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贤能政治？

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的朋友丹尼尔·贝尔在经典著作《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中提出“后工业社会按其逻辑来说就是贤能政治”。

  3420世纪60年代那些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的民权运动和斗争的影响意味着对社会分层主线的巨大挑战和部分破裂。这些人是福特主义模式造成的工人等级体系的牺牲品，如妇女、非白人和同性恋者等。在1963年美国通过《平等工资法案》和1970年英国通过《平等工资法案》后，如果男女做同样工作而被支付不同的工资就属于违法。争取同工同酬的斗争和反对文化偏见的斗争仍然是必要的，如哪些工作应该由男性做，哪些工作应该由女性做等。

  社会流动性的这些挑战通过“后工业的”、后福特社会和文化转变而产生出来。后福特文化和社会已经出现了众多引人瞩目的发展变化，其中包括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生产、品牌塑造和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服务于“创意产业”的恰好赶上的信息通讯技术（ICTs）的动员、产业规模缩减、制造业海外承包、新自由主义时代工人权利受到损害和因为更喜欢私有化的解决办法和社会风险由个人承担等而导致的福利国家各种保障的缩减等。35

　　 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中，贝尔使用“贤能政治”主要指产生于后工业社会内部的社会流动性的新形式。这很重要：贝尔文中的“贤能政治”的使用是要中和或消除杨的著作中呈现的和福克斯文中激烈批判的有问题的（或反乌托邦）方面。贝尔在比较不被人注意的文章中更详细地阐述了他对贤能政治的看法，该文是1972年发表在《公共利益》杂志上的文章“论贤能政治和平等”。该文引人入胜，因为它成为贤能政治意识形态从被嘲讽的对象（《贤能政治的崛起》）到新自由主义（如社会市场基金会传单，笔者将在下节谈论）核心的明确教义的转变历程的中间点。《公共利益》杂志是丹尼尔·贝尔和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在1965年创办的美国公共政策季刊，目标读者是记者、学界和政策制定者。而作为作家、记者和出版商的欧文·克里斯托尔在1979年成为《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的封面人物，被誉为“新保守主义教父”。他后来接受了这个绰号并用在他的书中，如《新保守主义者的反思》、《新保守主义论述》和《为资本主义的两次欢呼》等。而贝尔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则与该杂志脱离关系，因为它越来越右倾了。36

　　 因而，贝尔对贤能政治的解释是杨的社会民主党版本和新保守主义的交汇点37。杨在1994年为《贤能政治的崛起》写的序言中公开称贝尔是朋友。这是该文可感知的东西。贝尔在这篇精心撰写的文章中区分了“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该文引用约翰·罗尔斯的著作指出这些立场存在的概念混淆。我们渴望什么？贝尔声称“结果平等”是社会主义伦理学，而“机会平等”是自由主义伦理学。38在此过程中，他质疑平权措施（affirmative action）的价值，最终主张“公正的贤能政治”，即由“那些赢得权威地位的人所组成”对应“那些因差异招致不满或贬低下层人”的“不公正的”贤能政治。39

　　 在该文中，“贤能政治”的使用逐渐采取了我们当今熟悉的形式轮廓。它成了含义受到限制的毫不含糊的褒义词，也是主张“机会均等”的词。这是当代人熟悉的领域。但是，它与当今用法不同的地方在于两个重要的上下文背景。首先，贤能政治的操作领域是对经济增长有高度的信心，这体现在贝尔能够辩论“我们是否已经达到了物质极大丰富的后稀缺状态”的事实。这显然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衰退之前或者后来“石油峰值”危机袭来之前的时刻。其次，与之相关，贝尔的立场背后是人们对凯恩斯主义共识的广泛支持还没有崩溃的政治背景，即“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一步步减少”。40不客气地说，实施竞争性的贤能政治在拥有强大社会保障网的时刻并不是特别显眼或引起争议的做法。

　　 从这个立场看，福特主义福利模式抵消了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及相应社会腐败导致的最糟糕的极端情况，因为人们对经济增长有高度信心，贝尔觉得贤能政治可以被视为一种“公正的”社会制度，其中根据才能的不同而“公正地”奖励，给予小小的特权和地位差别。这里，尚贤甚至可以被用来推动更大的经济增长：

　　 没有理由不让尚贤原则也应用于企业和政府管理部门。人们渴望企业家和创新者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41

　　 所以《贤能政治的崛起》的模糊性得到了解决，只不过偏向完全不同于杨的具体使用。在贝尔看来，智商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他对本地的或参与性的权力潜力和福克斯建议的社会拉平效应不怎么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获得一种社会秩序，国家能限制资本主义的某些过分行径，希望贤能政治被重新校准以避免形成杨想象的一种新种姓制度，提供一种产生充满活力又不失公平的社会激励机制。这里，贤能政治开始变成“生产财富”的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