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谈起。
毫无疑问，“东方”的第一层含义是一个表示方位的地理概念。
东方，是先民对自然的方位、现象观察、命名后约定俗成而得的概念。先民把太阳升起的方向称为东方，把太阳落下的方向称为西方，正如枟史记·历书枠上所说：“日归于西，起明于东。”太阳的升与落为东、西方的二元对立作了最高的自然性规定。日本国的命名及国旗的标志，还留有这种自然性印记。甚至“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也是“逐渐向日出方向延伸”。[1]希罗多德（1959）[2]的枟历史枠就记载有古希腊人看东方国家向日出方向延伸的笼统经验。黑格尔在枟历史哲学枠中把作为世界精神体现者的世界历史发展行程，视为类似于太阳的行程。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沉没。世界历史也是从东方向西方发展。黑格尔的说法虽然多少带有一些隐喻的味道，但他仍以自然的实在的太阳为基点：“有一个决定的‘东方’，就是亚细亚。那个外在的物质的太阳，便从这里升起，而在西方沉没，那个自觉的太阳也是在这里升起，散播一种更高贵的文明。”[3]
记住“东方”在地理方位上的自然起源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方位的自然历史性质往往与其他一些重要的自然因素联系在一起，比如地理环境、资源、气候乃至人种等。这些东西成为某一方位文化的先在条件。
任何方位概念都有一定的相对性。在不同的时代或语境下，随着说话人的立足点不同或观察者的视点不同，“东方”或“西方”可能会发生位移。中国元明时期把今南海以西的地区（包括印度、非洲东部等）称为“西洋”，而明末清初以后，则把大西洋两岸的欧美地区称为“西洋”。
站在中国看日本，日本为东方；反之，中国为日本的“西邻”[4]。同样是“东方”，在层次上也可细分，比如西方人把东方划分为远东、中东、近东，至今还在沿用。
但是，在世界历史和洲际观念的影响下，“东方”含义已从方位层面进入地域或地缘层面，这就是“亚洲”的命名。在“亚洲”的意义上，“东方”概念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或确定性。
在某种程度上，“亚洲”等同于“东方”。不过，两者的语用似乎有所不同。如果说“东方”的含义还具有某种笼统性或含混性，那么“亚洲”就是一个有确切地理学所指的概念。作为位于东半球东北部的“亚洲”，地理学对其面积、界限、人口、人种、气候、山川、湖泊等，都做了明确的界定。今天，我们应当知晓这样一些事实：亚洲的面积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30%，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一个洲；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一半以上，居民主要是黄种人；亚洲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巴比伦、亚述）的发祥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亚洲的部分国家或地区相继取得独立。
正是这些基本的事实，内在地规定了亚洲在文化上的某种共性，并且能够与其他洲（尤其是欧洲）的文化加以区别，也为我们下面要谈的“亚洲价值观”“亚洲视角”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亚洲人常常会以整体上相似的外表形象出现在其他洲的人面前。在欧洲人（白种人）看来，亚洲人（黄种人）好像都“一个样”，欧洲人至今很难分清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反过来看也如此。人种指认上的困难，恰恰是洲际文化差异的一种最直观的反映。
萨义德在其枟东方学枠一书的“绪论”中曾提出一个假定：“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他的意思是说，东方和西方一样，不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而且扩展到地理的领域。作为一种地理的、文化的和历史的实体，“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套用这个假定，从“东方”到“亚洲”，正反映出从自然存在到地理区域的扩展过程，“亚洲”完全是人为建构起来的一个地理区域概念。然而，即便是人为地建构，也不能否认，任何地理区域概念之所以能被人为地建构起来，仍然离不开一定的自然性或物质性的基础，如地理、人种之类。因此，萨义德在交代其假定前提后，紧跟着加了一个限定：“做出东方本质上乃一种观念或一种没有相对应的现实的人为创造物这一结论将是错误的。”[5]
东方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了某些共同的社会属性，或者说，形成了相对统一而稳定的社会政治形态。这既是西方长期观察东方的某种结果，也是西方不断分析东方的出发点。自从亚里士多德以后，东方总是与某种专制政体联系在一起。“东方专制主义”是西方对东方社会政治形态的一种经典性概括。
如果说“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对东方社会的总体性的类型概括，那么，在马克思以后，“亚细亚生产方式”则成为概括东方社会经济结构共性特征的又一经典性说法。马克思在枟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枠枟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枠等大量论著中，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具体特征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6]。尽管围绕以农村公社为主要因素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学术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有争议，但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专指“东方社会”则没有疑义。
除了“东方专制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概括东方社会类型的概念之外，经济的发达程度也是人们区别东方和西方的重要标准。西方是发达国家的代名词，而东方则是发展中国家的同义语。由于从“发展中”到“发达”是一个可变的历史过程，因此，某些东方国家的东方属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日本自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以后，经过明治维新，迅速成为向西方看齐的现代化的军事强国。战后又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腾飞，在亚洲率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成为“西方七大工业国”的成员。位于东方的日本因经济水平发达而获得某种意义上的“西方”身份，这个事实表明，在现代化过程中，东方的地理方位属性随时可能被经济变量突破或解构。
“东方”的第三层含义，是文化方面的。
文化意义上的东方，其历史内涵的丰富性远远超过地理、方位或社会、经济意义上的东方的历史内涵。东方在历史和世人面前所显示的整体性主要体现为文化性。东方的文化与文化的东方浑然一体。东方文化作为某种类型的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就历史遗产而言，印度、中国、巴比伦、亚述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古国。其中，中国的成文历史几千年绵延不断，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汉字历史之悠久、文本之丰富、使用人数之众多，代表着东方文化的极高成就。
就宗教信仰而言，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几大宗教均诞生于东方。以儒、释、道三教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以印度教为主体的印度文化，以神道教为主体的日本文化，以伊斯兰教为主体的阿拉伯文化，共同从文化上建构了浓郁的东方特色。
就艺术而言，东方充分展示了她的多姿多彩，陶艺、刺绣、民乐、歌舞、书法、绘画、烹调、茶道等各种艺术样式，都蕴含着东方所特有的审美标准和工艺传统。由东方艺术所表达的东方文化有着不朽的魅力，多个世纪以来，东方艺术吸引着无数非东方人（主要是西方人）持久的兴趣和爱好，无论这兴趣和爱好是出于“猎奇”还是真诚的喜欢。
东方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除了历史、宗教、艺术等显性领域，还有被人们视为东方神秘主义的一些领域，如瑜伽、气功、针灸、坐禅、打坐等，都是东方文化所特有的，并且长时间作为西方人的学习对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重要渠道[7]。
这里，我们没有必要罗列也没有可能穷尽东方文化的所有内涵。当然，我们也不赞成把东方文化的范围扩大到非洲和拉丁美洲。
也就是说，我们不想一般性地谈论东方文化方方面面的特色。当我们对“东方”概念做了简要的梳理后，就要转入我们所感兴趣的问题：东方文化中哪些因素或内容与现代化发展关系最为密切、最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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