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在国际传播中的战略选择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正在创造着绚烂的政治文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正在努力实现的“中国梦”正在为人类的政治文明增色添彩。从现实形态上看，“中国梦”作为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核心部分，并不是飘忽在中国大地上空的精神飘带，而是一场现实的、需要付出艰苦卓绝努力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从理论上讲，“中国梦”作为中华民族的政治和社会理想，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传承、厚重的现实展开和充实的未来理想的三位一体。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梦”不是只关乎中国人自己的闭门想象，而是在某种角度与世界各国人民或多或少具有关联性意义的价值理想。所以，当我们扎扎实实把“中国梦”落实在现实行动时，作为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负责任大国提出“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就成为一种必然。这样一来，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梦”和“一带一路”作为一种政治文明在全世界的传播就具有了重大的战略意义。

置放于政治传播理论中，作为一种政治价值的“中国梦”和“一带一路”虽然都来自于中国经验，但是其逻辑起点和归宿点却不甚一样。简单地说，“中国梦”是具有国别性质和地域性质的、更多地承载着中华民族理想的经验价值，而“一带一路”则是超越国别和跨越地域的、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规范价值。据此，“中国梦”与“一带一路”的传播路径和传播机制也应是不大相同的。

前面我们已经说明，传播中的共振是政治文明在国际政治传播中由特殊性和民族性上升到普遍性和人类性的有效通道，是政治文明中经验价值上升为普遍价值的必经桥梁，是化解政治发展道路的“国别特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相融之困境的思想杠杆。与此同理，反过来说，传播中的共振也是规范性的普遍价值转化和现实化为经验价值的桥梁和通道。基于此，“中国梦”与“一带一路”作为政治文明在国际传播中的核心理念的诠释和信息流通路径是不一样的。“中国梦”的传播是从“中国梦”中精准提炼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普遍价值向全世界传播，而“一带一路”的传播是把其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普遍价值落实到中国以及相关各国的经验上来。二者相辅相成，结合成为一种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让全球共享。

“中国梦”在国际政治传播中由特殊性和民族性上升到普遍性和人类性，从而与人类政治文明形成共振的着力点，这是对“中国梦”所蕴含和绽放的普遍性规范价值的精准诠释与释放。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还做得远远不够。“中国梦”虽然在形式上以中国为主体，但它全方位、多维度地蕴含着全球共享的人类价值。从政治上讲，全球化时代的“新政治”的特点是超越领土地域性质走向全球共治。“中国梦”作为一种“国家梦”虽然具有中国国家的属性，但是，其所诉求和力图实现的“国家富强”价值理想无疑是全球各个国家所期待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梦”与“美国梦”是共同性多于差异性，相通性大于阻碍性。所以，就国际政治传播战略而言，大可不必大讲特讲“中国梦”的所谓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而应着力于诠释“中国梦”的普遍价值和世界意义，从而使之与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所创造的政治文明形成共振，进而聚合为全球共享的人类政治文明。从经济、文化上讲，“中国梦”则更具有突出鲜明的人类理想价值，面对生态环境、经济危机、精神贫瘠、可持续发展等人类性问题，“中国梦”更是一种“人民梦”，其所诉求的最终理想是人类所共同期待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文明所带来的人民大众的福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梦”所蕴含、绽放的各种美好的中国故事向全世界的传播，并不能仅仅依靠国家和政府来实现，人民群众、普通百姓的实实在在的生活才是最好的传者和讲授者。当然，从传播学的理论上讲，经验更多地依赖于特定条件和情景的体验，而并不十分有利于直接传播，只有被抽象的“活的经验”，即从“真实具体”中科学抽象出来的理论才能更加广泛地传播。就此而言，“中国梦”的国际传播战略的重心，仍然在于理论家们对“中国梦”中所蕴含的更为广阔而久远的“精神公约数”进行精准而鲜活的理论总结，这种总结之所以要精准而鲜活，是因为它需要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域中“蝶化”为符合当地条件和情景的具体的价值目标。

“一带一路”在“中国梦”之后提出，理论界多把“一带一路”理解为“中国梦”的具体落实或者进一步深化。因此，现在的情形是，人们把“中国梦”与“一带一路”并列在一起，“打包”向全世界宣讲。一般来说，这种认识并无不妥，但是，从传播的角度看，还是未能做到差别化细分。“一带一路”从形式上看是一种具体的行动布局，但是，其实质却是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诉求与实现。与“中国梦”不同的是，“一带一路”价值的逻辑起点是超越“中国”这个时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性价值，所以，它才能像一条强劲的纽带，跨越亚欧大陆无垠的草原，跨越印度洋潮湿的季风，跨越乞力马扎罗的雪，跨越安第斯山的云，激起全球范围的广泛共鸣。要特别指出的是，“一带一路”虽然发端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个似乎比较抽象的哲学命题，但是，它却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价值选择。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揭示了人类社会不仅是一个具有全球化发展趋向的社会，而且是一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日益拓展、增强的社会——“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4]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理念，所着力强调的是人类在漫长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相关性。落实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其展现的基本价值观是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这意味着政治多极、经济均衡、文化多样、安全互信、环境可续等人类社会向更高文明形态演进的新范式。正因如此，中国应该率先把这种文明的新范式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形成“一带一路”理念的中国经验，进而为全世界提供成功而有效的示范。就此而言，“一带一路”的传播是一个从规范到经验的价值下沉演绎过程，需要中国率先示范，然后扩展至相关国家乃至全世界。

以上我们只是聚焦于“中国梦”和“一带一路”，挖掘其政治文明的价值和意义，并把其置放于国际政治传播中，来探求中国现在的战略选择。当然，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远不是“中国梦”和“一带一路”可以涵盖的，因而，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国际传播的内容也远不是“中国梦”和“一带一路”的传播可以代替的。诸如民主、法制、政党领导等重大议题和内容都值得和等待着我们置放于国际政治传播的战略高度来深入研究。我们殷殷期待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在全世界绽放绚丽的光彩。

【注释】

[1]荆学民，施惠玲．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J］．现代传播，2009（4）：19．

[2]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9．

[3]崔远航．“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概念使用变迁：回应“国际传播过时论”［J］．国际新闻界，2013（6）：61．

[4]福特纳．国际传播：“地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M］．刘利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8－9．

[5]摩根索．国家间政治［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115．

[6]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354．

[7]同①：83．

[8]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9]意识形态、政治思想、政治价值、政治文化彼此之间当然是有区别和联系的，但是，跳出特定的语境与语义，它们都可以被视为一种价值和价值观。事实上，在本文的语境中，特定政治价值承载和体现着政治文明，政治文明的核心也是政治价值观。

[10]荆学民．人类信仰论［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160．

[11]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第4版［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0．这里我们之所以引用了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的1987年的旧版本，即“第四版”，是因为达尔在此后的新版本中删去了分析政治“四种取向”的理论。但我们认为，这个理论很有价值。达尔虽然不再提了，也不等于就否定了这个观点。

[12]景跃进先生在他主编的《政治学原理》中，借鉴了达尔的分析方法，我们这里的分析进一步借鉴了景跃进先生的分析。不过，他是用“知识的可转移性”来分析的，我们是直接分析政治价值的“可传播性”问题。景跃进先生在分析完政治“知识的可转移性”之后，针对中国，创新性地提出了“政治学国别风格”问题，很值得深入探讨。

[13]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第6版［M］．吴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0．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