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政治释义

1978年至1980年，西尔斯先后发表了几篇探讨象征政治（symbolic politics）的文章。其中两篇是在美国政治学的权威刊物《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的。最初谈到象征政治时，西尔斯把其与自利和政策态度联系在一起，试图回答如下问题：在美国政治中，权力来源于公民的投票，投票取决于公民对相关政策的态度，态度是受象征的影响还是自利的影响？

1978年，西尔斯与同事撰文，论证了象征、自利与有关越南战争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象征激发了人们的情感，从而影响选民对相关政策的投票，以及对候选人的投票。对投票的考量来自于早期社会化的结果，而不是自我利益的反映。^[2]可以说，在最早发表的这篇有关象征政治的解释中，西尔斯明确提出了象征政治的三项特征：一是情感性，即某些象征是附着一些情感的，以越南战争为例，战争被象征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斗争，而美国民众对共产主义怀有恐惧、厌恶等负面的情感。二是来自于早期社会化的结果，对这些象征的接受来自于人生的早期。仍以越南战争为例，对“共产主义”一词的情感来自于二十岁左右，即青少年晚期和成年早期以前。三是与自利相比，在政策态度上象征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即人们对越南战争的态度，不是基于自身的经历或利益的考虑，而是基于该战争所体现的象征：人们可能因对共产主义有负面的情感而支持越南战争。可以说，西尔斯的象征政治研究维度基本上确定了其以后的研究方向，抓住了象征政治的基本特征。

1979年，西尔斯与同事发表文章，对象征政治作了更为明确的解读。他们认为，早期生活中获得的性情影响了以后的态度和知觉。成年人面对态度目标时，以情感的方式应对该目标所体现的象征，类似的情感反应在早期生活中已经习惯化或相互关联。不管该问题对个人的生活后果有无影响，对于选民的选择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该问题所体现的象征激起了人们沉淀已久的、习惯性的情感反应。譬如“合校”和“黑人”相关，激起了人们的种族偏见。^[3]1980年，在与同事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他们同样把象征与自利作比较。在该文中，他们对象征政治作了简单的概括：象征政治所强调的是政治态度的形成主要源于长期积淀的关于社会和政治的价值，而不是对个体需求短期的满足。^[4]

总体来说，西尔斯的早期文章基本抓住了象征政治的特征，但作者并没有对“象征”一词作出准确的解释，也没有对“象征政治”一词作出明确的说明。20年之后，即2001年，西尔斯对“象征政治”作了较为清晰的阐述。

首先，对“象征”作了详细说明。西尔斯认为，人们有时会寄情于遥远的、抽象的政治事件，而很少考虑自己的得失。譬如那些毁灭性的社会、政治和宗教冲突。他认为，政治象征能够唤起和激发人们的情感。政治象征可以包括战争，美国参与的每次战争几乎都有某种象征，譬如越南战争的“毁灭是为了拯救”，即消灭共产主义，使人民获得民主的新生。人有时也会作为象征，譬如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有些人物会作为革命的象征，有些则会作为邪恶的象征。这些象征所激发的情感一般限定在好—坏、喜欢—不喜欢的维度上，但有时也表现为其他的形式，譬如在对外的仇恨中，对少数族裔的厌恶、恐惧，对政府的愤怒等。尤其是在疯狂的年代，譬如革命和学生运动，情感完全主宰了人们的理性，一切变得皆有可能。^[5]

其次，对象征政治作了解释，指人们对一些特殊象征具有稳定的情感反应，它多数形成于早期的生活环境中。政治象征指一个政治目标所附着的任何情感因素。这些情感因素，虽然形成于早期，但不一定影响人们的一生。当然，其中也有最强烈的、能够影响人们一生的情感，西尔斯称之为“象征性情”（symbolic predisposition）。以美国为例，包括政党认同、意识形态、种族偏见。人们面对日常生活的政治目标时，这些象征的性情就会决定人们的反应。当然，每一种政治态度目标可能包含一种甚至多种政治象征，每种象征都将自己的含义传达给个体。因此，对一个目标的态度，可能综合了各种象征。

最后，论证了政治象征发生作用的机制。他认为，在一些政策中，当政治象征变得突出时，人们通过移情或者认知相符，会作出一致的判断。两种象征之间出现相互关联时，移情就会出现。象征政治思维的过程是不假思索的、本能的、情感式的反应。^[6]

西尔斯认为，这些性情的影响之所以是最强烈的、持久的，在于它们是长期习得的，多发生于人生的早期，即在最容易受影响的时期形成的。象征的含义影响对态度目标的评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一些简单的语词的变化就能够激起人们对公共政策反应的变化。因为一些语词带有强烈的情感，因此将这些语词引入会引起强烈的情感变化。譬如要想人们支持朝鲜战争，那么把战争描绘成阻止共产主义入侵，比单纯描述朝鲜战争要获得更多的支持。同样，把福利政策描绘成帮助穷人、儿童，就会获得更多的支持，把乘坐巴士与种族的整合联系在一起，就会招致更多的白人反对此政策。

其二，以前的学者认为选民对信息的处理依赖于抽象的层次，抽象的层次越高，对信息的处理越具有指导作用。西尔斯则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选民对信息的处理并不依赖于抽象的层次，而是依赖于与象征相关的评估。

其三，社会群体作为态度目标。一些群体具有特定的心理含义，能够唤起象征的性情。因此，与此群体相关的政策，及对候选人的评估都受影响。象征的信息处理方式带有强烈的情感，情感是处理过程的核心。譬如一听到民主就会引起强烈的正面情感，一听到纳粹就会激起负面的情感反应。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竞选广告中“热按钮”（hot button）的处理方式，即候选人试图发现什么议题或象征能够唤起选民的情感反应。一旦人们的情感被激起，其反应是快速的、本能的，甚至主导了人们的认知。同时，在人们的记忆中与此情感相关联、相一致的信息，也容易被记起和自动激活。^[7]

简单归纳一下西尔斯的象征政治：象征体现为抽象的意识形态，象征激发人们的情感，这种情感形成于人们的早期，当成年以后遇到相关的政治目标时，人们会依据政治目标中所体现出来的象征，通过移情或认知相符作出判断，这种过程是本能的、情感反应式的。它对于政策的投票具有决定性作用，最终会影响总统和议会的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