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迈克尔·杨到“成熟的”贤能政治

《贤能政治的崛起》出版于1958年，该书将故事设定为发生在2034年。一个装腔作势的叙述者利用现已去世的社会学家“迈克尔·杨”的博士论文（我们在书的最后得知）来讲故事。杨死于一场惨烈的战斗，起因就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贤能政治带来的问题。这里，“贤能政治”被理解为I + E = M公式产生的东西，意思是“智商 +努力 = 功绩”。该书的上半部分用科幻小说设想未来的方式描述了21世纪初期的英国。里面考察了以阶级为基础的任人唯亲的旧秩序崩溃，其中亲属关系凌驾于技能之上，有钱人将社会世界传承给子弟，这是一个被争取更大社会平等的运动推翻了的世界。本书后半部分描述了新功绩体系的出现，结果不是导致平等社会反而出现了新的种姓制度，其中智商成为决定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在这个世界，底层由从前的富人和从前的穷人的智慧低劣的子弟组成，如果借用当今社会学术语就是“被社会排斥的人”；一个人在到了40岁和50岁后其职业生涯就走下坡路了；存在买卖聪明宝贝的猖獗黑市。该书最后暗示到了2034年的“彼得卢战役”（Battle of Peterloo），家庭主妇和“民粹主义者”联盟在“五一”节开始反击贤能政治。我们了解到就是在这场战役中“迈克尔·杨”死掉了。

该书稿曾经被多家出版社退稿，其中就包括一个出版商。这个出版商希望作者将其修改成以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风格写成的小说，杨确实照做了，虽然该版本最终并没有出版，但《贤能政治的崛起》最后却成了英国畅销书。这本身就说明迈克·萨维奇（Mike Savage）所描述的21世纪中期英国社会学的空前威力。24该书描述了迂腐偏狭而又非常不公平的英国阶级社会，记录了战后时代通过福利国家重新分配资源和朝向更平等社会的蹒跚进步历程。但非常清楚的是，在这本书中贤能政治不是被描述为阶级社会应该努力追求的完美目标，相反却被描述为由于导致新的权力不平等和社会分层形式而变成问题的意识形态或组织原则。

《贤能政治的崛起》通过其反讽不仅质疑了社会秩序被再造的方式而且将其与更古老的功绩政治和哲学辩论联系起来，这些辩论包括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社会设想，即“所有功德提供发展空间”；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美国结构主义功能主义者的设想，他们企图更新涂尔干的观念；英国一战后、二战前社会民主党激进分子如托尼（Tawne）、科尔（Cole）、霍布森（Hobson）的怀疑主义，这些人认为“功德”的生产需要被理解为更加平等的合作过程。25杨的政治哲学立场更接近后者。作为1945年工党宣言“让我们面对未来”的主要执笔者之一和工党研究所所长，杨撰写《贤能政治的崛起》部分是作为一种警告，用以提醒工党避免造成新的社会分裂。26该书对朝向过分稳定的天赋能力和出现新等级差别的趋势采取批判态度。正如雷蒙德·威廉斯在评价杨书时说“我们认为智慧是绝对的和有限的，因为我们被这种社会告知要这样思考。但实际上，似乎越来越明显的是我们的智慧概念特别缺乏智慧”。27

 20世纪90年代，当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领导下的新工党满怀热情地采用非讽刺的“尚贤社会”观念后，“贤能政治”逐渐偏离了这种明显讽刺的含义。就在去世前不久，杨写道，这个词被布莱尔使用并在美国广泛传播，但歪曲了他的本意。他在《卫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指出该词遭到误解，所以新工党应该停止使用贤能政治这个词，该文后来被人经常引用。在杨看来，现在使用的非讽刺性“贤能政治”通过“根据教育的狭隘价值级别筛选即令人吃惊的众多证书和学位”而起作用。这意味着社会分层已经固化，沦落到社会底层的人被认为是品质低劣和缺乏道德感的人；“没有哪个潦倒者不是成了道德上的赤裸者。”28

下文中笔者将谈及贤能政治自20世纪60年代起是如何改变其意义的问题，不过值得考虑的是杨的书本身或文本和作者的准文本框架可能对这种“误读”意外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9虽然《贤能政治的崛起》是一份以贬低贤能政治闻名的文本，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无论是文本本身还是贤能政治还是迈克尔·杨的评论都是如此。作者宣称该书旨在“呈现事物的两个方面——支持和反对贤能政治”30。在书中，虽然“贤能政治”因为有能力拆除世袭特权而遭到推崇，但因为可能制造新的不公平和社会分裂而受到谴责。虚构的“切尔西宣言”（Chelsea Manifesto）是替代两者的最清晰表现，因为其争取平等的强有力论证，因为更强调“友好、勇气、同情、慷慨”的重要性而不是狭隘的智慧概念；但是这种替代品被删掉了。而且作者的准文本活动也并非前后一致。如杨指出他支持无阶级的社会，但在21世纪头十年被问及他的书是否因为鼓吹“全面的观点”而主张抗拒贤能政治的新兴精英主义时，他用并不兴高采烈但也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说不。31

 杨在撰写该书的时候担任社区研究所所长，后来独创或者与人共同创办了对战后英国生活和进步社会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众多机构，包括开放大学、消费者协会和第三龄大学。他坚定承诺于创立各种将参与和投入政治社会结构活动的新形式。为此他的遗产在当今英国仍然备受推崇。这是将杨的工作与当今参与性民主鼓吹者的工作联系起来的政治概念传承关系。该书的试探性结论就是家庭主妇和其他民粹主义者共同起来反抗的症状。

　但是，虽然反对“大机构”，杨的主要模范或参与模板是核心家庭。正如希拉里·兰德（Hilary Land）在论述“政治精英的崛起”的文章中明确指出的那样，该书虽然预料到女性主义者对“功绩”的批评，但没有特别挑战传统的性别劳动分工。32我们还可以加上一条，他也没有挑战父权规范（heteronormativity）或挑战将“社会封闭性”概念化的单个手段。我们也注意到杨厌恶大机构的态度，他对国有化产业采取坚定的模糊或敌视态度；他最具左翼色彩的部分是鼓吹相互帮助和“邻居社会主义”；而最少左翼色彩的部分则是参与社会民主党（SDP）和没有明确批判资本主义。福克斯的描述中被突出强调的经济和文化再分配到了杨那里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这意味着虽然《贤能政治的崛起》明确批判本质主义的和个别化的“功绩观”和隐蔽的优生学智慧途径，但它与综合福利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就不那么清晰了。任何概念、书、或术语的责任显然不能放在作者的脚下、大脑中或打字的手指头上，这种文本缺陷的持续存在是后来贤能政治被使用的关键因素。杨的历史立场的矛盾本质也非常明显地体现在评论者把他描述为具有独创性的“社会企业家”的趋势，33该术语现在已经非常模糊：不仅反映了创立对社会有益的倡议（杨很擅长）时的创新智慧，而且反映了后来成为新自由主义创业主义的更广泛社会政策领域的饱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