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之德昂族

历史沿革_中国德昂族

第三节　历史沿革

由于德昂族先民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与典籍，汉文史籍对德昂族的记载又极少，也没有发生过对历史有影响的大事件，因此，很少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这给德昂族源的研究带来了极大困难，故笔者试从德昂族神话传说和古歌、为数不多的汉文史料、现代考古发现及体质人类学遗传基因研究成果这几方面去探索其源流和历史沿革。

一、神话传说及古歌

每个民族对于人类起源及早期的历史都有自己的传说，德昂族人也不例外，也有自己独具特点的《创世纪》和各种传说、古歌。

古歌《达古达楞格莱标》说，在有人类之前，天界有一株茶树，它愿意离开天界到大地上生长。万能之神（又说智慧之神）考验它，让狂风吹落它的102片叶子，撕碎它的树干，并让树叶在狂风中变化，于是，单数变成了51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双数变成了51个美丽的姑娘，他们互相结成了51对夫妻，共同经历了10001次磨难之后，有50对夫妻返回了天界，仅最小的一对留在地上，他们就是德昂族人的始祖。这是一个神话故事，其中有个要素颇值得人们回味——树叶，无疑告诉我们其祖先肇始于森林，而茶树和德昂族古代的社会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且反映了德昂族人早期对茶叶的图腾崇拜。

在德昂族中还广泛流传着祖先是从葫芦（或岩洞）里出来的传说：从葫芦里出来的人，长得一模一样，分不出你我他。后来有一位仙人把男人的面貌区分开来，男人们又用藤篾做成腰箍，套住出了葫芦就满天飞的妇女，从此妇女都戴腰箍，并且与男子一起生活。故事所说“男人都是一个模样的，分不出你我他”，反映了每个妇女可以和任何男子结合，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没有必要选择。这或许反映了一群兄弟和一群姊妹之间不分彼此的婚配，没有固定配偶的状态。“后来有一位仙人把男人的面貌区分开来”之后，女方才从具有不同面貌的男子中选择配偶。妇女有权选择男子，婚姻的主动权操在妇女手中，所反映的是“母系家庭”（或母系氏族）时代的情况。到男子想出了办法，“用藤篾腰箍把妇女套住，妇女才和男子一起生活”的时代，父系家庭才算最终确立起来。德昂族还有一个传说：过去是妇女串寨子，男子在家做家务、编竹器。有一天晚上，男子们一个竹篮都还没编完，妇女已串过7户人家，这引起了男子们的不满，从此男子就叫妇女守家，由他们去串寨子。这个故事反映出从母系家庭转变为父系家庭的概况。它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德昂族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缩影。

德昂族把他们民族的起源和历史融入在这些有趣的神话传说中，一代代口耳相传至今，又给这个古老的民族增添了几分神秘感，同时，对于一个缺少史籍记载的古老民族来说，这些传说也是弥足珍贵的。

二、云南濮人族群中的一支

德昂族按其语言系属为孟—高棉（Mon-rhmer）民族系统；按其人种特征亦主要为南亚民族集团；按现代民族志调查资料，亦见其与周边的傣、景颇、阿昌等民族的区别。再考察其社会生活，可知其过去的农业发展水平并不低于其他周边民族，因此，我们可以有一个初步的结论，德昂族是一个历史渊源甚古的民族。

史学界绝大多数专家学者也认为德昂族是云南古代濮人后裔的一部分，其先民与佤、布朗等民族同为百濮中的一支。濮人在云南古代是三大族群氐羌（或为濮、百越中的一直），很早就定居在云南境内，古代的一些江河及物产上均有其烙印，如元江（一说为澜沧江）就被称为“濮水”，永昌郡内的大龙珠也被称为“濮竹”。当然，这里所说的“濮”，并不包括分布在东南和南方的越族。关于分布于中国西南和今天中南半岛交界一带地区的濮人的记载，最早的当为晋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南中志》在记载“哀牢”的情况时说：“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胸、瞻耳种、闽濮、鸠僚，其渠帅皆曰王。……（永昌郡）属县八，户六万，……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

在秦汉时期，德昂先民逐渐从濮人中分化出来，当时被称为“苞满”。早在西汉时，汉武帝开“西南夷”，“定筰存邛，略斯榆，举苞满”，苞满“服虔云：夷种也”^[1]。由此可以看出，“苞满”指的是一种少数民族，只是当时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一民族。东汉时，滇西南哀牢地区内的濮人部落被称为“闽濮”。“孝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狼遣子奉献。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郑纯为太守。属八县（今之大理、保山、德宏、临沧、思茅、西双版纳等地）。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2]这也就是说闽濮部落当时是与哀牢部落一起内附的，其生活地域当在东汉永昌郡一带，也就是今德宏州、保山市、临沧市和西双版纳州一带。生活在这一带的苞满和闽濮“土地肥沃，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蘮毵、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宝石）……”由此可见这部分苞满和闽濮显然已处于“文明的门限”，正在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他们“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不为外界所知。其中的一部分还处于原始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因此，常璩在《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中称其地为“不毛闽濮之乡”。^[3]由于这一带地处中印古道，即蜀身毒道（又称为西南丝路）要冲，加之西汉王朝的不断开发，因此在汉晋时期即为社会经济较发达地区。

东汉末至三国时，“大姓”和“夷帅”成为了南中事实上的统治者，闽濮居住的永昌郡就为“大姓”吕凯与部分汉族官吏所统治。诸葛亮战败孟获，平定南中之后，在滇西设立云南、永昌两郡，蜀国任命的莱降都督李恢曾从永昌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郡（今大理）、建宁郡（滇中）用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并从濮民那里取得课税，蜀国得以“国富民强”。这时，濮人已有较高的生产力了。蜀国封建统治集团大量收敛濮人财富，引起了濮人愤怒，就在诸葛亮死后不久，他们便起来反抗了。西晋时永昌一大姓吕祥于280～290年时曾向晋帝献宝石，一次即达500余斤，因而被封为“南夷校尉”。291～300年时，吕祥的儿子刚被任命为永昌太守就引起了“蜀（缅）”“濮”人民的反抗，并将其赶到双江、耿马一带。两晋至南北朝时期，永昌郡多次从南中或宁州分裂出来，闽濮在“大姓”势力的影响下，其生产有所发展，但原始的部落界线仍未被最终突破，部分部落开始出现阶级分化，徘徊在奴隶社会的门限上。

三、茫蛮部落中的一支

隋唐时期，德昂族和布朗族的先民从闽濮中分化出来，被称为“朴子蛮”。唐代樊绰把它称为“茫蛮部落”。“茫蛮部落，并是开南杂种也。茫是其君之号，蛮呼茫诏。从永昌城南，先过唐封，以至凤兰苴，以次茫天连，以次茫土薅。又有大赕、茫昌、茫盛恐、茫鲊、茫施，皆其类也。楼居，无城郭。或漆齿、或金齿。皆衣青布袴，藤篾缠腰，红缯布缠髻，出其余垂后为饰。妇人披五色娑罗笼。孔雀巢人家树上。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4]

从语言上说，茫人对其首领称为“茫”（又写做猛或莽），这个特点佤昂语系民族中一直保留到现在。从服饰上看，茫人部落妇女的服饰有其鲜明特点，如“藤篾缠腰，红缯布缠髻，出其余垂后为饰。妇人披五色娑罗笼”等，在德昂族、佤族、布朗族中是一脉相承的，如妇女“藤篾缠腰”、包头“出其余垂后为饰”等传统习惯更是直到今天仍被德昂族人传承。因此我们也可以确定“蛮人”确为德昂族先民。这时的德昂族虽然尚未从茫蛮部落中独立出来形成单一民族，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其已粗具雏形了。

茫人部落是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古代的滇西南地区是多民族杂居地区，所属的居民有墨齿、金齿、银齿、绣脚等。茫人居住的区域从“藤湾城南至摩些乐城……渡水郎阳川（今德宏境内龙川江），直南过山至押西城。又南至首外川（大盈江）。又西至茫部落。”^[5]从以上记载的地名粗略地向我们展示出，隋唐时的茫人部落主要居住在现今的保山市、临沧市、德宏州、西双版纳及普洱的南部一带。在当地的民族中，朴子蛮（茫蛮部落）在隋唐时是这里的主要民族。

738～902年，南诏国崛起。南诏王家族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茫人的鼎力相助，又有婚姻关系，南诏王与澜沧江以东茫人的关系十分友好，但澜沧江以西的茫人却没有归附南诏国。到皮罗阁时，他的势力才扩展到澜沧江以西，他首先征服了“望苴子”的部分，这也是茫人的一部分。^[6]到唐贞元十年（794年）南诏王异牟寻进一步征服了茫人，茫人部落居住地成为南诏版图的一部分，他们也成为南诏的国民，为南诏奴隶主服兵役。据樊绰在《云南志》中记载，“咸通三年（862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亦有此茫蛮，于安南苏沥江岸聚二三千人队”与唐军作战。茫人成为南诏国的成员之后，南诏统治者采用羁縻政策统治茫人，即由其居于原地，并保留部落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变，南诏统治者通过征收贡纳、征调奴隶兵来实现统治。^[7]当时茫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受到南诏的深刻影响，茫人部落有固定的地域，以农业为本，他们已超越了血缘部落阶段，发展到地区部落即部落的高级阶段，但仍未最终脱离原始社会的脐带。

四、金齿和金齿人

至唐末五代时，南诏国衰落，大理国（937～1253年）崛起。大理国政权解除了朴子蛮在南诏时期的集体奴隶地位，免除其奴隶性质的徭役。“是后金齿诸蛮浸盛”，在宋朝时期金齿逐渐摆脱大理国的控制，强盛起来。在元朝初期，即公元11世纪中期或后期，金齿在滇西建立了一个显赫一时的地方政权——金齿国。

“金齿”在元代作为地名，指今德宏、保山一带。金齿之名，起源于用金套包牙齿，最初是一种风俗习尚，后演变为部落名称，其中也包括了德昂族先民的部落。由此可以看出，金齿与茫人为同一民族，即是茫人部落之一部分有饰齿习俗的人，由于以金饰齿习俗在茫人中具有鲜明特点，金齿也就成了茫人的俗称。元代史书又将他们的统治区域称为金齿国。

宋朝时金齿国辖区以“澜沧江界其东，与缅甸接起西”，“沱江州（今越南北部山西省、富寿省一带）地接金齿”^[8]，即今天的保山、德宏、临沧、思茅和西双版纳等地以及缅甸北部、老挝北部和越南西北部的广袤地区。这说明当时的德昂族先民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占有一定优势，在金齿国的范围之内，其他民族如傣族、阿昌族、白族等都是隶属于金齿族的。这是德昂族发展史中一个辉煌的时期。但未见史书记载有关金齿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从历史上考察，应在今保山市。

到了元朝统治时期，曾对金齿民族进行军事征服，金齿人不断反抗，经济遭到破坏，军事实力受到极大削弱，政治势力也日益衰落。元朝征服金齿后，对金齿地区统治的深入，金齿奴隶主贵族丧失了作为统一的政治实体及军事力量，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在金齿地区迅速发展，使金齿奴隶主制度完全瓦解了。到了元代中期，德宏地区麓川势力（傣族）逐渐强盛，元代末期，傣族统治者已逐渐把盈江、潞西地区的德昂族先民等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了。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德昂族先民也完全成了傣族土司的属民。

五、崩龙或崩龙族

史学界一般认为德昂族是自元末明初逐渐形成的。原来统一的金齿民族经元、明两个朝代数百年的分别发展，相互之间出现明显的区别，史书也用不同的民族名称称呼他们，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德昂族也就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形成。^[9]那时汉族和汉文史料还不称其为“德昂”，而且他们作为一个单一民族被载入史册也是到了清初之时了。历代史籍中开始出现对德昂族较确切的记载，大约是在公元11世纪后，见于清乾隆《东华录》，光绪《永昌府志》中。初写做“波竜”“波龙”或“波笼”。光绪《永昌府志》载：“崩龙，类似摆衣（白夷的异译，今傣族），惟有语言不同，男以背负，女以尖布套头，以藤篾缠腰，漆齿，纹身，多居山巅。”清代以来，德昂族分布的区域很广。当时，主要分布在永昌（今保山、德宏）、顺宁（今凤庆、临沧、双江）及与缅甸交界地区，他们与“濮夷”已有所区别（对此本章第一节中已述及）。

明代和清代前期，德宏土司地尚有较多的德昂族人口。潞西的轩岗坝，靠近潞江边的勐牙、勐板，遮放至瑞丽一段，陇川江两岸的大片土地上都是他们的村落。从保山、腾冲通往缅甸的多条通道沿线均为德昂族人居住，封建朝廷为了维护商道畅通及地方安宁，委任少数民族首领为抚夷、千总、把总，以维护治安；陇川的护国、邦瓦、章凤，瑞丽的雷弄、户宋，遮放的贺幌这些地方都是德昂族人任千总、把总。^[10]

明王朝先后于正统六年（1441年）、八年（1443年）、十三年（1447年）3次出兵征讨麓川，基本击败了麓川王的势力，之后在麓川境内屯军防守。明军在今陇川县境内所筑的大城（今原县治上方，群众称为诸葛营盘）、景坎城、章凤城都建在德昂族聚居区内。由于土司的压迫剥削，引起德昂族的多次反抗。明嘉靖二年（1523年），靠近潞江的勐牙、勐板的德昂族人武装反抗芒市放氏土司，放氏土司派兵镇压，遭到起义军的围歼，损失惨重，土司因而丧失了对勐牙、勐板的统治权。到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冬，以潞西芒牙、芒棒、芒究、拱别、邦宛等地德昂族为首，在其民族首领塔岗瓦领导下，提出“官家不公平，杀死官家解不平”（因土司强迫他们将一些水田无偿调拨给其他民族）的口号，向土司进军，把放氏土司赶跑，但由于土司得到清政府地方官吏和其他土司的支持，经过半年多的战斗后把德昂起义军打败，^[11]德昂民族丧失了固有的家园，又沦为傣族土司的属民。另外，明末清初，大批景颇族迁入德宏山区后，因和德昂族宗教信仰与民族风俗习惯不同，常发生纠纷，乃至武装冲突，也迫使陇川、瑞丽境内德昂族人大批迁离。战争和冲突致使许多人被迫离开本土，迁往他乡，大部分迁到了缅甸。仍居住在德宏、保山、临沧等地的德昂族人已不多了，他们的零星村寨都是附属于当地土司或景颇族的部落首领的。

分属傣族封建土司和汉族地主所统治的德昂族，处于政治地位低下，经济生活十分贫困的境地。自元明以来，德昂族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属于傣族封建领主的一部分。进入晚清和民国时期，地主经济逐渐渗透到德昂族人的经济生活中，德昂族深受统治阶级的经济剥削，农民不仅要缴纳各种苛捐杂税，而且还受到债利、地租、牛租、雇工的种种剥削。^[12]

土司为便于统治和剥削德昂族人民，指定各村寨头人为伙头，管理各村寨，为土司派款和收缴贡物。德昂族头人中最大的是“达岗”（总伙头），其职权相当于乡长，总伙头管理若干个村子，下设“达吉岗”（伙头），达吉岗是一个村寨的头人，相当于村长。此外还有“达朴隆”“达基格”，他们与伙头一起处理寨内一切事务。他们原是村社内为群众办公共事务的人，但经土司委任职务后，就变成土司统治德昂族人民的爪牙。^[13]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进驻德宏、临沧、思茅等地区以后，德昂族人民获得了解放，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平等的一员，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开启了民族发展的新篇章。由于战争、迁徙和民族融合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境内德昂族人口仅有6000余人，且居住分散，是典型的小聚集大分散的民族，但居住比较集中的仍保留着本民族的特征。通过党和政府的扶持和德昂族自身的努力，德昂族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历史的跨越。当时在民族识别时，仍然沿用了“崩龙族”这一称谓。

六、族称被修正为德昂族

“德昂”本是德昂族的自称。镇康、耿马一带的德昂族自称“尼昂”或“纳昂”。德昂族由于方言和服饰的差异，又分别称“红德昂”“花德昂”“黑德昂”。我国清初以来的相关史书均称其为“崩龙族”，而“崩龙”一词在个别民族中是带有贬义的，根据本民族意愿，并报经国务院批准，于1985年9月起正式更名为“德昂族”。

德昂族人口虽少，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自1984年10月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来，德昂族在政治上同其他民族一样，享有民族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各级党政部门和人大、政协机关都有德昂族代表，各级各类学校培养出了许多的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当中的德昂族精英和其他各民族干部一样辛勤工作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得以落实，宗教活动场所被恢复。另外，还根据德昂族的居住状况调整和新建了一批民族乡。

自改革开放以来，德昂族民族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通过1985～1999年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农村经济市场化机制改革，德昂族农业和农村经济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加之政府实施的各种措施的扶贫工作，德昂族不仅摆脱贫困，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通过发展生产，经营农、林、牧、副、渔多种产业，走上了致富之路。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长足发展，德昂族地区的科教文卫事业也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如今，德昂族行政村和各自然村都通了电、通了公路、通了电话，各行政村都有卫生室和完全小学，实现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七、古代德昂族先民与其他族群的关系

百濮与孟—高棉两大族系具有文化上异源同质的特点，孟—高棉语族的主体民族应该起源于印度，而百濮人祖先显然生活在中国。两者在历史的发展中相互融合，还同时受到氐羌、百越族群的影响，经过长期复杂的演化，形成了文化上存在很多一致性的特点，并逐渐形成新的民族并以这些民族为名号活跃在日后的东南亚历史舞台上。

（一）濮与越的关系

从地域分布上看濮人生活在内陆，越人主要分布在沿海，但二者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发生了融合。

战国时期，濮人在今四川南部、贵州、云南都有分布，其中贵州濮人的数量尤多，因而在贵州形成了多个濮人和越人错居杂处的局面。战国至秦汉之际，贵州以濮人为主的夜郎王国内部就有越人部落。至于断定夜郎的核心属于濮人集团的原因在于：《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这反映出南越和夜郎虽然关系紧密，但政治上各自独立，经济、文化上应该也存在相应的区别。再有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可见夜郎侯以竹为姓，又被称为竹王，而越人早年的习惯是有名无姓的。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前24年），夜郎王国由于内讧和与汉朝关系紧张，夜郎王被汉朝官员诛杀，国家宣布灭亡。部分不愿顺服接受汉人统治的夜郎濮人群体大量向南方流徙迁移。

到魏晋时期西南夷社会已不同以往，汉人大量进入云贵高原，同时原先活动在四川南部和云南西部的氐羌夷人（包括昆明、叟）开始加强往东迁徙。在这些民族的挤压和打击下，云贵高原上的越人和濮人的融合速度加快。魏晋时期，汉族史书将百越系统的民族称为“了僚”。西晋陈寿（233～297年）所撰的《三国志·张嶷传》裴松之注引《益部耆旧传》说：“平南事讫，牂牁、兴古僚种复反”，张华（232～300年）所撰的《博物志·异俗篇》则记载“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日僚子……”据研究，僚是百越自称“我们、人们”的译写。这很有可能是汉人将其人称代词作为族称来称呼当地的越人，不是出现了一个新的民族。这一时期的很多文献上，濮与僚是共存的。例如“谈稾县，有濮、僚”，“伶丘县，主僚”，“兴古郡，……多鸠僚、濮”。正因为魏晋时濮、僚共存，文化接近，并且濮人人数占优势，因此，《华阳国志》在追溯夜郎的历史时称其为“夷濮”。南北朝以后，濮、僚融合了，多自称为“僚”，因而在汉族的历史文献中，僚人活动较为频繁，而濮人则很少再见了。所以《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在追溯夜郎的历史时称其为夷獠：“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遯水，……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

（二）濮与氐羌的关系

濮人在和越人相互融合的同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也与氐羌体系的部分民族融合。据彝族史籍《西南彝志》的记载，云南东部的濮人曾与从西部东迁的夷人（今彝族先民，包括昆明、叟）为争夺土地和财富发生多次激烈冲突与战争。一些夷人在和濮人的交往中变成了濮人。据《西南彝志》载“默家的嫡母，其母生六子，由呢作特迁，到朵鲁打去，成了习米濮。”“恒雅笃之世，迁往东方去，居益者陀尼。西部恒家兵，在崇洪坐姆，变成了濮人。”夷人与濮人的交往使他们“吸收了不少濮人的风俗、文化，而后来彝族的一些支系便自称为诺苏濮、纳苏濮、倮倮濮、改斯濮、葛濮、阿灵濮等。这些称呼一直流传至今。这些非濮人的西南游牧民族称濮，显然是融合濮文化而把濮人的自称法接受过来了。”而川西南的濮人，西汉时期就和彝族先民有过矛盾和斗争，结果因失败而被迫南迁，没有迁徙的那一部分人则融合到了夷人中。据《三国志·蜀志》说“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杜预《春秋释例·土地名》云：“建宁郡南有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名‘百濮’，又称‘叟濮’”。这说明当时云南建宁南部地区不仅有濮的分布，且“叟濮”之称说明濮与叟的融合。

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蜀汉的李恢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另据《太平御览》记载：“云南郡……治云南县，亦多濮夷，分布山野，千五百人男女大小蹲踞道侧，皆持数种器杖，时寇钞，为郡邑之害。”《华阳国志·南中志》还记载：“云南郡……土地有稻田畜牧，但不蚕桑。”结合上述史料的分析，云南楚雄双柏县最迟在蜀汉时已有濮人迁入，分布山野，并与当地的叟人相融合，因此当地土著人形成了农牧相间的生存形态。从“分布山野，千五百人男女大小蹲踞道侧，皆持数种器杖，时寇钞，为郡邑之害”的记载分析，其从事畜牧业的比例甚至还更大一些，说明濮叟相融基本体现为以濮融入叟。

（三）濮与孟—高棉民族的关系

从族源上看，濮与孟—高棉民族源于不同的族群，但经过先秦两汉的长期融合与混居，云南西南地区部分的濮与孟—高棉民族之间又建立了密切的族际关系，而且文化上出现了显著的一致性。

东汉永昌郡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称，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部内附“有称邑王者七十七人”。《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哀牢部归附后的永昌郡，除哀牢人外，还有“闽濮、鸠僚、裸濮、身毒之民”。显然，包括濮、越系统的鸠僚、裸濮，孟—高棉系统的哀牢人都共同混居在永昌郡。这种混居状况使双方的交融成为可能。永昌郡“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这种地理条件促使永昌郡的农业发展较快。农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作为农业民族的文化传播，因而在永昌郡这几个民族的文化交流中，濮越文化占据着一定优势，他们的文化交流体现为孟—高棉民族大量吸收濮越民族的文化。

如有关哀牢人的记载，《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哀牢）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著尾。”从考古发掘材料看，衣着尾饰在濮越族群中也普遍存有此俗，在滇国青铜器图像上，也有部分衣饰尾的图像。另外“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这些习俗则带有明显的南亚（古印度）风格。《后汉书》又说：“知染采文绣，厨斑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桦，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污。”《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说“哀牢臂胫刻文”。有关闽濮的记载，《广志》说“文面濮，其俗刺面而青画之”，又说“木棉濮土有木棉树，”“黑焚濮出桐华布”。罽叅即“缥氎”，《滇略》谓：“氎者，织羊毛为之，其细如绒，坚厚如毡。染成五色，谓之缥氎，永昌、丽江人能为之。”帛叠和桐华布，据朱希祖考证，所谓帛叠、白叠都出自濮人的译音，且“考中国古代纺织，则丝织、麻织盖传自西蜀，而毛织则传自氐羌，惟棉织为濮族特创”。因此，哀牢人能够掌握棉织也反映了对濮越文化的吸纳。

精于纺织、文身绣脚、跣足、穿鼻儋耳，是百越文化的特征，而这些文化特征在闽濮、哀牢人身上都共同存在，说明哀牢人、闽濮都不同程度地对上述濮越文化有所吸收。

在风俗及物质文化广泛交流的基础上，这一地区的孟—高棉民族与濮越民族还出现了早期图腾信仰文化层面的交流。

《后汉书》《华阳国志·南中志》均记载了永昌哀牢女触沉木有娠而生子的九隆传说。在《南中志》中还记载了夷濮女触竹生子而成雄长夷濮的夜郎竹王的传说。与此相似，在《楚辞·天问》中有“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水滨之木，得彼小子”的记载。从几个传说记载的时间看，《后汉书》《华阳国志·南中志》成书于魏晋南北朝之际，《楚辞·天问》为屈原所作，其时间应是战国时期。从传说本身分析，其内容有明显的相似性，传说的时间有前后承接关系。另外，这一传说流传的湖广、云南两地分布着共同的族群——濮。根据史料分析，濮与巴、楚、邓都是周王朝在南国的方国，主要分布于江汉流域之间，这已为以后的史家所证实。孔颖达《疏》说：“汉世西南之夷……庸、濮在江汉之南。”《国语·郑语》韦昭注：“濮，南阳之国。”顾颉刚先生在《史林杂识·牧誓八国》中考证说：“濮人居住地，在楚之西南，可以论定。”童书业先生也考证春秋时期濮地应近汉水。杨伯峻先生认为濮地当在湖北石首附近。徐中舒先生考证濮地接近于均、郧、房三县的汉水流域。虽然各说有分歧，但濮人活动范围主要在江汉之间应是不错。从地理位置上看，濮人的分布与楚相接，因此，楚人的传说有可能也传到了濮地。据《史记·楚世家》记载，随着楚国的强大，与楚相邻的濮最早为楚国所吞并，大量的濮人被纳入到了楚国的版图之内，这使濮人更有可能受更多楚文化的影响。随着楚国的势力扩张到了长江以南，濮人被迫转移到了西南地区，进入云南，相应地，濮人也把一部分楚文化带入了云南。

综合以上因素，传说有可能最早产生于楚人分布的湖广地区，濮被楚国吞并后，这一传说也影响到了濮人，又随着濮人的迁徙而传入西南地区，并随着濮与越的融合而形成夜郎竹王的传说，与哀牢人的融合形成九隆的传说。

传说的传播还只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层面，《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哀牢）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说：“哀牢臂胫刻文。”这与濮越源于龙图腾崇拜的文身之俗相一致，结合这个传说在传播过程中由最初触木生子后逐渐加入沉木化龙的因素，可以认为传说的传播为最后共同图腾崇拜的逐渐形成奠定了基础。

随着濮与孟—高棉民族的融合，史籍中开始用一个新的名称来指代这一正在形成中的共同体，这可以从史籍对这一部分濮与孟—高棉民族的记载发生的微妙变化得到证实。

据《南中志》记载，在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年），哀牢部第一次归附，汉设益州西部属国时，其地有闽、越、濮和鸠僚。此处有两种断句方法，其一划为“闽、越、濮”，其二划为“闽越濮”，即闽越。闽越是百越的一支，主要分布在福建。故《说文解字》“闽”字条载：“闽，东南越，蛇种。”这说明闽越在东南沿海，是越民族中分布在东南沿海的一支。正因为闽越的称呼是特指的，有明确的地理区域的限定。一般也不用“闽越”这样的称呼来指代云南的越人，而常用僚、越来指代，到了后期则出现直接根据不同地理分布来称呼不同地区越人的趋向，如称永昌郡的越人为“滇越”。结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用“闽越”来称呼永昌的越人不大可能，因此在此处“闽越”应划为“闽、越”，即应该是两个族群的代称，而不是指代一个族群。因此，建武二十三年汉设益州西部属国时，其地有闽、越、濮和鸠僚四种民族群体。越、濮、鸠僚在史书中都有记载，其源流很清楚，有疑问的是闽这一族群的归属。现有的西南史料对“闽”的记载很少，只有两处，除建武二十三年的记载外，永平十二年（69年）还出现了“闽濮”的记载，根据史料我们很难判断“闽”的族属。在对孟—高棉语族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该语族中的孟人一般被称为“蒙人”或“孟人”。高棉人在唐代中国史籍中被称为“阁茂”和“吉蔑”，但唐以前的称呼不明确。“吉蔑”这一名称来自高棉语。柬埔寨学者登耶认为，在古代高棉人社会中，地位比较高的妇女往往被称为me，音蔑（头头、领导者）。高棉人（Khmer）一词，就是从K＋me演变而来的，其过程是k＋me—Kme—Khnle—Khmer，但对早期高棉人的称呼完全有可能只简称为me（音蔑）。一是因为古代高棉人社会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妇女的地位都比较高，这是其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特点；二是在高棉语中，k只用来作词前缀，起强调作用。

从音韵学的角度对这几个名称的上古音进行分析发现，“闽”和“棉”声母相同，韵部相近，文元旁转；“棉”和“蔑”声母相同，韵部相近，元月对转；“棉”和“孟”声母相同，韵部相近，韵腹相同，韵尾都是鼻音。因此，从上古音的分析，“闽”“棉”“蔑”“孟”这几个字在古音学中读音相近，发音都只是一音之转。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两汉时期，古代高棉人因其社会正处于妇女地位较高的时期，或受这一特殊发展阶段的影响而被称为me（音蔑）。“孟”人的发音与“蔑”相近，因此孟—高棉民族进入云南后就按其读音统一转译为一音之转的“闽”或直接缩读孟吉蔑为“闽”，就像将斯基泰缩读为“塞”一样。到唐代则进一步被称为吉蔑。故建武二十三年的“闽”人应该是孟—高棉语的民族。

据《南中志》记载，汉在其地设置永昌郡，其地有闽濮、鸠僚、僄越、倮濮、身毒之民。与建武二十三年的记载对比，前后两次归附相距22年，因此，这一地区分布的民族应变动不大，两者之间应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

从前后两次记载来看，鸠僚没有变化，越进一步分化为僄越，濮中的一部分分化为倮濮，新出现了闽濮。新出现的闽濮是蔑濮或棉濮的音转，是孟—高棉语族的孟吉蔑人与濮人的融合体。哀牢部大规模内附后，进一步消除了两者交融的政治阻障，同时分布也较为接近，《通典》卷一百八十七说：“诸濮地与哀牢接。”在孟—高棉与濮越群体大规模交融的背景下，出现了“闽濮”的称呼，这是两者间交融过程的反映，“闽濮”指的应该是这两个族群中在云南西南地区出现融合的那一部分群体。这个称呼符合中国史籍称呼两个正在融合的族群的习惯，类似的如“叟濮”。

另外，南北朝爨氏割据时期，还曾平灭过缅戎的叛乱，《爨龙颜碑》记载“（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州土扰乱，东西二境，凶竖狼暴，缅戎寇场”。这里的缅戎显然不是后来的缅人，因为缅的称呼是9世纪中叶后才正式见诸史书。尤中先生通过对史料的分析也证明了缅戎就是永昌郡内的“闽濮”。为何用“缅”来指代闽濮呢，显然跟“缅”与“蔑”是一音之转有直接关系，“缅戎”和“闽濮”同样都是根据高棉语转译形成的“吉蔑”或“孟”的同音异读。无论是“缅戎”还是“闽濮”，其名称中都包含有共同的“蔑”的称呼，这说明了其族群构成中孟—高棉语民族的成分。显然，在这里史家更多地注意到这个正在融合的族群中存在的孟吉蔑特征，因此用“缅戎”来指代闽濮这一群体。

三国时期，蜀汉平定南中后，为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对南中地区的郡县作了一些调整，同时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强制性移民，《南中志》载：“李恢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这次迁徙使云南郡出现了上方夷和下方夷，而所谓的上方夷和下方夷，分别指的是“从云南郡之南的永昌郡迁来的南濮夷和从会无县一带迁来的北濮夷”。从会无县迁来的北濮夷就是从江汉迁至西南地区的濮人的一部分。据童恩正先生研究，春秋时代，在今四川合川一带，似乎就有一个较大的濮人部落，其首领自称濮王，崇武之风尤甚。《舆地纪胜》引《图经》说合川钓鱼山双墓的来历：“巴王、濮王会盟于此，酒酣击剑相杀，并墓而葬。”秦汉时期川、渝的濮人多散居盆地东部，故左思《蜀都赋》云：“左绵巴中，百濮所充。”扬雄《蜀都赋》云：“东有巴，绵亘百濮。”《华阳国志·巴志》也记载：巴郡“其属有濮、、苴、共、奴、獽、夷蜑之蛮。”蜀郡的南部更是濮人分布的主要地区，会无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其穴多有碧珠，日不可取，取之不祥”。

这里我们注意到，永昌郡内闽濮的称呼也为濮所代替，与文化上出现的涵化相对应，这说明濮化的过程很明显，但这部分孟—高棉与濮的融合体与由北迁徙而来的濮显然还有较明显的差别，所以用“南方濮”和“北方濮”来区别。

综上所述，两汉时期孟—高棉族群迁入云南西南地区后，其中一部分按其译音被称为“闽”。随着这部分群体与濮形成密切的族际关系，他们吸纳了很多濮的因素，文化上也呈现出明显的濮的特点，于是被称为“闽濮”作为对这部分融合体的称呼，这部分群体因为融合了孟—高棉语的部分族群而与濮的其他部分有一定差别，因此出现“南方濮”与“北方濮”之称。

（四）孟—高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交融

濮人在向西南地区迁徙的过程中，与云南不同民族形成了程度不同的族际关系。两汉时期才进入云南的孟—高棉族群，在多民族交错杂居的人文地理环境中，也逐步形成与周边民族复杂的族际关系。

从历史学、民族学方面看，一些相关史料从侧面反映了孟—高棉族群与百越、氐羌这种复杂族际关系存在的可能性。例如，布朗族在历史上主要受傣族召片领统治，与傣族通婚，受傣族影响信仰小乘佛教。据调查，目前布朗族的主要节日绝大部分都与傣族相同，因此在体质和文化上与傣族的交融都比较深。再如，佤族先民望蛮外喻部落分布在永昌西北，即今腾冲县境内。《蛮书》卷四说：“望蛮外喻部落，在永昌西北。”按此说，则腾冲即为外喻部落的聚居区，南诏对当地望蛮的抽调一次就达千余户，因此，望蛮的人数应该比较多，但现在居住于腾冲地区的佤族仅有2000人，是什么原因造成腾冲地区望蛮数量的锐减呢？笔者推测与其他民族的融合是主要原因之一。“外喻部落的佤族‘其人长大’，体型显然与东南澜沧江以西的部分有所不同”。这表明腾冲地区的望蛮有可能已经与其他民族发生了体质上的融合。“体质融合过程是经过通婚的途径发生的。相互有遗传差别的族群通过联姻方式，产生基因交流，从而改变传统的单一族群内部的遗传特征，使子代在体质性状、生理特征方面具有了两个族群的基因，并以此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遗传性状遗传到下一代，直到又与其他族群基因发生交流”。如上所述，体质融合是通过婚姻途径发生的，而佤族婚姻制度的某些方面为体质融合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佤族的婚姻制度中有着同姓不婚的严格规定，“所谓同姓是指出于同一祖先具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他们认为同姓人发生婚姻关系，会触怒鬼神，鬼神就会对人进行惩罚，降临各种灾难。历史上为了制止同姓婚，佤族不仅用严厉的习惯法加以防范，还利用鬼神观念的力量来约束及禁止。所以村寨中极少存在同姓人的婚姻关系”。佤族婚姻制度中，同姓不婚的规定使佤族的婚姻具有一定外向性、开放性。正是这种外向性、开放性使望蛮与其他民族的体质融合成为可能。而永昌郡地区从东汉以来就是滇越主要分布的地区，同时，这一部分佤族分布的地区也接近滇西北地区——氐羌民族南迁入云南的主要通道，因此，腾冲地区望蛮与其他地区望蛮在体质上的差异正是腾冲的望蛮与这一地区分布的氐羌、滇越族群体质融合的反映，而望蛮数量减少正是望蛮融合于这些民族的结果。

虽然，孟—高棉语民族与上述几个民族都发生了交融，但不同族群间的融合程度有明显的差异。

百越、氐羌两大族群间存在交融。这一点通过考古学研究也能得到证明。比较研究发现，在云南受东南沿海文化影响的以滇池为中心的百越文化系统和受黄河流域文化影响的以洱海为中心的氐羌文化系统都带有了对方的文化特质。例如，从作物栽培方面看，种植稻谷是我国东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云南在受东南沿海文化影响地区也发现了稻作遗址，典型的有滇池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稻作遗址。而我国中原及西北等受黄河流域文化影响的地区则与东南地区不同。他们原始社会农业遗址以粟作文化为主，因此，在作物栽培方面，受黄河流域文化影响地区应以种粟为特征，然而，在受黄河流域文化影响的宾川白羊村、元谋大墩子却发现了具有东南沿海文化色彩的稻作遗址。同时，这两个地区在地理位置上与受东南沿海文化影响的地区，特别是滇池地区相邻近，在经济类型上也具有很多相似性。这些有利条件使文化交流成为可能。因此，我们认为上述事例正说明在两大文化系统的交汇地带文化交流的存在。

青铜文化时期两大族群的交融进一步明显，“随着居住于滇西地区的昆明族畜群的增加和部落的壮大，向外扩张和不断迁徙成为必然”。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有不少反映昆明人与越人大规模战争和昆明人进贡、被俘、被杀的场面的图像，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族群间的互动成为青铜文化时期百越与氐羌实现交融的主要途径。此外，在滇池地区的石寨山、滇西地区的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等地发现了同类型的铜编钟，这两地共有的文化因素说明了两大族群交流的存在。滇西地区的代表器物铜柄铁剑、山字格铜剑在滇池地区也有发现，而楚雄万家坝也出土了具有明显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特征的一系列器物，如扁平茎无格铜剑、半月形铜钺、铜臂甲、乳钉文眉牌等。显然，正是滇池地区与滇西地区密切的文化交流形成“楚雄万家坝既有滇池地区特点，又有洱海地区特点的文化内涵”。从这一文化内涵分析，楚雄万家坝正是当时两大族群的交汇中心。

孟—高棉语民族与百越和氐羌的交融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孟—高棉语民族与氐羌存在一定程度的交融，但范围较小；其二，在氐羌、百越两大族群中，孟—高棉语民族主要与百越民族有交融，之后又与其他民族有交融。这两种情况说明孟—高棉语民族与百越族群交融的直接性和与氐羌族群交融的间接性和有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