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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能政治有什么错?

时间:2022-08-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1 贤能政治意识形态的第三个关键问题是它认可职业和社会地位上的等级差别。16 贤能政治的第五个关键问题,即把我们带入考虑为什么它拥有货币和权力领地的问题是贤能政治作为掩盖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意识形态神话在发挥作用,同时扮演了阻止社会平等的角色。在贤能政治中努力与才干合起来产生功绩。强调“努力”是最近一些年一直在扩张的贤能政治的关键。


贤能政治有什么错?考虑到尚贤概念当今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正常化,成了总体上有益的东西,本文只是突出显示对该概念的普遍理解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首先,贤能政治逻辑认为“才干”或者“智慧”都是天生的:换句话说,它依靠的是思想和能力的本质主义概念。它首先假设天生的能力,然后假设是否被赋予“成功”机会。这种智慧观是单一的和线性的,与智慧的多样性和可变性概念格格不入,后者认为智慧可以不断增长并可朝多个不同方向变化。这种将智慧作为密封起来的单一实体的封闭概念如果推向符合逻辑的结论,将与迈克尔·杨在《贤能政治的崛起》中暗示的优生学逻辑如出一辙。⑦这种精英主义的“世袭差异神话”在20世纪50年代在富裕国家如英国越来越盛行,丹尼·多琳(Danny Dorling)指出,“该国充满热情地支持将孩子们分为不同类别,文法学校的孩子在学习上花费的时间远远高于现代中等学校学习的孩子。”⑧多琳所说的“学校种族隔离”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遭遇挑战,但是正因为20世纪50年代学校和社会兴起的精英主义差别化倾向部分促成了迈克尔·杨在1958年首次使用贤能政治这个词。

   贤能政治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认可一种竞争性的、线性的、等级差别体系,从定义上看注定有人要被抛弃。因为若没有底层,就根本不可能有上层。不是人人都能“爬上去”。因此,郁郁不得志者就成为贤能政治存在的必要条件和结构性条件。当今名人和真人秀或人才秀所采取的形式恰恰就说明了这种结构,⑨既戏剧化地公开展现了假设又同时提供了公共娱乐基本形式的基础。贤能政治为社会流动性提供了“梯子”,助长了竞争性的、自我牟利的破坏性社会伦理,因为这种观念将不平等合理化,同时因为“要求人们永远处于竞争状态”而破坏社区团结。⑩经典的贤能政治阶梯比喻最近因为被卡梅伦在2013年保守党大会上提及而再次复兴起来,他誓言要“为每个人提供向上爬的机会之梯”。正如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1963年所论述的那样,梯子是资产阶级社会观念的完美象征,因为虽然它无疑提供了向上爬的机会,但是这把梯子是只能被个体使用的工具,你必须独自一人往上爬。威廉斯指出,这种“团结的替代品”令许多工人阶级领袖头脑发昏,并在两个方面令人厌恶:它通过贤能而不是金钱和出身提供成长机会而“让等级差别的毒药更甜了”,既弱化了共同体的力量和共同改善命运的任务又维持了对等级体系概念本身的承诺。11

   贤能政治意识形态的第三个关键问题是它认可职业和社会地位上的等级差别。某些职业被置于“上层”地位,但是它们凭什么处于上层?应不应该处于上层往往很少被讨论。为什么歌手或企业家而不是兽医或护士成为人们渴望和羡慕的角色?随着收入差别的扩大,为什么以名人为基础的职业在社会上地位越来越高?显而易见的答案之一是“收入”,但这些问题不是贤能政治的当今新自由主义逻辑最突出强调的内容。该答案还有一个历史维度,即它与社会流动性的构成变化有关。学术界对社会流动性的研究往往区分“绝对的”和“相对的”社会流动性。12“绝对的”社会流动性指职业阶级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的移动。在英国,从1945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流动性程度很高,这归功于公共领域专业人才招聘量的增长(尤其是教育和医疗)和服务领域用工数量的增加,该领域也吸引了大量体力劳动工人的刚刚受到教育的子弟:但这种现象已经大幅减少,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公共领域开支削减和服务经济规模开始萎缩。对“相对的”社会流动性的衡量则涉及对比那些从“下层”爬上来的人的比例和从“上层”掉下来的人数比例;维基·玻利瓦尔(Vikki Boliver)和大卫·拜恩(David Byrne)最近指出,不仅很少有迹象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变得更平等了,相反,中产阶级在不断萎缩,“向上的流动性越来越要求同时存在着向下的流动性”。13这种模式帮助解释了上世纪中期专业性职业领域的文化合理性和20世纪后期人们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创业和名人身上。在极端贫困和超级富豪的风景中,创业故事和一夜暴富的名人自然受到吹捧,或引用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的术语就是变成“光辉灿烂的明星”;14他们成为公众明显看得见的“出人头地”机会,本来他们都可能永远处于社会下层的。

   但是,这种“出人头地”摆脱命运束缚的机会引入了第四个相互联系着的问题:即贤能政治为上层中产阶级价值观辩护,将其视为人们渴望追求的规范,同时把工人阶级文化变成落魄和遭受羞辱的对象。贤能政治语言是金钱和阶级术语上的“向上爬”,虽然这或许意味着吃得更好,但并不意味着存在更好的或更幸福的文化。中产阶级郊区不一定是比公共租住屋更好的社交场所或建立良好人际关系之地。15但是,贤能政治话语假设所有移动肯定都是向上的,在此过程中促成了将工人阶级文化置于“失败者”的地位,变成需要逃离的贫民区生活。正如伊莫金·泰勒(Imogen Tyler)在最近的新书《反叛的臣民》(Revolting Subjects)中有力显示的那样,这是新自由主义施虐下越来越猖獗的趋势。16

   贤能政治的第五个关键问题,即把我们带入考虑为什么它拥有货币和权力领地的问题是贤能政治作为掩盖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意识形态神话在发挥作用,同时扮演了阻止社会平等的角色。最近有关社会流动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指向这个方向;如麦克纳米(McNamee)和米勒(Miller)已经指出在美国,贤能政治是个既不准确又有危害性的描述,使用这个词宣称“明显不实的说法”不过是为权力和特权的不平等辩护而已。17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种意识形态神话的关键要素之一是过分推崇“努力”却对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不平等视而不见。在贤能政治中努力与才干合起来产生功绩。强调“努力”是最近一些年一直在扩张的贤能政治的关键。

   因此,贤能政治或许被广泛地描述为本质主义的和排他性“人才”观、竞争性个人主义和对社会流动性的需要三者相结合的强大混合体。本文接下来各节将分析这种特别的文化鸡尾酒,阐述贤能政治主张是如何起作用,以及如何作为社会理论、政治叙述和公共话语而传播开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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