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贫困框架与宏观体制归因

权利贫困框架超越了心理和工厂体制框架,进一步将富士康自杀事件看作改革时期威权主义市场化和发展主义策略下,关于一般农民工劳动制度以及基本劳动权受侵犯的普遍状况的更广阔社会现实的一种体现。农民工连环自杀的悲剧性事件,被看作现行制度安排的结果。这些制度安排将农民工置于匮乏基本公民权的不利处境,使之成为支撑以“中国制造”为标志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廉价劳力大军。因此,透过富士康现象,人们需要反思的不只是时代压力下的个人心理素质和特定企业的工厂管理体制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反思总体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制度安排。

在所选的样本文章中,《南方都市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明确地将自杀事件的原因归结为农民工在现行政治经济制度下的弱势地位。该文作者指出:

长期以来,我国的劳动力被当作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与发达国家相比,不但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没有各种福利保障,以致有人得出了如下结论:在我国,呼吁保护环境是合法的,而呼吁保护劳动者权利事实上是不合法的。如果不改变这种现象,在笔者看来,即使把心理需求的重视和人文关怀的加强发挥到顶点,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员工自杀现象的再现。^[28]

因此,根据这种逻辑框架,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威权发展主义模式所导致的劳动异化。富士康工人的困境实际上也是整个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根据这样的观点,处于发展主义改革议程中的整个国家实际上是一个放大的富士康。在这样的社会模式中,公民只是被定义为具有资本增值价值的经济主体,个体的价值是通过其在创造财富和促进社会财富增长中具备的功能来加以衡量的。在国内和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国家的发展主义议程受到质疑:农民工通过其艰苦的劳动和巨大牺牲,为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目标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自身的财富却以最低的速度积累。《时代》杂志曾把中国农民工赞誉为拯救全球经济危机的英雄和2009年度人物。^[29]但是,正如《南方周末》一位记者所言,通过对富士康自杀事件更为细致的考察,可以发现,《时代》杂志所称赞的中国工人的“坚毅”,实际上“却是忍耐机器异化、资本侵蚀所必需的品质”。于是,“当电脑、手机、汽车,每一样商品都成了资本的产物,汗水、青春,乃至生命,每一样代价也被资本消耗殆尽”。^[30]斯蒂夫·乔布斯的员工所处的创造性和自我满足的工作状态与身处中国模式下制造苹果产品的富士康员工的压抑生活之间的鲜明对比,清晰地解释了这种悲剧的根源。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是以牺牲基本劳动权利为代价的:

我们以“农民工”的身份为借口,以平均低于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来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过着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31]

因此,正如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应当是采取有效的措施改革现行的二元户口制度,促进城乡融合,以及保护基本的劳工权,包括在一定限度内允许农民工组织化利益博弈活动的逐步合法化。^[32]

归纳而言,上述分析考察了与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紧密相关的三个主要框架。其中,富士康本身以及相关官方行动者采取了心理压力框架,把问题定义为主要是个人心理健康议题。以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把农民工视为应对这些悲剧性结果负责的主要行动者,因为正是他们自身的身体和心理缺陷导致了他们不够坚强,无法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带来的压力和挑战。这与第四章所讨论的“素质”意识形态逻辑保持高度一致,即认定农民工群体在内在人口的心理素质上处于比较“低下”的状态,这更进一步在其身体物理属性的低市场定价基础上增加了对农民工群体精神属性的“劣等的”他者化定义。考虑到农民工群体弱势地位形成的制度基础是国家权力支撑的次等公民权地位与资本剥夺相结合的产物,官方和资方立场代言人采取这种内在素质归因的个体化解释框架也就不足为奇,因为这样可以遮蔽这些悲剧的制度性成因。相比之下,军事化工厂体制框架把这种心理学话语从个体化和去语境化的科学框架中,重新语境化到一个更为复杂的生命权力和工厂体系的规训网络之中。采取这一框架的多是采取独立调查方法对农民工生存出境进行详尽描述的非政府组织机构和具有新闻专业主义倾向的市场化媒体。通过调查报告和媒体话语形式,他们对集权工厂管理体制给工人带来的诸种影响进行了生动再现和解释。根据这一框架,事件责任的最主要承担者应该是资方。农民工群体的悲惨处境是全球资本利益驱动的高度机械化的非人化生产体制压制的结果,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去社会化和工具化导致社会疏离、抑郁等心理危机,从而引发了连锁的激烈对抗性反应。在此基础上,权利贫困框架进一步推动了相关讨论向宏观的劳动体制的现实问题转变,在工厂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对公民权制度缺陷的批判思考。呈现这一框架的多是市场化报刊发表的一些知识界人士的评论。根据这一框架,富士康事件所表明的远不只是个人心理素质或工厂体制本身的问题,而是这样一种悲剧性现实:正是以基本民权为代价换取资本利益的“中国模式”的一般制度逻辑,将中国农民工群体定义为国家的“贱民”,从而使其成为成本极低的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任意摆布的廉价生产力要素,并由此引发了以自杀为表征的底层消极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