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弘扬民族文化张扬人格理想构造美的世界

第一节　弘扬民族文化张扬人格理想构造美的世界

电视剧作品，要富集文化蕴含，总是有它可供衡定的标准和尺度的。

这，我以为，首先是弘扬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张扬我们民族的美好的人格理想，构筑一个美的世界。也就是说，如果一部电视剧，对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加以弘扬了，对于民族美好的人格理想加以张扬了，它也就到达了审美的艺术境界了。

这要先搞清楚，什么是文化？

迄今为止，人们对“文化”的理论界定多如牛毛。一般地说，大家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指的是人类创造社会历史的发展水平、程度和质量的状态，是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认识、掌握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及其创造和保存的一切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社会制度的发展水平、程度和质量的总和整体，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而不是不受人的影响而自然形成的自然物。文化的结构，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其中，精神文化又包含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由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所形成的社会心理，一个层次是反映各种社会心理的思想体系。前者，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一个低层次，它不是人主观自生的，而是人们在长期日常生活中在意识里普遍积淀起来的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制度的客观内容的反映，包括风俗习惯、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审美意识、宗教情绪、感觉认识、民族性格等等。其中，感性、直观性占主要地位，虽有理性成分，却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理性化。这是精神文化的初级层次。后者，思想体系，是系统化、理性化、理论化的社会意识形式，如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科学理论、艺术、文学、美学、教育、哲学、宗教等等。这是精神文化的高级层次。在这样一个文化结构里，主体是社会的人，客体是整个客观世界^[2]。

我在前面说过，电视剧艺术是人的艺术，因而，电视剧作品在关注人的性格和命运的时候，它所富集的文化蕴含，首先就是和性格、命运关系密切的精神文化的蕴含。也就是说，电视剧表现人，一定要表现它所负载的民族的精神文化。

而说到我们民族的文化，谁都知道，具有鲜明的矛盾性和两重性。既有光辉灿烂的精华，又有腐朽黑暗的糟粕；既有消极、保守、反动的一面，又有积极、进步、革命的一面。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性，既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被统治的文化之间，也多多少少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内部，甚至被统治的文化内部。

我们的电视剧作品，富集文化蕴含，表现民族的精神文化，当然是先要富集这种文化的精华的一面。

在这方面，我还要说到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

我在本书的《总绪论》里提到过一个普通观众——中国人民大学92级研究生刘向兵的一篇文章：《寻根：“三国热”里的思考》。就“文化”而言，他还有一段看电视剧的感想是说：“《三国演义》之所以魅力不衰，也许正因为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适应着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褒扬着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传统美德，试看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长使英雄泪满襟’；刘备信义仁德，礼贤下士，引多少后人竞起效尤？关公忠义神威，披肝沥胆，‘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常令后辈引为楷模；曹操雄才大略，慧眼卓识，文功武治，真正一代枭雄；孙权胸有大志，腹有良谋，举贤任能，同样堪称人杰。尽管这些人物形象各自都有这样那样不言而喻的缺点，他们的德行也不值得今人全部仿效，需要我们用批判的态度正确吸收，但他们身上毕竟体现着中华民族许多珍贵的东西，折射着传统理想人格的光彩。当代中国民众，包括我们青年一代，毕竟都是在这种传统文化乳汁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传统的理想人格在我们心灵中沉淀至深，堪称我们为人处世的文化之根。是以一部《三国演义》带给我们感情上的认同，心理上的共鸣，相比于其它文学作品要更显深刻。《三国演义》能博得学子的青睐，很大一部分原因恐怕正在这里。”

应该说，这是绝大多数观众认同了的。这不奇怪，因为，电视剧作品的这种文化蕴含，跟观众的文化心理积淀是相契合的。这一点，评论家李希凡说得好。他在为《再塑群雄——（三国演义〉从原著到屏幕》一书所写的《序言》里写道：“它的宏伟的古代战争场面，复杂的政治斗争，众多的历史人物；它的政治、军事、外交、人际关系、战略策略，以及人生哲理的内涵，在我国长期历史发展中，已经作为东方文化的深层结构，结晶为我国人民的‘群体智慧’、文化心理的‘潜意识’和价值观，发挥着广泛的社会作用。”^[3]

从我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来看，这样追求用自己的电视剧作品来弘扬民族文化的精华，已经形成为优秀的传统了。

比如，就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作品来说，1982年就有了山东电视台的8集的《武松》。《武松》根据《水浒传》中醉打蒋门神、身陷都督府、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情节改编，通过武松刚强不阿、豪爽耿直、会拳善刀、武艺超群的品德表现的是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第二年，山东电视台又有从《水浒传》改编来的《鲁智深》、《李逵》问世。1986年的36集的《红楼梦》，把代表着“中华文化近古盛世”的一部经典作品搬上电视屏幕，也把宝黛等男女主人公反封建的精神展示在观众眼前了。一年后，25集的《西游记》播出。剧中，肩负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克服困难、勇敢前进的精神，以及摧毁一切邪恶势力、征服大自然的愿望和信心的，是孙悟空的光辉形象。就《三国演义》而言，1985年也有湖北电视台的14集的《诸葛亮》的摄制。那一部《诸葛亮》以赤壁之战和六出祁山两大事件为重点，塑造了一个与戏曲舞台迥然不同的诸葛亮的形象，以他的机敏、智慧、谋略和心胸开阔、顾全大局的气质和品格，使传统文化的精华再一次得到弘扬。

除了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电视剧，独立创作的一些优秀作品，也都始终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比如，1982年的《秦王李世民》，1983年的《杨家将》（3集版）、《包公》，1986年的《努尔哈赤》，1988年的《王昭君》，1989年的《郑板桥》、《巾帼悲歌》、《京江祭》，1990年的《格萨尔王》，1991年的《孔子》、《大唐名相》、《杨家将》等等，都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其中，16集的《努尔哈赤》塑造的是16世纪末中国东北民族政治舞台上的一位杰出的满族政治家、军事家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艺术形象。他为统一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女真民族，反抗腐朽没落的明王朝统治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谱写了一部满族的英雄史诗。在弘扬民族文化方面，《努尔哈赤》还十分难得地正确揭示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抛弃了传统的民族偏见，既表现了明朝将士抗击清军的合理性，又表现了努尔哈赤政治抱负的合理性。和《武则天》不一样，《努尔哈赤》描写了这位“马背皇帝”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又摘去了他头顶上的“神”的光环。他既有雄才大略，也有错误过失，欢乐和痛苦集于一身。电视剧的创作者们的高明之处是在于，他们把各种矛盾冲突都集中到努尔哈赤身上加以铺排。他一生的杀弟、杀子、嫁女、囚妃，直到兵败疽发身死等一系列的悲剧事件，他的光辉伟大和孤独寂寞，都是在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满族内部部族之间的矛盾以及爱新觉罗家庭内部的矛盾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发生的，这，就使电视剧作品有了丰富的文化蕴含了。

在少数民族题材的电视剧作品里，青海电视台《格萨尔王》，以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英雄诞生》、《赛马称王》、《降伏魔国》、《霍岭大战》四个部分为基础，淡化神性，强化人性，突出了格萨王在人民中生、在人民中长的主题，热情讴歌了格萨尔热爱人民、热爱家乡、热爱祖国、为正义的事业不惜赴汤蹈火的高尚品德和大无畏的精神，这就显得富有文化蕴含了。

这些作品里，《郑板桥》、《孔子》是描写中国古代文化名人的。尤其是山东电视台和济南电视台联合录制的16集的《孔子》，以孔丘的命运为主线，展示了他坎坷的一生和博大的思想，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儒家学派创始人、春秋末年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孔子的艺术形象，感人至深。对于中国的古代精神文化来说，孔子时代，单说他一边教授弟子，一边整理的《诗》、《书》、《礼》、《乐》、《易》等文献典籍，又呕心沥血修纂的《春秋》，就是一座宝库。

现在看来，世界各国，都在投入相当的乃至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将本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著名人物、传世的文学著作，搬上电影银幕和电视屏幕，用以弘扬本国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我国的电视剧艺术界在这项巨大的文化艺术工程中，还可以大有作为。

当然，在弘扬民族文化的传统的时候，要注意处理好精华和糟粕的关系。

比如《杨家将》。大家知道，以杨继业、佘太君为首的杨家将，多年来，首先是作为人们赞颂敬慕的形象活在戏曲舞台上和人民的心目中的，可是，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也深知，他们身上又始终带着浓重的悲剧色彩。这赞颂、敬慕的内容，主要是他们的爱国精神、凛然正气、刚强的意志。其悲剧色彩，则在于忠君。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君王是国家的象征，将士仍以为报效国家就是报效君王，效忠于君王就是爱国的表现，爱国精神和忠君思想是难解难分的。以往的这一类题材的戏曲剧目，歌颂他们的爱国精神，也就歌颂了他们的忠君思想。电视剧就不同了。张绍林、高建国在《导演阐述》中说：“要区分爱国与忠君的界限，要掌握好分寸，把古人这种融爱国与忠君于一体的较为复杂的思想体系较准确地勾勒出来。”像第10集吧，杨继业两狼山被困，在他以身殉国前，眼看着辽兵潮水般涌来，援兵又没到，最后，面对苏武庙，他只能仰望苍天说到：“本想抵御外患，匡扶社稷，报君王知遇之恩，……苍天啊，我杨继业忠心可鉴。”这几句道白，和《宋史・杨业传》中杨业被俘后说的话内容大体相同，但这段人物语言中“报效君王”这一内容所处的位置和演员的表演，以及对这段人物语言的处理，都使人感到，忠君思想在杨继业碰碑而死这一悲壮的举动中不占特别突出的地位，这和以往突出歌颂忠君思想就有了差别了。可以说，电视剧在表现杨家将为国捐躯时，突出渲染的是他们的爱国精神和勇往直前的意志。

84集的《三国演义》也有很好的处理。

大家知道，小说《三国演义》描写汉晋之际分裂和统一的过程，叙述三国时代魏、蜀、吴三个封建统治集团之间政治、军事、外交的复杂斗争。在勾画这样一幅历史的图卷的时候，罗贯中的鲜明的思想倾向是“尊刘抑曹”。小说里，蜀汉集团居于全书的主导地位。蜀汉集团的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等，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对这些人物，罗贯中大力张扬，竭力美化，备加赞颂，感慨不已。对曹魏集团的人物，尤其是对曹操这个人，则极力揭露和贬斥。至于孙吴集团，则按其在刘、曹之间的取舍而定褒贬，称许他们的联刘反曹，抨击他们的附曹反刘。这种“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贯串小说的始终。在电视剧的改编里，王扶林总导演在“总体构想”中确定了，要忠实于原小说“拥刘反曹”的题材题旨和贯串全作的思想倾向，剧组如全体创作人员也都认同了这一总体构想，也都齐心协力为完成全剧这一最高任务而奋力合作了。这无疑是正确的。

问题是，罗贯中“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很复杂，既包含着封建正统观念，又体现了人民性的历史精神，糟粕文化与精华文化共存。

说罗贯中有封建正统观念，是指他认为，帝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能归于一家一姓所有，汉家宗室只能由刘备、刘禅等人代代相传。不姓刘，要想当皇帝就是篡位，就是大逆不道。罗贯中显然是在为刘备争正统地位。这是一种为世袭君主统治辩护的封建主义理论。说罗贯中的思想里有人民性，则是指，他特别把刘备写成了“有德”之人，而把曹操写成了“无德”之奸雄。第六十六回写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时候，他借周仓的口，驳斥鲁肃讨荆州的言辞说：“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岂独是汝东吴当有耶！”由此看来，罗贯中写刘备是“有德者”当有天下土地，也表现了他对明君贤相、能臣良将统治天下，以实现清明安乐、爱民恤下的仁政的向往，对忠、义、勇等思想道德和智慧才能的赞颂。这种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虽然夹带着一些封建糟粕，其主流却反映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具有进步意义，因而，小说得到了人民的喜爱。

面对这种情况，电视剧没有回避正统观念。从第1集《桃园三结义》一开始，就打出了刘备的“汉室宗亲”的旗号；到第27集《三顾茅庐》“隆中对”那场戏一再渲染确定“欲成霸业”的谋略；到第58集《水淹七军》孔明与众将劝刘备进位汉中王；到第62集《兴兵伐吴》刘备听从诸葛亮及群臣之议，为灭魏兴刘大业，于公元221年登坛告祭，受皇帝玉玺，改元章武元年，即皇帝之位，立刘禅为太子，封诸葛亮为丞相；再到第63集《火烧连营》刘备病故，刘禅继皇帝位；一条粗线，贯串下来，都是刘家大事。对于罗贯中的小说而言，这就没有走形。这样改编，大模大样，大体上不变原样。

不过，不回避正统观念，并不等于亦步亦趋地尊崇这正统观念。现在看来，电视剧的改编，按照历史主义的大原则，着重开掘的，是罗贯中原作题旨的人民性的一面。从“有德者”居“天下土地”的观念出发，即使是“总体构想”中的“拥刘反曹”，电视剧也把它倾斜到人民性上来了。这一点，导演孙光明的理解就很深刻。他就说：“‘拥刘反曹’的主题思想，渗透着我国历代人民对待历史，对待生活的臧否评价，反映了人民的爱憎、愿望与理想。人民性——正是我们要挖掘的历史精神！”按照这样的艺术追求，电视剧《三国演义》把浓墨重彩用在了人民对于明君贤相、能臣良将的清明安乐、爱民恤下的仁政的企盼和呼唤上。

就此而言，第29集《携民渡江》那场重头戏，是令人难忘的。当时，诸葛亮已经火烧了博望坡，用计大败了南侵的曹军。如果刘备再依诸葛亮的建议，乘机取了荆州，以拒曹操，形势就会不错。偏偏刘备又念刘表之恩不忍下手。刘表病危，想以荆州相托，刘备还是拒绝。结果，刘表一死，刘琮不战而降，将荆州九郡献给了曹操，刘备就情势危急了。这时，诸葛亮让新野百姓迁往樊城，引诱曹仁进了新野，又用火烧，打败了曹仁。刘备乘胜到了樊城。诸葛亮纵观全局，劝刘备赶紧撤出樊城，到襄阳休整。刘备不愿抛弃百姓，硬要带领全城百姓一起渡江到襄阳。不料，襄阳刘琮，不愿开城。魏延出城相助，刘备又不愿攻城，只好领着十多万军民前往江陵。曹操得到消息，日夜兼程追杀。刘备不听左右劝告，还是带领百姓缓缓而行。结果，到了当阳，被曹军追上，军民大乱，刘备大败，连家小也失散了。也许，从战争的战略策略上，刘备携民渡江并不明智，但是，电视剧极力渲染的是他“举大事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的民本思想，是他图大局而不顾妻儿安危的情操，是他眼见十数万生灵遭此大难且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而宁不悲乎的情感。于是，明知他不明智，人们为他刘备的一番真情所驱动，看起电视剧来，情感也就契合了。

和这场戏相似，第62集《兴兵伐吴》、63集《火烧连营》，刘备为关羽、张飞报仇，不听诸葛亮劝阻，又干了蠢事，结果一败涂地，连自己的老命也搭上了。这两场戏，表现的是刘备为桃园结义之誓约而置天下权势于度外的深情大义的气概，明知他蠢，观众还是为他一洒同情之泪了。

这样开掘小说的题旨，这样区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电视剧《三国演义》就有了更为丰富的道德伦理的文化蕴含，有了更为古朴凝重和壮志未酬身先去的悲壮的美学品格了。而且，比较起来，得益于电视化的种种手段在场景氛围上的尽情渲染，电视剧的这一主题对于小说的主题，显然得到了一次超越和升华。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讲弘扬民族文化要继承和发扬传统，除了历史的传统，还有一个革命的传统。电视剧艺术界现在说的“一个主旋律，两个传统”，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十多年来，我们的电视剧作家、艺术家们，在这方面也花了大的气力，创作了不少这方面的作品，从近现代史方面题材的《孙中山与宋庆龄》、《宋庆龄和她的姊妹们》、《巨人的握手》、《黄兴》、《鲁迅》、《鲁迅在日本》、《柳亚子》，到现代题材的《少年毛泽东》、《毛泽东和他的乡亲们》、《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过山西》、《狂飙》、《毛泽东与斯诺》、《周总理的一天》、《上海大风暴》、《周恩来》、《周恩来在大连》、《刘少奇在东北》、《朱德》、《李大钊》、《彭总出差》、《秋白之死》、《向警予》、《陈潭秋》、《马本斋》、《哦，王稼祥》、《青年聂荣臻》、《赵尚志》、《白马》、《寒夜烛光》、《沧海之恋》、《大进攻序曲》、《中原突围》、《上党战役》、《攻克太原》、《忻口战役》、《豫东之战》、《解放云南》、《湖南和平起义》，发扬革命传统的内容十分丰富。1995年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性的电视剧作品，中央电视台在6月即先期播出了表现1940年八路军副总司令员彭德怀直接指挥的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的8集连续剧《百团大战》。8、9月播出的，有中央电视台独自制作或与其他单位合作拍摄的，表现晋察冀八路军主力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的《黄土岭1939》，表现清华大学学生齐赴冀中根据地打鬼子的《又是满山红叶》，表现东北军的一个连队奋起抗日的《家在奉天》，反映东江纵队抗日故事的《东江纵队》，根据小说《战斗的青春》改编、表现冀中反扫荡的《战争笔记》，表现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国际各方与日本进行间谍战的《满洲间谍》，表现日本操纵伪满政权分裂中国领土的《远东阴谋》，表现中国空军对日作战的《大空战》，与电影《红樱桃》套拍、描写两位烈士的后代在苏联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血色童心》，表现少年儿童投身抗日的《盐丁儿》，表现白洋淀儿童抗战故事的《螃蟹洼》，表现抗联儿童抗战故事的《小小飞虎队》；由其他单位制作的，还有表现从日本回国的知识分子在抗战期间历程的《白薇》，表现中国民众抗日故事的《腥风血雨》，表现东北义勇军抗战故事的《东北义勇军》，表现一位乡村妇女在抗战中觉醒的《寡妇》；以上，总数竟达16部162集之多！

说到抗战题材，我以为，在表现中国人民深层的文化心理上弘扬了民族文化的精华的，还数《四世同堂》令人难忘。我在前一章说过，作品里，沦陷了的北平城里普通中国人中光明和黑暗的两种人生都有生动形象的暗示。比如，诗人钱默吟的次子钱仲石，参加抗日游击队，为营救狱中难友，舍身和一车日军同归于尽，钱默吟为儿子的死而自豪，掩护转移二十九军王排长出城后，自己也被捕了；钱默吟的长子钱孟石病气而死，钱默吟的妻子又碰死在儿子的棺木上；受尽敌人折磨而又家破人亡之后，钱默吟终于变成了自发的地下抗日活动的组织者，钱默吟一家，一身凛然正气，令人钦敬！就是祁家，除了祁瑞丰和妻子胖菊子，从祁老太爷到饿死的小妞妞，也都一身正气，表现了中国人民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的民族气节。这样的历史内涵是极其深邃的。骆玉笙用京韵大鼓唱出的《四世同堂》的主题歌，至今听了还震撼人心，那歌词就是：

千里刀光影，
仇恨燃九城，
月圆之夜人不归，
花香之地无和平。
一腔无声血，
万缕慈母情，
为雪国耻身先去，
重整山河待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