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化工厂体制框架与微观体制归因

然而,心理压力的阐释逻辑受到了军事化工厂体制框架的挑战。这一框架以对富士康员工的日常真实生活状态的深入调查和详细描述为基础,强调了富士康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管理体制的非人化本质。正是这样的管理体制,通过劳动力滥用、低工资水平、过度的工作量、严酷的工厂规训制度、对个人尊严的漠视和社会福利的最小化等手段,系统性地剥夺了农民工基本的劳动权利和作为社会主体的存在感。在这一框架中,心理压力的解释逻辑和对工作与生活压力的自然化倾向受到了强烈质疑,无条件地适应压力不再被视为一种天经地义的个体义务,而是针对不合理的压力和个体心理危机的制度性根源进行深层追问。^[16]

一些重要学术机构和新闻媒体均发布了富士康农民工真实工作和生活环境的第一手报告。其中,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和台湾的教授和学生调查撰写的一系列报告揭露了富士康工厂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大量令人震惊的问题:在招工环节,为了降低劳力成本,富士康使用了大量廉价的实习生。这些实习生的工资水平要低于正式工,且不享受任何社会保险福利待遇;在工厂管理上,最主要的管理方法就是辱骂,把工人当作机器对待。工人被严格锁定在高强度且严重超时的劳动中,不断重复同样的工作流程。与此同时,严格的工厂进入规则和不友好的行政管理关系,使得工人们觉得像是生活在一个“新时代专制主义的工人集中营”;工作生活的时间和空间经过精心的设计,形成了一套严酷的工厂时空体制,以最有效的方式提取劳动力的价值来服务于富士康的“零存货生产”(just in time production)全球策略。这一策略的目的是要通过生产过程中库存和相关成本的最小化来促进利润回报的最大化。工人的生活作为生产的延伸来加以管理。餐饮、娱乐、文化和体育等设施,只具有装饰性功能,因为工人工作之外的时间已经被最大限度地压缩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常生活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工人基本的人性化的生活和社会需求,而只是为了满足产品的生产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低的成本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工伤等工作风险问题均没有得到有效的防御和保护,受伤的工人没有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最后,由于缺乏一个能监督企业不法行为,并能够有效地将工人组织起来捍卫自身利益的强有力的体制外制度性监督力量,导致农民工始终处于一种离散的原子化个体状态,从而无法有效抵御资本和政治权力的伤害。^[17]

另一篇由香港非政府组织“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tudents& Scholars Against Corporate Misbehaviour,SACOM)发布的报告,同样揭露了滥用劳动力的情况。例如,过低的工资水平、过长的劳动时间、以“绝对服从”和“非人惩罚”为特征的管理体制、压抑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缺乏有效的工会和申诉机制、缺乏相关行业行为规范的限制,等等。这一报告特别强调了富士康所处的全球产业生产网络。作为世界顶级合同制造商,富士康与世界顶级品牌,例如,苹果、惠普、索尼、诺基亚等,都有合作关系。所有这些公司都有特定的行为规范,其合同制造商必须遵守这些规范,确保为工人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该报告指出,苹果的供应商行为规范指明,“工人不应受到骚扰,工作时长应合乎当地法律,以及加班必须是自愿的”。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些都只是一些停留在纸面的美好许诺”(SACOM,2010)。

一些重要媒体同样发表了与富士康工厂体制相关的深度调查报道和评论文章。《工人日报》发表的一篇报道引用工人自己的话来描述工厂体制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存在危机:“每个人上班的时候,都要100%地关注自己,不允许有一点走神”。无论何时,只要工人们进入工厂车间,他们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每一个人和设备机械并无二致”。但问题是,“设备靠电运转,设备每年计算损耗,还会保养,人呢?不断消磨和麻木的人,靠什么支撑着继续,靠加班来的那点微不足道的工资?”^[18]富士康这种受到严格控制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被称为当下的“摩登时代”式军事化工厂体制:

有着“代工王”之称的富士康的生态环境已久为人所诟病。劳动和睡觉几乎成为许多工人生活的全部,吃饭就仿佛给机器加油,工作程序类似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人成为流水线上螺丝钉或是智能机器人。40多万工人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穿同样的工装,很多时候同一宿舍的也叫不出彼此名字,成为熟悉的陌生人。公司太大,个人太孤独,成为相当多员工生活边缘化的直接感受。^[19]

针对这些特征,北京学者秋风突出强调了这一工厂规训体制的反社会性本质。通过各种控制机制,富士康模式有效地剥夺了工人生命存在的社会属性,将工人的生存过程异化为资本生产的工具性要素:

员工被封闭在狭窄的“城中城”,他们的整个人都被纳入流水线的效率算计中,也可以说生产线延至员工的全部生存活动中;家庭、亲友等社会关系在这里是受排挤的,是荒芜的。而富士康采取的铁血管理模式,体现为集权式的保安管理,不仅维护了城中城的因素,还强化并实现了反社会的空间塑造。^[20]

在《南方周末》两篇以记者亲身卧底调查为基础的深度报道中,富士康工厂体制的冷酷本质,首先直接体现在其厂区建筑物的空间排列的秩序中:

厂区里一幢幢厂房整齐敦实地竖立,除开顶上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组合起来的序号,便几乎再没什么特质。厂房里的机器,仓库里的货箱,乃至流水线上着齐整工衣的工人们,也都是如此。^[21]

图6.1　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女工(《南方周末》, 2010年5月13日,第A01版)

在这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人际关系变得极其冷漠,工人们成为彼此“熟悉的陌生人”。同时,由于这一体制对工人劳动价值的系统性剥夺,导致工人工资总体水平的低下。这种情况导致了这样一个悖论: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现金收入,在富士康打工的农民工们主动要求加班,“甚至要通过讨好线长、组长来实现这一点”。^[22]对农民工的经济剥夺最鲜明地体现在这样一个极具讽刺性的场景之中:

新开的手机店门口,销售员洋气地向围观的员工们展示着iPhone,所有人都紧紧盯着他每一个“酷炫”的操作,像看着什么新奇。可事实上,富士康生产着包括iPhone、iPad在内的几乎所有知名品牌数码产品的配件,那“新奇”的机器每个部件都来自这些工人们之手,只是他们从未想过拥有最终的成品。^[23]

根据上述描述,富士康自杀事件的主要原因应当是企业本身严酷的工厂体制模式,而非员工自身面临的压力和个人心理问题。根据这一“军事化工厂体制”框架,相应的解决方法应当是对富士康管理体制的改造和调整,特别是应该要提高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废除工厂内部惩戒性的控制机制。作为对公众批评的回应,深圳地方官方工会对富士康的准军事化管理体制、高度等级化的内部官僚体制和将工作机器化的过分严厉的管理方法提出温和的批评。富士康应做的远不止是提供心理支持,同时应当解决其管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24]而富士康自身则在强调个人心理素质的原因之外,同时也采取措施向媒体开放其厂区,以试图改变公众舆论的态度。^[25]在其他行动者中,中央政府相关部门或派出调查小组,或对自杀事件表示悲痛之情;而作为富士康的主要商业伙伴之一而受到批评^[26]的苹果公司,也派出调查组了解情况,同时也提高了富士康代工产品的补贴,以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