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的外延

所有非语言符号与语言或文字一样，也是通过符号过程中的意指作用被创造出来的，也是由意指作用而确立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关系，并以编码规则的形式被系统所确定下来，加入到既有的符号编码规则中去的。符号能指由规则所确定下来的符号所指，就是该符号的明示义，符号学术语称为符号的外延（Denotation）。那么，凡已经符号过程意指作用确立了能指与所指结合关系的符号系统，就是具有外延语义的符号系统。

凡经历了符号过程的符号系统，都是具有外延语义的符号系统。例如，汉语中以[meigui]作为符号能指时，它的所指就如图4-2所示，是指凡“称为玫瑰的，属于蔷薇科的茎直带刺，奇数羽状复叶的落叶灌木的观花植物”。通过意指作用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符号“玫瑰”一词，并登录在辞书中。蔷薇科植物的玫瑰这一词义就是符号[meigui]的明示义。所以，明示义也就是由符号规则所明确规定了的意义。

又如西方的文字系统，如第1章图1-24所示，它们的感性形式，即字形并不是与字义相结合，而只是与语言的语音相结合而已。究竟是什么语义还必须通过语言符号，还得看该语言的语音是与什么语义相结合的，才能最终确定该组字形是与什么语义相结合的。所以西方的文字系统还只是其语言系统的附庸，还难以称为独立的文字系统。唯有汉字系统，才是世界上几乎是唯一的、真正的文字系统，如第1章图1-25所示，其中的每一个汉字，都是经历过符号过程的赋义、赋值，直接形成字形与字义的结合，并纳入语义学规则后而确定下来的。这样的汉字系统才可谓是真正独立的符号系统。有些人受西方中心论意识的影响，还真以为拉丁化的拼音文字才是已得到进化了的文字系统，而汉字则只是原始的文字系统呢。就连某些重量级人物也曾提出汉字最终也应走向人类“共同的”拼音化的道路。这只能说是拜倒在西方脚下的一副民族虚无主义的嘴脸。殊不知不论古往今来，不论天南地北，不论方言多么悬殊，汉字因为摆脱了语言语音的束缚，而放之四海而皆准。它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为中华民族的长期统一都做出了卓绝的贡献。虽然每个汉字的发音，因方言的不同而又有天壤之别，但仍能成为汉民族共同的得心应手的表述工具。其实何止如此，就连完全不同语系的其他语种，也因为汉字不是与语言的语音直接关联，而是字形与字义的直接结合，同样能用汉字表述。日本就是利用汉字才开始了自己民族文字的创造之路。尽管每个汉字的发音与日语有天壤之别，但仍能成为日文得心应手的表述工具。正因为领受了汉字的恩泽，日语才顺利地步入了现代化之路。此外过去的朝鲜文、越南文等也无不如此。它们都曾得益于汉字的滋养。

回到符号学中来，上面已经顺理成章地将有关明示义的概念进一步扩展到一般的符号系统。只不过，在一般符号系统中所传达的所谓广义的信息，往往可能是一种价值，也就是将一种价值也广义地归入信息之中。那么今后凡提信息，如不作特殊说明，则除了前面所述的主观的思想、意志、感情与客观的信息之外，也包括价值这种抽象之物在内。所以，为了信息的忠实传达，人们还创造了语言、文字之外的其他各种符号系统。符号就是为了对信息的忠实传达而创造的。

在符号创建之初的赋义、赋值过程，往往都是基于某种动机而实现的，但是一旦当符号系统成立，这种动机往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种结合关系也就让位给一种社会性的约定俗成。而登录在符号语义学规则之中，就成了规定一个符号能指将与一个怎样的所指相结合的符号语义学规则。而这个由符号语义学规则所确定了的符号的所指，也就成了该符号的外延。所以非语言符号外延也具有一义性。

图4-3　符号的外延

如果当一个系统的符号还是一个分节符号时，一般符号系统就具有语构学规则，它就有可能由若干单元符号遵循严密的语构学规则构成一个具有严密、复杂结构的信文这种构成体。这时一个信文也与一个符号一样，同样具有明确的语义，除了符号的语义学规则之外，它还为符号系统语构学规则所共同确定。如图4-3所示的那样，一个符号信文也是由符号语义学规则与语构学规则所共同决定的唯一明确的所指，这就是该信文的明示义，在符号学中就称为该信文的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