，是与社会的近代化连在一起的。由于近代印刷业的发展，廉价的报刊平装书为代表的近代传播媒介大大推广普及了小说；近代社会生活“人文精神”的发展，促使小说以更加细腻深刻的笔触，展示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关系；在都市化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市民，使得小说拥有了众多的读者和较大的社会需求；小说传播的社会化和商业化，使得作家有可能以写作小说为职业。这场“小说界革命”运动，促使晚清出现了中国小说史上空前的繁荣兴旺景象。

　　晚清的小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鼓吹宣传政治主张及民主、自由、科学等新思想的小说；第二类是揭露时弊，谴责满清政府腐败的小说；第三类是传统题材，供人消遣的小说；第四类是模仿外国小说题材的消遣小说。虽说前两类的“政治小说”在晚清小说中所占数量不到百分之五，但是它领导了晚清“新小说”的潮流。开创“政治小说”新局面的无疑是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时，便亲自动手创作《新中国未来记》，试图为“新小说”提供一块模板。尽管这部小说是连梁启超自己都觉得“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文体”的艺术上失败之作，但它还是引起人们的仿效，称得上是开风气之先之作。

　　《新中国未来记》在《新小说》上连载时原本有五回，后因第五回抨击革命，在收入《饮冰室合集》时删去。按照梁启超原先的构想，小说用幻梦倒影之法开头，叙述皆用史笔，从义和团事变开始，写中国后来五十年的事情，也就是他的一个“中国梦”。作者设想：中国南方一省先独立，几年之后各省独立，合成一个联邦大共和国。又大破俄军，倾覆其专制政府，领导黄种人国家与白种人国家抗衡，终于在中国召开万国和平会议，中国宰相为议长，议定黄白两种人权力平等，互相和睦。小说描绘了改革后的动人景象，叙述了2062年“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的盛况，展示中国已经称霸世界的美景。在小说中，梁启超的“中国梦”是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1902年前后，梁启超的思想有一个较大反复，徘徊于革命与改良之间。他在主张革命时构思了《新中国未来记》，但他在受到康有为痛责后，政治主张又由革命改为立宪，这种思想矛盾在小说中主人公黄克强和李去病的辩论中已经显露出来。于是，他原先的构思只好全部作废，只写到主张维新的主人公回国就搁笔了，从此再也没有将它续完。

　　在盛极一时的晚清政治小说中，推翻满清专制，向往自由民主，是作家“中国梦”的一大主题。陈天华的小说《狮子吼》托言梦境，叙事人梦见来到一繁华都会，参加“光复五十周年纪念会”，并在“共和国图书馆”中读到《光复纪事本末》。书中写到了舟山岛上的“民权村”，当年坚拒满洲，遂“与独立国无异”，村中有议事厅、警察局、工厂、医院、学堂等，俨然民主共和国缩影。学堂教习文明，宣讲卢梭“民约论”和“民族主义”，激发学生国民思想。学生们“游外洋远求学问，入内地暗结英豪”，参与革命党人的活动，如拒俄大会、传播《黄帝魂》、《浙江潮》、邹容《革命军》等。政治小说中比较引人注目的还有颐琐的《黄绣球》，女主角发誓要绣出一个新地球，叫“黄绣球”。她梦中得到法国罗兰夫人指点，致力于男女平权，妇女解放，带头并劝说妇女放脚，兴办女学，与劣绅斗争，实行了“自由村”的自治。

　　有意思的是，晚清政治小说中一些作家不约而同写到了在北京举办万国和平会和在上海举办万国博览会的“中国梦”。其中，写上海万国博览会的梦想最为神奇。1902年11月(光绪二十八年十月)，梁启超在新创刊于日本横滨的《新小说》杂志上开始发表他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小说写道，那年的正月初一日，中国民众举行维新五十周年大庆典，“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小说随即铺陈上海万国博览会的设想——“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小说又说：“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

　　1905年，吴趼人发表《新石头记》，虚构贾宝玉再度入世，巡览近代中国，寻求救亡图存的良方。小说结末第四十回写贾宝玉被友人唤醒，告知中国立宪已成，发展神速：“不到几时，中国就全国改观了。此刻的上海，你道还是从前的上海么？大不相同了。治外法权也收回来了，上海城也拆了，城里及南市都开了商场，一直通到制造局旁边。吴淞的商场也热闹起来了，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这万国博览大会，是极难遇着的，不可不看看。”于是二人径奔上海万国博览会，“一出门外便是会场，各国分了地址，盖了房屋，陈列各国货物。中国自己各省也分别盖了会场，十分热闹，稀奇古怪的制造品，也说不尽多少。”小说敷演的上海世博会场景，竟然与当代的真实如此极为吻合！

　　1910年，陆士谔的小说《新中国》用第一人称叙述，以梦为载体，畅想立宪四十年后的新中国美好景象。书叙陆云翔与友琴女士乘坐地铁，二人出车站后所见情景及交谈内容如此：见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忙问女士：“这大铁桥几时建造的？”女士道：“足有二十年光景了。宣统二十年，开办内国博览会，为了上海没处可以建筑会场，特在浦东辟地造屋。那时，上海人因往来不便，才提议建造这桥的。现在，浦东地方已兴旺的与上海差不多了。中国国家银行分行，就开在浦东呢！浦东到上海，电车也通行的。”

　　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谁人能不惊呼神奇！梁启超等三人在小说中对上海世博会的百年预言，并非完全是悬想妄测。这与梁启超他们的亲身经历有关。1903年正月，当年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北美新大陆，行途中他虽错过了因财政问题延期的圣路易斯世博会，但梁任公分明认识到了世博会对于提升城市繁荣的重要作用，触发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灵感。陆士鄂的创作也是如此。陆士谔在小说中那些先进的意识、大胆的设想，一部分是受了在海外求学的弟弟妹妹的影响。同时他和吴趼人的创作，明显受到了梁启超的启发。他们在小说中梦想的北京万国和平会，适与上海办博形成前后关联，如此正显出和平与繁荣的两大主题。小说中“立宪——和平——盛会”的三大招牌性元素，是作家强国梦的文学变奏。

　　在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首的中国作家共同的“中国梦”，不应仅对此作单纯的文学理解，而更应该看作这其实是中华民族对未来的一种政治构想。正如梁启超自己所言，之所以要专门创办一个文学杂志来刊载他的小说，是因为他相信：“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梁启超他们所有的文学活动如出版杂志、倡导文学革命，其目标最终还是希望像《新中国未来记》这样的政治小说能够在中国风行起来，有助于一个强大的政治共同体——“国家”的形成。梁启超他们的政治小说重新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少年中国”形象，并对国家的缔造进行了史的描绘。这在小说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开民族国家叙事之先河。

　　鲁迅在评论晚清小说“特盛”现象时说道：“‘富强’尤致意焉。”晚清的作家们“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有的用如椽大笔去想象一个未来强大的民族国家，有的用寓言去象征寄托自己的变革理想，有的则对民族国家的历史予以描绘、讽喻国事。国家的主体形象在文学中逐渐确立起来，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这一现代民族国家不断进行艺术想象，呈现出各种审美形象，不同时期，面貌各异，形成一个中国形象的谱系。晚清政治小说由于其政治和艺术上的天然不足和历史局限，不久便退出了文坛，然而，梁启超等一代志士仁人在晚清小说界革命中强烈表现出来的“中国梦”，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极其珍贵的政治与文化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