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义德的东方主义

第二节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

这样，就涉及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西方文化内部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这是爱德华·赛义德在提出“东方主义”时，要回答的核心问题。西方学术界看重的，是赛义德对西方文化的形而上学传统和西方知识界的权力体系的批判。至于他所关心的非西方国家自身的问题，并未引起美国学术界的多少兴趣。只是到了80年代末，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出现，非西方国家本身的文化问题，才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这主要是由一些印度裔学者，如霍米·巴巴和斯皮沃克等提出来的。但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如斯皮沃克等，他们关心的问题实际上跟赛义德无太大区别，说到底，也仍然是西方文化体系内部的语言和再现。第三世界的“他者”也好，“贱民”也好，这些话题的问题构成，仍围绕着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所设置的逻辑圈子，纠缠不清。但尽管是这样，后结构主义的诸多思潮和流派作为西方文化反思的先锋，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思想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而后现代主义，则赋予这种思想以一种西方范围内的社会和历史的普遍意义。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是一种流派思潮的转变。对西方来讲，从现代到后现代则是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转变。但是这两种转变都是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内部转变。而后殖民主义，则把对现代性的反思这个开始于西方的问题变成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从方法论的层面上看，后殖民主义是后现代主义在空间上的延展。从问题构成来看，后殖民主义提出了一个比较新的理论题域，那就是东西方或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关系问题。

爱德华·赛义德

不过，后殖民主义批评虽然把非西方国家问题引入了西方主流知识界，但是它的理论定位却值得注意。后殖民主义理论从边缘的角度、他者的角度出发，对西方现代性进行批判和解构，虽然是在批判西方文化中心论，但仍然把西方的现代化及其知识体系视为最基本的思想空间，并未跨越西方中心论。因此，说到底，后殖民主义仍然是西方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自我反思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确提出了新的问题，并且指出了新的理论和批评的方向，但它仍然局限于西方学术界和知识界的体系之内，这就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个根本性的内在矛盾。

赛义德的观点较能说明这个矛盾。赛义德把东方主义界定为西方人的“权力象征”，一种“位置上的优越感”，一种“地缘政治的观念”。他更进一步具体把东方主义看成一种知识的系统、体系和机制，或者是一个“形象再现体系”。这些都是非常精辟、振聋发聩的看法。西方文化界和知识界并不乏有识之士，经常反省、批判西方人的种族主义偏见和西方文化对非西方世界的歪曲和妖魔化。但这些批判和反省，差不多都是个别的、零散的、非系统的，基本上并未触及西方知识体系最根本的机制上、结构上的东西。作为一个西方的学者、知识分子，你可以认为某个个人的观点和著作，是有种族主义偏见的，但你不会进而从根本上去怀疑、批判以至否定西方的整个知识系统、学术机制。因为现代西方的学术体制，是建立在启蒙时代的理想主义基础和自由人文主义基石之上的，一向推崇的，就是学术的理性、客观、独立、超然和自由探索的精神。而赛义德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这些学术的“立身、立言”的根本原则，发起了挑战。

赛义德认为，必须透过理性、客观、独立、中立的外衣，看穿西方学术与权力、政治和经济的实际利益的密切关联。他当然是在福柯的“知识与权力网”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基础上，提出这些挑战的。但无论如何，赛义德胆识过人，正气凛然，他不仅顺应了时代潮流，而且启动了一个新的批评方向，开创了一个新的批评风气。但与此同时，赛义德又一再强调，东方主义“与其说与东方有关，倒不如说它与‘我们’的世界即西方，更为紧密相连”。在他看来，东方主义完全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西方文化内部、知识体系内部的问题。那么，除了揭露、批判、解构这些西方内部的偏见和谬误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如果说东方主义只是西方人自我主观性的透射、权力的反映，并非“有关东方的真正话语”，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东方？什么才是东方的“真正话语”？赛义德从来没有回答过这些问题。他把自己的批判和研究，仍然十分明确地定位于西方知识体系的内部。

有意思的是，赛义德本人并不是一个仅仅在学术象牙塔里空谈的学究。作为一个阿拉伯裔知识分子，他积极投入到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之中，一度是阿拉法特的亲密战友，巴勒斯坦解放阵线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他坚持主张干预政治、参与社会的“世俗关怀”，坚决反对西方自由人文主义所鼓吹的“超越”和“终极关怀”，并且身体力行，做一个葛兰西式的“有机知识分子”。然而，赛义德却从来不介入阿拉伯文化内部的事务，也从未用阿拉伯文发表过类似《东方主义》的言论和著作。这里面的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这仍不能不是赛义德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遗憾，反映出他作为一个拥有美国知识界极高威望和赫赫名声的“学术大腕”人物的矛盾与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