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互动论的六条方法论原则

三、互动范式

互动论研究人与人的相互交往和作用及其主观反应。20世纪初，欧美社会理论家们开始认识到，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结构最终是由个体的行为和互动所构成和保持的，因此他们开始致力于发现人际互动的基本过程。这一创造性开拓引发了广泛的微观理论研究。互动论就是这一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互动论包括布鲁默(Blumer，1900—1986年)、登津等人的符号互动论、戈尔曼等人的表演互动论和舒茨(Alfred Schutz，1899—1959年)等人的约定互动论。从理论渊源来说，互动论受到詹姆斯(W.James，1842—1910年)对自我的主我与客我之区分、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1864—1929年)的“镜中我”、杜威的实用主义等很多美国学者的观点的影响，而最直接的影响则是来自米德(Mead)的著作《心灵、自我与社会》，其中提出了符号互动论广为运用的许多核心概念，分析了牢固确立在社会中的经验，阐述了语言、符号和沟通在人类群体生活中的重要性，解释了言语和姿态通过角色扮演的过程、以哪些方式激起他人的反应、自我的反思性和反射性以及社会行为的核心地位。另外，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1858—1918年)的思想也是互动论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来源。齐美尔论述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他的重要论文《群体联系之网》中强调人类的个性是在个人群体联系的特殊构造中呈现和塑造的。人们是什么样的——就是说，他们怎样看待自身和准备怎样行动——受群体成员关系所限制。^[15]

“符号互动论”这个词是布鲁默首先提出并作了系统解释和论述的。布鲁默始终关注的是社会学应当成为对于群体生活的脚踏实地的研究。布鲁默相信，社会的存在是一种实在，但这种实在的内容是变异性的，由活动着的人不停地创造、使用各种符号并相互交往和作用而表现于世。他认为，人的任何行动总是有目的的，而且是对他人的回应，因此，行动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的互动。他把互动分为“非符号的互动”和“符号的互动”，两者之间的区别是看其是否完成了它们在互动时那种必需的“解释”过程。作为符号互动的“产品”，布鲁默认为可分为三种。一是物理性的东西，如树、椅子等;二是社会性的东西，如学生、母亲、教师等;三是抽象性的东西，如道德原则、法律正义等。它们都是社会的创造物，并且同一东西对不同人有不同的意义。在其代表作《符号互动论》(Blumer，1969)一书中提出了符号互动论的三项核心假设:(1)人们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是根据事情对于他们所具有的意义来决定如何行事的;(2)这些事情的意义来自于或者说发生于一个人与自己同伴之间的社会互动;(3)人在应对自己所遭遇的事情时，会使用一套解释步骤，而这些意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处理和调整的。更为重要的是，布鲁默强调用直接观察社会的方法来研究符号互动，但是直接观察代替不了对人类行为的理解。那么，如何把直接观察社会的方法与理解“人学”的方法结合起来，登津为此作出了贡献。

登津提出了符号互动论的六条方法论原则:第一，只有把互动中符合所暗含的内部相互作用与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外部相互作用联系起来，才能把引发互动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整合在同一互动过程之中。第二，只有从互动者的角度去看待互动，才能再现意义在互动中的形成过程。第三，只有把互动者的主观意义和符号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才能在符号互动意义上解释个体之间的相互交往和作用。第四，只有把互动者、情势、情境意义、互动时间这四个变量联系起来，才能解释符号互动情境的意义。第五，只有在情境的意义没有充分表现出来时运用“启发的”方法即发现的方法，而在情境的意义充分表现出来时运用“实证的”方法，才能克服某一种方法的缺陷。第六，只有建立一种普遍的形式亦即齐美尔的“纯粹的社会性形式”的理论，才能解决社会学的方法论问题。关于这六条方法论原则的价值，就像登津自己承认的那样，“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因而仍然是局部上和历史上适合符号互动论的原理。

20世纪40年代是符号互动论发展的鼎盛时期，一大批研究者应运而生。虽然他们在议题、理论和方法等方面都存在争议，但其研究有以下几个共同点:(1)关于“人性”，他们认为人类的独特性在于他们的象征化能力，人们能够象征性表征和运用客体，建构社会情境的定义，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人类有自我反省和自我评价的能力;在大多数社会情境中，他们将自身看做客体。(2)关于互动的本质，他们认为互动有赖于人们发出和解释姿态的能力;角色领会是互动的关键机制，因为它能使行动者体会他人的视角，以及那些不在场的他人和群体的视角;在行动前，行为者以他人和群体的视角作为其考虑问题和情景定义的基础，角色领会和心智就能两相结合、一起运用，这样，人们就能彼此调适，并适应情景。(3)关于符号互动过程所创造、维持和变革的社会结构，他们认为如果不懂得个体间的互动过程，那么就无法理解互动是社会组织模式的建构机制。(4)关于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他们认为社会学研究必须着重于人们作出情景定义和选择行动路线过程的研究，方法必须着眼于个体的人。(5)关于社会学研究目标，他们认为社会学必须解释互动过程，并离析出一般类型的行为和互动可能产生的条件。

布鲁默的学生戈尔曼创立的表演互动论把符号互动论强调符号在互动中的运用引向如何运用符号来表演，以此描述个人行动的意义和效果。从行动结构论角度看，表演是一种社会行动，而从符号互动论角度看，表演是符号在互动(行动)中的运用，因此，表演互动论是在行动结构论与符号互动论之间作了有益的取舍，把研究重点从符号移向互动，从社会结构移向经验结构，用互动来描述社会行动。戈尔曼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人只不过是依据自己内化了的社会现实在社会生活舞台上进行表演的演员。他把这种表演的依据界定为“表演框架”，即个人内化了的现存的社会规范、准则、惯例和共识，把社会比喻为“戏剧及其舞台”。社会环境、社会行动、社会结构预先为个人表演写好了“剧本”，把个人行动模式比喻为“剧情”。这种剧本是社会规范对个人角色和行动的限定，而剧情则把个人行动模式变成个人行动习惯。保证表演效果的基本特征是忠诚、训练和慎重。表演的角色、功能、所获信息、所处区域的区别和角色外沟通的不够是导致不协调角色出现的原因。表演是个人在社会上向他人显示一种理想化的形象，因此，如何在他人心目中塑造一个自认为理想化的印象，就成为个人在社会上表演的管理策略。这种管理策略就是戈尔曼所说的“印象管理艺术”，它包括竭力向他人显示理想化的形象以及为达某种目的而进行的“误解表演”、“神秘化表演”和“补救表演”。

舒茨将韦伯理解社会学强调理解“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从“社会”移向“生活世界”，强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互动的主观方面，研究现象世界人们约定俗成的理解规则，建立起约定互动论或家常互动论。舒茨认为，生活世界就是“人的直接性世界”，即人的“感觉、需求、幻想、希望、怀疑、断言、回忆过去和预料将来的想象世界”。生活世界的本质是“同感现实”，即人们对现实的共同感受和看待世界的共同方法，它的形成取决于生平状况、知识储备、彼此合作和变换自我。生活世界从本质还原现实，是现实的东西向观念的东西的复归，即理解生活世界的意义。这种意义来源于经验的最深层。自己和他人的经验流或意识流在社会互动中同时发生、相互交织，构成了人际关系的本质。在现时，自己与他人相互把握对方的思想与活动的性质，因此，生活世界具有相互主观性。生活世界的主观意义是通过互动者反思活动而揭示出来的，而“反思”只能把握自己过去的行为和感受而不能把握自己现时的行为和感受。关于生活世界的主观意义，包括自己活动的主观意义、他人活动的主观意义和团体成员共同的主观意义。在互动中，个人通过换位思考和“相关性体系”即共处的环境来获得理解的普遍性即互动的社会性。

当代，互动论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那些“趋于形式主义”的互动论学者力图把握社会生活的种种形式与现实;二是“趋于新实用主义”的互动论学者采取了更强烈的后现代转向的立场。

总之，互动论长期关注时间性、反思性、对话、文化、沟通、认同、身体、戏剧、符号学以及日常生活，强调不能像研究物理世界那样来研究人的社会世界，要了解人的社会世界，要探讨一种深层的主体间的反思性，认为“个人的与社会的”、“行动与结构”、“观念论与物质论”只是在重复生产哲学家们弄出来的虚设的划分、二元对立和对偶范畴，不需要把诸如此类的分裂偷渡到社会考察的实践中去，社会学研究不能完全地、彻底地带有政治和道德的意涵。

从互动论角度看，教育活动是一种师生双向交流的活动，这种活动通过符号、法定的和约定俗成的规则来进行。教育的意义和效果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师生显示在对方心目中的理想化的形象。因此，互动论是我们研究教育功能值得借鉴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