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体系的局限性及其克服



　　 先有个别的民族国家，后有由它们组成的民族国家体系，但是不存在标准的或模范的民族国家。全球化导致世界范围的人口流动成为可能，对公民的民族国家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造成了民族国家的认同危机。为了重建民族国家认同，既要保持民族国家认同的普遍性，又要坚持各民族国家文化的平等相处，以民族主义旗帜反对文化霸权。在全球化浪潮中，要构建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民族国家的构建是一个过程，它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既是历史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根据人的理性建构的过程。”(76)

　　 民族国家认同危机部分产生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局限性。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局限性在主权与人权之争得到了充分暴露，西方主要国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任意践踏联合国宪章，侵犯国际关系准则，肆意干涉别国内政，颠覆其他国家的政府，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强加于别国，不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激化敏感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区域冲突，给世界局部地区造成了混乱和动荡。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取代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更好国际体系。因此，研究者大多在承认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前提下开展相关专题研究。

　　 1.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探讨的主题之一。在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在民族国家体系推向全世界的过程中，战争与和平总是交织在一起。在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近现代历史上，和平是暂时的。民族国家虽不总是诉诸战争，但总是面临战争的危险。战争的阴影时隐时现，潜在的战争因素一直存在着，民族国家间的冲突一直没有停止过。民族国家本身具有暴力本性，在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语境下，战争的冲突并未消除。因此，民族国家间既充满竞争，也存在合作。竞争的极端形式是冲突甚至战争，合作的良好结果是和平友好。国际竞争不仅有政治、法律、经济、军事、科技等刚性力量的较量，而且有文化艺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软实力的互动，后者是民族国家基本价值的体现，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内学者多从国际政治角度分析当代战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主要有两条研究路径：一是从国际关系的法理学层面审视民族国家间战争的合法性；二是从政治伦理学层面审视战争之于国家主权和人权的合理性。

　　 (1)法理层面。研究者从国际法出发研究国际关系，从全球治理视角审视国际战争的合法性，认为关于国际战争合法性的评价始终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难题。当今民族国家体系的不稳定性和过渡性特征，使国家战争背负“人权”和“主权”纷争。(77)世上大国也是导致战争和霸权政治的重要原因。有学者认为，因国家间实力悬殊，存在大国背离主权的可能性，但国际法迄今为止仍应继续坚持主权平等，主权平等是国际法的基础。(78)

　　 (2)政治伦理层面。从政治伦理视角研究国际战争的学者主张，要做好平衡国家主权和人权的关系，既要尊重主权，又要保护人权，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点。何怀宏认为，现今社会处于后冷战时代，需要调用政治的道德理性看待世界的战争与和平形势，战争要受到政治和道德的控制。“战争必须受到政治的控制，而政治也须受到道德的某种限制。如果说政治对战争的控制主要是一种发自’明智’意识的、对目标的控制；道德对政治的限制则主要是一种发自’顾及’原则、对手段的限制。”(79)战争造成人权灾难，“维护主权变成了践踏人权的旗号，保护人权变成了干涉内政的利器。”(80)因此，人权的发展依赖于主权国家自身而非依赖他国干涉，必须在国家平等的基础上构建人权的国际化。信羿等人提出“国内人权”与“国际人权”观念，认为战争将国内人权引向国际领域，人权保障需提到国际合作的道路上来，无论是“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在主权条件下对人权的更好维护。(81)还有学者从战争伦理角度认为，人类社会应从较低阶的民族国家政治伦理转向高阶的世界政治伦理。“其所关注的重心是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它要求各个主权国家要超越国际关系，进入世界总体之中。”(82)

　　 2.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是民族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者对在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文化软实力未有深入研究，只有少数学者对文化软实力在民族语境下做了相关探究，目前尚处于零碎研究阶段。

　　 (1)少数民族文化与国家软实力的关系。少数民族作为民族国家的非主体民族，其重要性不容忽视。有学者从边疆与民族维度考查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认为在民族国家体系中，各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要置于多元民族国家叙事之中，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是文化软实力问题得以提出的重要基点，在民族国家语境下，为所有民族提供人类文明进步的空间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目的。(83)

　　 (2)文化软实力与民族文化复兴的关系。文化软实力与民族文化复兴有着内在逻辑关系。何志鹏指出，“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和其所属的民族国家的崛起相伴而生、相随而行，成为这个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的软实力。”(84)繁荣的文化为民族国家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理论支持、经济利益和社会缓冲。申红心认为，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题中之意，文化软实力成为衡量民族复兴的时代化表达，也是民族复兴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85)。罗运璇则研究了国家软实力中的民族自觉意识，认为民族自觉意识是构成现代民族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因素。民族是民族文化的主体，民族文化对民族政治样式和状态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作为民族国家，需要构建具有认同性、发展性的民族自觉意识和文化价值观，通过国际合作进一步寻求民族国家间合作的价值理念。(86)

　　 还有学者从文化传播角度指出，“民族可能成为指引媒介软实力发展的重要文化感受，也可能成为民族国家之间软实力竞争的危险陷阱。”(87)因此，基于对民族主义政治功能的揭示，要防止民族国家通过媒介强化自身软实力蕴含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及其背后隐藏的“文化霸权”。当西方国家讨论文化软实力时，要警惕其所谓的文化软实力所承载的西方主流文化优越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