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清稳”，即清丽稳健。如前所述，雄奇险峻的“大山地理”铸就了黔中文学的“坚强之气”，清秀隽朗的“大山地理”涵养了黔中文学的“清稳”之风。讨论黔中古近代文学的“清稳”风格，首先必须对“清”之审美内涵作简要说明。
作为一个审美范畴，“清”在古代中国人的人生趣味和诗学观念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先秦以来，儒道两家皆把“清”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品格，“如果说我们把儒家人格之‘清’称为清节、清正、清直的话，那么道家人格之‘清’则是清秀、清玄、清逸，带有脱俗、飘逸的色彩”。[57]至汉末魏晋时期，在人物品鉴之风气中，读书人以“清流”自任，“清”成为当时人物品鉴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亦是人物品鉴中的最高品目之一。“清”作为一种审美范畴和文学批评概念，亦大体形成于魏晋时期。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皆大量使用“清”这个概念展开文学批评。自唐宋以来直至明清时期，“清”便成为诗论家品评诗人和品鉴诗歌的最高审美范畴之一。其中，虽有六朝重“清丽”、唐人尚“清新”、宋元重“清淡”之区别，[58]但总体上以“清”为诗之本质特征，则是学者的共识，故有“诗以清为主”，[59]“诗之妙处无他，清空而已”，[60]“诗最可贵者清”，[61]“诗，清物也”，[62]“诗，乾坤之清气也”，[63]“清，诗之神也”等说法。[64]
作为一个集中体现古代中国文人生活情趣和诗学理想的审美范畴，“清”的基本内涵非常复杂。据蒋寅《清：诗美学的核心范畴》说：“清”的基本内涵如下：一是明晰清净，二是超脱尘俗而不委琐，三是新颖，四是凄冽，五是古雅，六是浅弱单薄。而且“清”又是个相当开放的审美概念，派生能力极强，可以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向脱俗延伸会发展为“清奇”、“清峭”，向刚健延伸就产生“清刚”、“清壮”，向空灵延伸就产生“清虚”、“清空”，向圆熟延伸就产生“清厚”、“清老”，向典雅延伸就产生“清典”、“清雅”等等。[65]
黔中古近代诗人亦有浓厚的尚清审美趣味，其诗歌创作亦有相当明显的尚清倾向。故学者论黔人诗歌，多重其清美。如明代思南人王蕃著《一瓢文集》，莫友芝称其“为诗清逸”。[66]贵阳人袁应福著《渔矶诗草》，莫友芝称其诗“亮节清音，独具风格，当文恭之后，君采之前，亦几几自树一帜也”。[67]贵阳人杨师孔著《秀野堂集》，王思任序称其诗“清贵落字，高古决格，华亮取响，岑、孟、钱、刘之伦也”。[68]贵阳人越其杰著《屡非草》四卷，杨文骢序称其诗“清清泠泠，如世外道人”。[69]普安谢士章著《计谐集》等，陈田说他“性耽吟事，淡于仕进，恬静之意，清俊之篇，不亚君采”。[70]广顺人朱文著《湄云集》一卷，莫友芝称其“为诗清放有奇气”。[71]清代遵义人孙士鹏著《山水怡情草》，陈田称其“诗多清脆之音”。[72]贵阳人潘驯著《瘦竹亭文集》八卷，潘淳序称“其诗清挺拔俗，如游渭川，檀栾千顷，笼烟带雨，不知襟怀之何以洒濯也”。[73]贵阳人潘德征著《玉树亭集》二卷，潘淳序称其诗“气味之清远，风格之高淡，类朱考亭称陶渊明‘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露’者”。[74]遵义人李专著《白云诗集》十卷，郑珍评其诗“清放得之东坡，新隽近于诚斋，而其善道意中语，俯拾似易，力求乃难，尤为白文公真种子”。[75]铜仁人徐訚著《淡园纪年诗钞》四卷，王原《松棚诗话》称其诗“如杨柳当风，芙蓉出水，清词丽句，潇洒出尘”。[76]黄平人石志猷著《退庵遗诗》一卷，陈田称其诗“清警可诵”。[77]印江人敖兴南著《蓼汀诗集》八卷，陈田称其诗“清丽芊绵”[78]。黔西人张琚著《焚余草》一卷，郑珍序称其“为诗摇笔千言，清拔自肆，然才豪语易，往往蛟蚓互杂，决去范围”。[79]遵义人郑珏著《悦坳堂遗诗》一卷，黎筱庭称其诗“纯发于天籁，其一种清真之气流露纸上可喜”。[80]贵阳人颜嗣徽著《望眉草堂集》十二卷，钱衡序称其诗“肆力于眉山，遂清雄独往，自见真际”。[81]毕节人王铭勋著《铁云轩诗集》四卷，曾纪凤序称其诗“模山范水，托月烘云，缕缕清思，沁人心脾”云云。[82]
讨论诗文创作中的尚清风尚，值得注意的，还有傅玉书《跋唐汉芝诗》，其云：
色泽丰容，不为孤孑，而其气自清；和易圆转，不烦雕镂，而其境自新。盖其情真，风骨犹有存于诗之先者，斯可以言清新也。
傅氏对于时俗以“孤孑为清，雕镂为新”之观点，不以为然。他以为：“富人贵家，绮罗珠翠，日更月异，适见其陈陈而已。若藐姑射之神人，不事工颦妍笑，而人见之，固不厌也。然则不求新而自新者，岂以其不清哉！”[83]“清”非“孤孑”，“新”亦不是“雕镂”。“清”是“色泽丰容”，“新”是“和易圆转”。“清新”犹如藐姑射之神人，是一种自然之美。此种自然之美，是“性真”之产物。
黔中明清两代诗人，其影响最大、成就最高者，郑珍之前，当推谢三秀和周起渭。如郑珍《书周渔璜先生桐埜书屋后》说：
贵州数诗家，有明推雪鸿。国朝二百年，吾首桐埜翁。
雪鸿宦不达，桐埜寿未丰。天欲文西南，大笔授两公。
谢诗春空云，周诗花林红。吾以两公较，尤多桐埜雄。[84]
傅玉书《黔风录自序》亦说：“予少时闻先君子及诸父尝论乡先辈以诗名者，谢雪鸿蜚声于前代，周桐埜驰誉于今时。”[85]赵懿《莘斋诗钞序》亦说：“谢雪鸿、周桐埜之诗，黔之启钤风雅者与！”[86]柳诒徵《遂雅堂全集题语》说：“黔中诗家，焜耀海内。俶落雪鸿，袭奕桐埜。”[87]可以说，在郑、莫之前，谢三秀、周起谓代表黔中诗学的最高水平，这已是学者的共识。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两位代表黔中古代（郑珍以前）诗学最高水平的诗人，其诗歌风格皆获得“清稳”之评价。如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君采（谢三秀字）诗甚清稳，由其生于天末，习染全无，此黔人之轶伦超群者也。”[88]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说：“起渭（周渔璜字）生长边方，诗颇清稳，故自可贵。”[89]代表黔中古代诗学成就的谢、周二人，其诗歌风格皆有“清稳”之特点。据评述者的意思，其诗所以“清稳”，皆与二人“生于天末”或“生长边方”有关。换言之，就是边省黔中的“大山地理”涵孕了谢、周二诗人“清稳”的诗歌风格。[90]
黔中诗人尚清，与黔中“大山地理”中佳山秀水之清秀隽朗的地理特征有关。“清”字从水，其本义是“水清”。《说文》说：“清，澂也，澂（澄）水之貌。”又说：“澂，清也。”故韩经太指出：“‘水原思维’和‘水境玄鉴’是清美文化的逻辑起点。”[91]何庄以为尚清审美趣味之形成与水崇拜观念相关，认为“尚清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尚水’”。[92]或者说，山清水秀更能培养人的尚清审美趣味。南方多水，故古代学者讨论南北文风之差异，多指出南方文风之清丽特点，如魏徵《隋书·文学传序》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93]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说：“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94]黔中“大山地理”，除了有多山多石的雄奇险峻特点外，还有佳山秀水的清秀隽朗。故生活其中的文人涵蕴成尚清的审美趣味，其诗歌创作自然亦有清丽、清新之美。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尚清亦或有其负面价值，或以为“清之失或弱”，[95]或以为“清典之失也轻”。[96]蒋寅亦以为“清”之审美内涵有“负价”一面，即浅、弱、浮、薄。[97]黔中古近代诗人尚“清”，却往往能够避免浅、弱、浮、薄之“负价”。因为黔中古近代诗人生活在大山之中，受雄奇险峻之“大山地理”的熏染和陶铸，往往内含“坚强之气”，将尚清趣味与“坚强之气”结合起来，避免了浅、弱、浮、薄之“负价”。同时，亦使“坚强之气”部分地获得柔性的滋养，将清丽、清新与稳健、坚强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所谓的“清稳”之风。朱彝尊和邓之诚指出黔中诗人的“清稳”风格时，特别强调其“生于天末”或“生长边方”，其原因亦正在于此。
朱彝尊以“清稳”评谢三秀诗，可谓切近其实。谢三秀生长于清秀隽朗的佳山秀水之中，日夕流连于贵阳南阳河畔之私家园林。[98]又遍游江南，与江南诗坛名流巨子诗酒唱和，其以清为尚，故是情理中事。但是，谢氏之“清”，不是清浅、清浮、清淡，而是清雄、清刚，是清稳。当时诗坛名流李维桢称其诗为“治世遗音”，撰《雪鸿堂诗集序》，极力推崇，虽有借机攻击三袁、钟、谭之目的，但其推扬谢诗确是有感而发。他认为谢诗“其格整而不滞，其气雄而不放，其指深而不晦，其致清而不薄，其词丽而不浮，诗家诸体无不精当，诗品诸妙无不备具”。[99]“整而不滞”，是“清通”；“雄而不放”，是“清刚”；“深而不晦”，是“清雅”；“丽而不浮”，是“清丽”。最要紧的是“清而不薄”，是“清稳”。谢诗之“清稳”，几成学者定论。如王祚远《远条堂集题词》称其“才情所擅，发越清迥，遂成全璧，欲句摘字比而不可得”。[100]吴中蕃《雪鸿堂诗选序》说：“先生之诗，冲融淹润，绝无鬼趣嚣习。”[101]虽未拈出“清稳”之目，但其意义大体相近。莫友芝《雪鸿堂诗蒐逸序》称其诗“咀嚼六代，步骤三唐，清雄宕逸，风格隽远”，有“冲和之音，恬淡之味，苍润之色”。[102]“清雄”，义近“清刚”、“清稳”，意谓谢诗于清丽、清新中自有清拔、刚健之气。谢诗之所以“清雄宕逸”，在莫友芝看来，是因为他“崛起万山中，摆脱习染”，故能“遒然高举”。[103]这与朱彝尊的评价是很近似的。
邓之诚以“清稳”评周起渭诗，亦大体妥当。在人才济济的康熙诗坛，起渭之所以能“领袖群伦”，为“风雅之宗”，[104]就在于他以“清稳”之诗风横空出世，“异军突起，拔戟自成一队”，[105]所谓“波澜压群雄，馆阁洗疲癃”是也。[106]起渭之诗，时人亦有定评，如田雯《稼雨轩诗序》称：“渔璜之诗，有以新为工者，有以奇为工者。新如茧丝出盆，游光濯色，天女散花，幽香万片。奇如夏云怪峰，千态万变。”[107]其“新”，是“清新”；其“奇”，是“清奇”。“清”是其底色，“新”和“奇”是其显象。陈允恭说，起渭作诗，“大要以清远之思，运俊逸之气，或冲澹而和雅，或高洁而沉雄，无粗厉之词，无阐缓之调”，故能“一洗傭耳剽目生吞活剥之弊”。[108]起渭以“俊逸之气”运“清远之思”，故其诗方能“无粗厉之词，无阐缓之调”，故而有“清稳”之风。所以，郭元釪称起渭为诗“无形似之言与浮游之响，其于馆阁之体，枘凿不相入矣”。[109]（道光）《贵阳府志·耆旧传》亦称其诗“无纤佻尘险之习，无肤廓叫嚣之态，和平清缓，而意亦独至”。龙汝钧《周桐埜汇志》称其诗“近体则俊逸和雅，无粗厉婵缓之词”。[110]汪辟疆以为“周诗为筑诗家之冠”，[111]其弟子吴棻说：“尝侍师坐，师盛称贵阳周渔璜起渭之《桐埜集》，为西南巨手，雄深隐秀，兼而有之。”[112]因“雄深”而稳健，因“隐秀”而清雅，故而有“清稳”之格。以上诸家的评论，皆是对起渭诗歌“清稳”之风的很好诠释。
起渭诗以“清稳”称，与其性格有关，与其成长的地域环境有关。故自来评论起渭其人其诗者，皆着意强调他成长于黔中的“大山地理”环境，轻之者或敬之者，无不如此。如陈允恭《桐埜诗集》、郑方坤《国朝诗钞小传·桐埜诗集》、田雯《稼雨轩诗序》、陈汝楫《汪沄刻本桐埜诗集序》、（道光）《贵阳府志·耆旧传》、杨钟羲《雪桥诗话》、龙汝钧《周桐埜汇志》等等，或说“公起僻远”，或称其“崛起西南”，或谓其“生自远方”，或道其“鬼方旧壤，僻陋在夷”，或云其“生山国中”，或说其“起自遐方”等等。如果说像毛奇龄《稼雨轩近诗序》称“贵阳周先生”，郭元釪《桐埜诗集序》称“贵阳周公渔璜”，则比较客观，不含感情色彩或其他深意，而刻意强调他出自“山国”、“西南”、“僻远”或“远方”，则可能含有深意，表明他的诗歌创作与他成长的地域环境之间有密切关系。
事实上，起渭其人其诗确与他成长的黔中“大山地理”关系密切。起渭其人，“易直坦率，不立崖岸”，[113]“为人易直，不立崖岸，与人交有始终”。[114]或如查慎行《送周桐埜前辈督学顺天》诗说：“先生人中龙，天与君子性。平时颇跌宕，临事乃刚正。……公貌谦愈冲，公怀直且劲。和光得人爱，严气生成敬。”[115]“刚正”、“直劲”，正是典型的“大山性格”。故龙汝钧《周桐埜汇志》说：“桐埜生山国中，赋性刚毅。”“刚毅”之“大山性格”正是在“山国”之“大山地理”中培育起来的。故起渭之尚清，不流于清弱、清薄，而是以“清稳”、“清雄”著称，正是因为有这种“大山性格”做支撑。故此，他之作诗，虽有“清远之思”，但辅之以“俊逸之气”，故自然“清稳”，自当“清雄”。
周起渭以“清稳”诗风洗涮沉积多年的馆阁习气，冲击流行文坛的“尖险之习”和“叫嚣之态”。其对自身的诗学取径亦相当自信，“每于世之能诗者狂噱捧腹，曾有句云：安得世人尽聋聩，凭君高坐说文章”。[116]另有两件佚事最能说明他是如何摆脱习气而追求“清稳”风格的。据方楘如《书桐埜诗集后》说：
文輈幼攻诗，一乡先生讽之曰：诗之道柔，而子以刚，失之。文輈由是不为诗，及谒桐埜先生，先生诘之以诗，文輈以前故对。先生曰：子误矣，宋元以后之诗，所以不逮唐人者，正以其不能刚耳，流于柔弱稚薄，无复先民深劲清刚之气，安得健于此者？以大气举之。
一日倚酒谓文輈曰：子不为诗，故自佳。子浙东学诗者，高则挦扯义山，薰衣剃面；次乃承陆务观之余窍，若张打油、胡钉铰之为，即千手目，如一也。段师琵琶，须不近乐器十年乃可授。子不学诗，几是耶！[117]
先说后一段文字，段师教人学琵琶，“须不近乐器十年乃可授”，可知习气一旦染上，要摆脱它是极不容易的。学诗一旦染上习气，必然陷入“千手如一”之状态，毫无个性与创造。“浙东学诗者”为习气所染，故于诗学无所成就。于此，黔中诗人似有先天之优势，因为他们生于天末，长于遐方，习染全无，故能“异军突起，拔戟自成一队”。再说前一段文字，在周起渭看来，宋元以来之诗风“流于柔弱稚薄”，或有“纤佻尖险之习”，或有“肤廓叫嚣之态”，总之，不免“鬼趣嚣习”。其中最缺乏者，乃“深劲清刚之气”。故起渭提倡“先民深劲清刚之气”，以拯救宋元以来“柔弱浅薄”之“鬼趣嚣习”，可谓切中要害。可以说，在黔中“大山地理”中成长起来的“赋性刚毅”之周起渭，带着“生于天末”而“习染全无”之先天优势和黔中地域文学的“深劲清刚之气”，为主流诗坛之沉疴锢疾，提供了一副苦口良药。
所以，正如朱彝尊指出谢三秀诗“清稳”，是因为他“生于天末”；邓之诚评价周起渭诗“颇清稳”，亦是由于他“生长边方”。朱彝尊评谢诗“清稳”，是由于他“习染全无”；（道光）《贵阳府志·耆旧传》说周诗“无纤佻尘险之习，无肤廓叫嚣之态”，亦是因为他“不为习气所染”。因此，笔者认为，黔中古代诗歌史上最有成就的两位诗人，皆得力于黔中地理的“江山之助”。黔中“大山地理”与黔中文学“大山风格”之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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