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稳定期

低生育稳定期_人口科学发展论：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计划生育研究

低生育稳定期

——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阶段

叶明德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对人口问题高度关注，思想十分活跃。对于同一种现象、同一个问题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理论工作者及实际工作者都有着许多不解、困惑和烦恼。种种现象都表明，我国人口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阶段，或者说正处于一个从未遇到过的新的关节点。与其在具体问题上争论不休，不如后退一步，从更宏观的角度看看我们以往做了些什么？当前及今后还该做些什么？本文试图从人口转变的角度审视我国当前人口发展的态势，分析我国人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并提出一些应当引起重视的问题。

1、中国人口转变的阶段如何划分

前不久在一个会议上听到人口计生部门的一位干部对我国人口发展的阶段作了这样的划分：控制人口阶段（20世纪70—90年代）；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06年）；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阶段（2007年起—）。实际工作部门将党和政府发布某一重要决定作为新一阶段工作的起点是无可非议的，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划分人口发展阶段需要着眼于人口内在运行规律的分析，需要有一些能使更多人认同的比较客观的标准。

世纪之初，学术界对我国人口发展阶段的划分有较多的研究，并曾引起争论。一部分学者提出，20世纪我国人口转变已经结束，开始步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一部分学者则不同意这样的结论，认为中国的人口转变模式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验模式，不能简单地用发达国家的模式来检测中国人口转变的历程。这场争论提出了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如怎样分析中国人口发展的形势？怎样把握“人口转变”和“后人口转变”的概念？中国的人口转变模式与发达国家的经验模式有何区别？怎样划分中国人口转变的阶段等。由于当时的争论较多地集中在中国是否已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的问题上，而对中国人口发展的阶段如何划分以及当前中国人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等问题讨论得并不充分。其实，统一对人口发展所处阶段的认识是极其重要的。当前热议中的生育政策要不要调整、如何调整等问题都与这个根本性问题有关。

上世纪90年代，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中国人口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对于这一点，学术界并无异议。然而，新时期是个什么样的时期，它的终点在哪里，怎么命名，则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人口转变论不同于一般的人口理论，它主要得自对历史经验和实际资料的分析，而不是纯理论的演绎结果（李竞能等，1992）。人口转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它反映的是人口由传统的出生率与死亡率的高位均衡向现代出生率与死亡率的低位均衡转变的历史事实。由于各国人口转变发生的时空条件不同，人口转变的历程并不一致。中国的人口转变虽然也遵循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已有的西方人口转变论模型，不管是三阶段模型，还是四阶段、五阶段模型，都难以确切地反映中国人口转变的实际情况。

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不仅在于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也不仅在于中国是经济社会尚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还在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根据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采取了迄今为止人类最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并通过上下一致的努力取得显著效果。可见中国的人口转变不是一个纯自然过程，而是有明显的人工痕迹，从程序上讲有点超“常规”。这就好比通常的婚配程序是先恋爱后结婚，而我们则把这个程序倒过来，来个“先结婚后恋爱”。结果是，结婚了也生孩子了（实现了“三低”），可是关系还不是太融洽（低生育率仍有反弹势能，人口惯性增长仍在继续且增量不小）。人口发展同任何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改变一下动作的程序或许可行，但客观规律无法逾越，缺少的环节是需要弥补的。于是中国的人口转变除了通常必经的阶段之外还不可避免地多了一个“婚后恋爱”的非常独特的阶段。

这个阶段怎么命名？有学者认为可命名为“低生育时期”，也可以定义为“人口惯性增长时期”或者“现代人口转变初步实现阶段”（穆光宗，2000）。笔者认为，由于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营造低生育率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稳定低生育水平，促使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由统计形式上的转变达到实质上的转变，因此不妨直接命名为“低生育稳定时期”。

这个阶段有多长？这涉及我国何时能真正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对于人口转变时期的终点或“后人口转变时期”的起点问题，学术界尚未取得共识。笔者认为，既然人口转变的实质是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的高位均衡转向低位均衡，那末低位均衡最典型最无可争议的状态就是出生率与死亡率相互抵消，自然增长率为零。因此这个独特的低生育稳定期应当是以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或更替水平以下为起点，以实现人口零增长为终点。我国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于上世纪90年代初降至更替水平以下。据预测，若保持1.8的生育率水平，到本世纪30或40年代将实现人口零增长（刘金塘、林富德，2000；宋健，2007）。可见，“低生育稳定期”不会只有几年时间，而是长达三四十年。

2、“低生育稳定期”的阶段性特征

“低生育稳定期”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笔者认为，这个时期的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人口问题多元化；二是人口发展趋向日益明朗化。

上世纪90年代，我国人口问题多元化、复杂化的现象就已显现，目前这种状况表现得更为突出。

从人口运行本身来看，总和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并越来越低，可是全国的人口总量则越来越多，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人口数量问题尚未最后解决，人口结构问题包括人口老龄化问题、出生性别比问题、人口迁移流动及人口城乡分布、地域分布、产业分布合理化问题等又接踵而至。

基层人口和计划工作的复杂状况也是前所未见。不管是计生工作先进地区还是后进地区，都可以看到自愿放弃生育指标与不惜代价“超生”并存；计生管理有序化与无序化并存；个性化、温馨化服务与不得不强行动员“超计划”怀孕妇女“自愿”引流产并存；越穷越生与名人、富人“超生”并存……

复杂化是内在矛盾的反映。“低生育稳定期”从本质上看是主要矛盾转化期。我国人口领域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问题。在上个世纪，我国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们为解决这个问题作了不懈的努力。“联系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资源和环境状况，人口基数大、数量多、增长快是我国人口问题的要害。”“经过百年曲折迂回、充满苦涩的争辩和探索，我们终于达到了、取得了‘中国人口必须控制’的共识。”（查瑞传等，1999）。

这个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得怎么样了呢？既可以说已经解决，也可以说尚未解决或尚未完全解决，关键在于从哪个角度看问题。

限于人类的普世价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从控制出生率入手，而人口出生率与妇女生育率直接相关，因此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高低成了控制人口增长的风向标。上世纪90年代，全国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这件事对于中国的人口控制而言意义非同一般。它意味着一直处于增长的中国人口从此180度地掉转方向，由增长型人口变为缩减型人口。这是中国人口史上、中国历史上、及至世界历史上都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翟振武等，2000）。

从逻辑上讲，人口增长方向已经改变，只要继续保持更替水平以下的生育率，人口总量就会持续缩减，主要矛盾已经解决。然而，这里所说的增长乃是指内在自然增长，而非实际自然增长。由于受年龄结构的影响，“内在”的人口缩减趋势并未表现为“外在”的人口负增长。实际上，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后，中国的人口问题仍在继续增长，这种状况将持续三四十年。另一方面，低生育率也不够稳定，仍有反弹势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还不能认为中国人口数量过多的问题已经解决。这就是说，主要矛盾实转而形未转，内转而外未转，目前正处在这种似转非转、若即若离的节骨眼上。实质与表象、“内在”与“外在”的不统一，是造成目前人口问题纵横交错、扑朔迷离的深层原因。

“低生育率稳定期”作为从人口转变时期到后人口转变时期的过渡期，既有人口问题复杂化的一面，又有人口发展趋向逐渐明朗化的一面。在这个时期，人口问题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是表面的，暂时的，就如冰封河流的静止是表面的、暂时的一样，拨去表面的冰层，向下涌动的河流便展现在眼前。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我国人口增长方向发生“逆转”还是潜在的，隐蔽的，除了引起少数专业学者的呼吁外，并未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那么在今天，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人口按照自身规律的行进，潜在的人口发展趋势已越来越显性化。

首先，人口零增长和负增长的现象不断出现。上海市早在1993年就出现人口负增长。世纪之交，苏南和浙东北的南通、舟山、嘉兴、湖州等市相继出现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进入21世纪后，北京市连续出现人口零增长。至于县、市、区一级出现人口零增长和负增长的现象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其次，少子老龄化问题逐步显现。以往总以为“少子老龄化”问题只有日本等发达国家才需要面对，如今我国较发达地区也已面临这一问题。上海人口少子高龄化的发展速度不仅领先全国，而且直逼甚至超越日本等发达国家（王桂新等，2008）。

此外，尽管“超计划”生育的现象仍然存在，但“少生优生优育”已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倾向，维持低生育水平不光是政策层面的要求，也得到多数群众的认同。

笔者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浙江不同地区做过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已婚夫妇还是未婚青年，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平均期望生育子女数均未超过两个。2007年上半年笔者曾跟随国家人口计生委的调查组到浙江许多地方与基层干部交谈，感到一些基层干部的说法很值得品味。义乌市的一位计生干部说，“群众中追求儿女双全的人达80%，自愿只生一个孩子的只占20%。”宁波市的一位计生干部说，“普通农民60%以上想生二胎！”诸暨市下山湖镇的一位干部说，“现在群众的生育观念是两头小中间大：少数很富的人想多生，穷人中多子多福的观念也还有，中间占90%的人认为，‘一个太少，两个正好，三个不要’。”德清县的一位计生干部说，“独生子女家庭我们做过摸底工作，主动放弃二胎生育指标的有7000多对，想生二胎的有1200多对，真正想生的500多对，强烈想生的不到100对。”我也听到浙江省人口计生委的一位干部说，“从全省看，至少还有70%—80%的群众主张生二胎！”显然，其中有些计生干部凭经验作出这些估测是想说明目前计生工作形势依然严峻，可是笔者听到这些估测数据则感到欣慰，甚至产生另外一种担忧。原因是我们所依据的标准不同：他们所依据的是现行生育政策，笔者的“尺子”则是“低生育水平”。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人口普查数据还是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无论是学者们采用各种方法估测的数据还是计生干部们直观估测数据，都表明中国确实已进入低生育率时期。

简言之，低生育稳定期人口发展的基本特征是问题复杂，趋向明朗。我国的大众传媒对新时期人口问题的复杂性、人口计生工作的艰巨性强调得较多，而对我国未来人口发展的实质性趋向则宣传得很少甚至有意无意地加以回避。这种片面性宣传带来的后果是模糊了人们对我国人口发展形势的正确认识，以为我国目前控制人口增长的形势仍然与上世纪一样“严峻”，甚至“更严峻”、“更艰巨”。有些地方的个别领导人甚至把学者们颇有远见卓识的意见和建议当作“干扰”来加以排除。

3、新时期需要有新目标、新对策

低生育稳定期随着主要矛盾的逐步转换，人口发展的战略重点也必然逐步转移。具体地说，在这个时期要实现以下几个转变：

由降低生育率向稳定低生育率转变。实际上这个转变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开始。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的发布，正式确认了这个转变。该《决定》指出：“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将进入一个新的重要发展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目标与任务与降低生育率时期相比是有所不同的。除了少数生育率过高的地区需要继续降低生育率外，多数地区的根本任务就是营造低生育水平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建立维持低生育率的长效机制。对于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来说，完成这个任务是艰巨的，因为这并不是靠人口计生部门就可以单独完成，它取决于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同步发展。

由着眼于人口数量控制到注重人口质量的提高。我国控制人口数量的措施已使用到近乎极限。至于人口惯性增长那是由既定的人口自然结构所决定的，人们对它无能为力。因此将人口发展战略重点由注重量的控制转向质的提高是必然的。现存的13亿多人口以及必然要出现的15亿左右人口，对于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来说，既有可能是包袱，也有可能是重要资源，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面对。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是适应新时期需要的全新的人口发展战略理念，是变人口包袱为人力资本的战略举措。显然，将人口发展战略重点转向人口质量的提高，丝毫不意味着对人口数量控制的忽视，相反，这是巩固人口数量控制成果最有效的措施。只有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提高人口素质，才能从根本上优化资源配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生产生活方式落后等问题，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育观念，形成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长效机制。

由着眼于人口规模控制转向兼顾人口结构的改善。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实现这样的社会，不仅要求人口具有质与量的适度性，还要求人口具有结构的合理性。人口的自然结构尤其是年龄结构与人口的出生控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出生人口的迅速下降，必然导致人口年龄结构的过快老化。如果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面对人口过快增长的形势不得不把控制人口规模放在优先地位，而把可能带来的某些结构性问题作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那么在实现低生育率的目标之后，虽然还不能放松对人口规模的控制，但至少可以将人口规模问题与结构问题同时兼顾，而不能一味地顾此失彼。

人口政策是为人口战略目标服务的。低生育稳定期是主要矛盾转换和战略重点转移的时期，因而也是人口政策调整期。

当前人口关注的重点和热点是生育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我们现行的生育政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特定的人口问题而提出并逐步完善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1980年9月2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在提出“最后二、三十年的时间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同时也指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我国执行现行生育政策已接近30年。尽管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到底有多低”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已低于更替水平是中外学者普遍认同的。这就是说，我国已从人口运行的内在机制上创造了实现人口零增长和负增长的前提条件，只要生育率不突破更替水平，人口零增长和负增长便指日可待。为此，研究未来生育政策取向的任务已历史地摆在我们面前。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调整，而是何时调整及如何调整。笔者在这里特别想说的是，广开言路，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倾听广大育龄群众的意见和深知社情民意的广大基层计生干部的意见，是决策层不容忽视的程序。那种替民做主，先定个框子，然后再搞点预测就定调子的做法已经过时了。

4、新时期要有新思维

我国的人口转变由降低生育率时期转向低生育稳定是有明显的标志和界限的，但是由于生育政策和人口计生工作的连续性，这种阶段性的转换在人们的感觉中并不明显。尽管我们早已进入人口转变的新阶段，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践，并未很快形成清晰的“新阶段”意识。

笔者在调研中，感到有几个问题需要站在“新阶段”的角度来分析和认识。

4.1　稳定低生育水平不等于生育率越低越好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一基本判断在于提醒人们，稳定低生育水平有一个适当的“度”，并非生育率越低越好。人们头脑中的“生育率越低越好”的观念是在降低生育率时期形成的。那时的奋斗目标是千方百计使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哪个地区生育率低，就说明该地区控制人口措施得力，计生工作到位，成效显著，对全国控制人口事业的贡献大。总和生育率的高低成了评价一个地区人口计生工作绩效的硬指标。慢慢地，“生育率越低越先进，越光荣”的观念便深入人心。当全国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之后，如果头脑中缺乏“度”的观念，仍然认为“生育率越低越好”，并以此指导工作，就有可能背离新时期的战略目标，甚至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人口发展是有规律的，是按一定的“程序”运行的，这“程序”就是年龄结构，直观形态是人口年龄金字塔。金字塔的形状决定人口增减的走向。例如，上小下大的金字塔型，会促使人口快速增长；上下一般大的圆柱型，会使人口不增不减保持稳定；上略大下略小的草垛型会促使人口缓慢缩减；上大下小的倒金字塔型会导致人口快速缩减。根据我国的国情，人口年龄金字塔出现草垛型是很难免的，也是我们所追求的。然而倒金字塔型意味着人口年龄结构极度老化，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是我们应当避免的。一味地降低生育率，使出生人口逐年减少，老年人则因为生活安定而普遍长寿，势必造成倒金字塔型年龄结构。这是人口统计学中简单而基本的道理。道理虽然简单明了，但要认识这个道理，让社会民众及广大基层干部都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则并不那么简单。马寅初当年宣传人口倍增效应，道理也很简单，认同他所宣传的这个简单的道理还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4.2　稳定低生育水平不等于维持现状

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人口发展地理空间上的差异，实质上是人口发展在阶段（时间）上差异的一种表现。因此，在同一时期，起点不同的各个地区所面临的人口发展形势、人口问题以至人口调控的内容，都会存在很大的差别，其中有些差别甚至带有完全不同的性质（翟振武等，2000）。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在分析人口状况时指出，我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1.8。在设计未来30年的生育控制目标时，指出全国总和生育率应保持在1.8左右。

这两个“1.8”很容易使人们造成这样的错觉：只要维持现行生育政策和控制力度，防止生育率反弹，就能完成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历史性任务。事实上，全国性的研究，只能提供综合性的数据，这种数据只具有综合和概括的意义，真实的数据是差别巨大的地方性数据。对各地而言，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过程，不是也不可能是维持现状，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各地向着同一目标作不同方向调整的过程。那些目前生育率尚高于1.8甚至高于更替水平的地区，应当在发展经济社会的同时适当加大对生育率控制的力度，使总和生育逐步接近1.8。相反，那些总和生育率早已低于1.8，甚至早已低于当地的政策生育率，早已进入超低生育水平的地区，则要通过适当的政策调整，使总和生育率向1.8方向回升。

有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有学者认为，各地人口发展不平衡，人口老龄化进度快慢不一和严峻程度不等，可以通过人口迁移流动使之缓解。他们提出了非生育调节解决人口结构问题的思路，甚至认为即便是不久将面临非常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及老年人问题的发达地区，也不必调整生育政策，因为调整、放宽生育政策本身就不是最好的选择。

确实，在我国的特定国情下，人口迁移流动对部分地区一定野战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会起到“补偿效应”。这可以通过对“四普”、“五普”资料的分析对比而得到证实。然而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深入思考：

其一，老龄问题可分为发展方面的问题与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国内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可以缓解发展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劳动力资源的余缺互补），但未必能化解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微观家庭方面，例如亲情的需要等。正如穆光宗教授所说，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一个风险家庭，一有闪失，就很难弥补。也如有的学者所言，别的消费品可以引进，唯独亲生子女无法引进。家庭劳务问题通过人口迁移流动也可以得到部分缓解，但这背后仍包含着不容忽视的人道主义代价。在较发达的人口流入地吸纳了一大批青壮年打工者的同时，人口流出的欠发达地区则出现了一大批孤苦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报刊上曾报道过这样的事例：某城市一位“空巢”家庭的老人，对外地保姆产生超常依赖。春节前，保姆执意要回家过年，这位老人见劝说无效，便绝望地跳楼自尽。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思考。人口普查以常住人口统计而不是以户籍人口统计，实际上掩盖了微观层面的许多问题。

再一个是政策的公平性问题。我国的生育政策具有明显的利益调整的内涵，它要求政策实行者以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虽然政策实行者能得到一定的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但从个人角度看，这种付出与获得是不成比例的。计划生育工作起步早、见效快的地区，人们的付出相对更早、更多。否认计生工作先进地区生育政策率先调整的必要性，让先进地区无限期地从紧从严、无限期地为全国控制人口事业作出贡献，这对计生工作先进地区的人们似乎欠公平，有鞭打快牛的嫌疑。

4.3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不能人为设立“禁区”

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根本处事方法。笔者认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一是要对目前的人口问题进行梳理，分清轻重缓急，看看哪些问题是本质性的，哪些是非本质的，哪些是事关全局影响深远的，哪些是个别的、局部的，哪些是属于战略性或政策性问题，哪些是属于工作是否到位的问题，这是个必要的前提；二是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不能事先设立“禁区”，什么方法有效就采用什么方法。要是事先把某些必要的、既有利又有效的路径堵死，不许提，不许碰，这还能叫“统筹”吗？要有效地解决人口自然结构方面的问题，势必会涉及生育政策问题，不能总是回避或绕行。任何政策都不可能完美，由政策性缺陷所产生所积累的问题若不从政策本身入手，只能是隔靴抓痒。人为地设立“禁区”，不管是由外部设立，还是由内心深处自觉或不自觉地设立，都只会抑制创造性思维，堵塞言路，于解决问题无补。

引文文献

[1]李竞能（主编）.当代西方人口学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2]穆光宗.“一胎化政策”的反思.人口研究，2000，（4）：26—28.

[3]刘全塘，林富德.从稳定低生育率到稳定人口——新世纪人口态势模拟.人口研究，2000，（4）：35.40

[4]宋健.信息时代的人口动力学.人口研究，2007，（1）：11—18.

[5]查瑞传（主编）.人口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

[6][8]翟振武，刘爽，陈卫，段成荣.稳定低生育水平：概念、理论与战略.人口研究，2003（3）：1—1 7.

[7]王桂新，沈甜.上海人口少子高龄化与和谐社会建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派），2008，（1）：33—42.

参考文献

李建新.世界人口格局中的中国人口转变及其特点.人口学刊，2000，（5）.

朱国宏.关于“后人口转变”.中国人口科学，2001，（3）.

于学军.再论“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冲国人口科学，2001，（3）.

翟振武，陈卫.1990年代中国生育水平研究.人口研究，2007，（1）.

乔晓春，张车伟，周长洪，赵曦，熊理然，成卓，胡鞍钢.中国控制人口增长的任务是否已经完成7.人口与发展，2008，（1）.

陈友华.关于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的若干认识问题.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1）.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人口研究，2007，（1）.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