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弥山石窟见证丝路文化交流

韩有成

内容摘要  须弥山石窟初创于北魏晚期，兴盛于北周和唐代，地处丝绸之路东段北道，是宁夏境内最大的石窟群，它是各种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产物，也是吸收、融合各种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体现，见证着丝路文化的繁荣，是丝绸之路多元历史文化现象在固原的展示。须弥山石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也有助于研究者研究丝绸之路多元文化在固原的独特体现。

关键词  须弥山石窟 丝绸之路 多元文化

一

须弥山石窟是宁夏境内最大的石窟群，也是古代原州（今固原）历史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各种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产物，更是丝绸之路文化繁荣的标志。

须弥山石窟初创于北魏晚期，兴盛于北周和唐代，是我国开凿较早的石窟之一，其艺术成就可与山西云冈、河南龙门等国内大型石窟相媲美。

北魏晚期是须弥山石窟的初创期，开凿的洞窟形制以中心柱窟为主，佛殿窟和僧禅窟次之，而僧禅窟一般分布在中心柱窟和佛殿窟的周围。

这一时期的中心柱窟（14、22、24、28窟）规模不大，中小型者居多，窟的平面为方形，窟门上方开有明窗，覆斗顶，壁面多不开龛，个别的三壁三龛。中心柱柱座较低，柱分三层，每层之间以隔梁分开，隔梁上雕三角垂帐纹。柱四面皆开龛雕像。龛以圆拱形、尖拱形为主。这种形制大体上源于云冈石窟二、三期中第1、2、51等小窟中多层楼阁式塔柱及巩县石窟。在题材布局上，每龛内的造像组合以一佛二菩萨为主。而在第14窟出现有交脚弥勒、释迦多宝并坐像；在第24窟出现有骑马、乘象、思惟菩萨等造像。

这一时期主像（佛像）为高肉髻，面相清瘦，身体修长，长颈削肩的“秀骨清像”式。佛像的衣着已变成了汉化的褒衣博带式，裙摆覆于龛下，呈人字形展开，摆褶端部呈大尖角状或大圆弧状，下垂部分较长。可以说是席地结跏趺坐，看不到佛座。菩萨像头束高髻，面相清秀，身体修长，身着襦裙，披巾自腹前交叉，下摆搭在两臂肘上，沿身侧下垂，摆短，尾部呈平角状。弟子身着袈裟，拱手而立。这种造像风格显然是北魏孝文帝服饰改制在佛教文化方面的反映。

在衣纹的雕刻手法上，为粗糙的密集平行式阴刻线，刀法直硬，刻线较深，衣褶密集堆积，显得厚实。这种雕刻技法，具有西北“黄土高原”的特色。

西魏是须弥山石窟的发展时期。西魏时期的洞窟基本上继承了北魏时期的传统做法，并有所发展，而成为须弥山石窟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阶段。所开凿的洞数量少，规模不大，布局分散，洞窟形制仍然以中心柱窟为主，佛殿窟和僧禅窟次之。

在洞窟的形制上继承了北魏时期平面方形、穹隆顶或覆斗顶、窟中心雕造中心柱的做法，但已无明窗。而这一期的中心柱窟（17、32、33窟）仍为中小型者，中心柱无基座，柱身分七层四面开龛造像，但已没有了北魏时中心柱的隔梁，有明显简化的趋势，即向方柱式过渡。其龛形以圆拱龛为主，并有少量的尖拱龛的形制。这一时期佛殿窟的形制为，主室平面方形，穹隆顶，窟内壁面不开龛或每面各开一龛或三龛。造像组合以三壁九佛为主，单铺组合为一佛二菩萨。窟门内或窟门外一般雕有力士像。

这一时期造像的造型、衣纹装饰等基本上与北魏时期的造像没有大的不同，佛像双肩下削，着通肩袈裟，裙摆短，身体清瘦，仍属于秀骨清像的样式。只是在小面积雕刻上稍有变化，如佛的裙摆覆于龛下呈水平状展开，摆褶端部呈小尖角或小圆弧状，下垂部分较短。菩萨像头残，双肩下削，身体清瘦，帔巾于身侧下垂，下身着长裙，衣纹略显细密。

在雕刻手法上，虽然采用的是等距离平行的阴刻线来表现衣纹，与前期雕刻技法相比，刀法显得柔软，刻线浅，衣褶疏朗，与前期有一定的承袭关系。

北周是须弥山石窟开凿史上的高峰时期。北周时期，经过两魏时期不断发展和创新，加之北周佛教之盛等原因，北周时期须弥山开窟造像活动达到了高峰。数量多，规模大，造像精，所开洞窟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一时期的洞窟形制以中心柱窟为主，其次为僧禅窟、佛殿窟和影窟。僧禅窟布局于中心柱窟的周围，形成与中心柱窟整体组合的形式。该期中的第45、46、48、51窟等，均属于中心柱窟，与前期中心柱窟的形制相比有某些不同之处：一是中心柱的大小发生了变化，变得方正硕大；二是中心柱窟雕凿的规模大；三是主室窟门上方的明窗消失；四是出现了中心柱四面各开一重龛的形式；五是圆拱龛及尖拱龛少见，取而代之的是复杂的帐形龛，出现少量的尖楣圆拱龛；六是窟内出现仿木结构雕刻。

这一时期中心柱窟的基本形制均为平面方形，覆斗顶，窟内雕仿木结构，其特点是，壁面上部雕出横枋，窟顶四披转角有角梁，中心柱柱身四角雕立柱，下雕莲花柱础，上有栌斗承接中心柱顶部的梁架及窟顶的斜枋，使整个窟内构成一个完整的仿木式佛帐结构。窟内三壁各开三龛，中心柱四面各开一龛。龛形以复杂繁缛的帐形为主，龛楣上部浮雕帐褶、莲瓣、火焰宝珠、璎珞等；下部束帐幔，龛两侧各悬垂流苏一串，流苏上端一般衔在龙、凤、象的口中。一般将龛外立面两上角的石面凿空，使顶部向内斜收，表现帐的外形。在尖楣圆拱龛的龛楣上浮雕有七佛。

此期的造像基本上沿用前期的一佛二菩萨的组合形式，个别的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形式。其总体组合为三壁三佛或一壁三佛，后者一结跏、一立、一倚坐佛或倚坐菩萨或交脚菩萨像。另有四壁四佛、六佛、七佛和十一佛题材。第45、46窟出现有菩萨装的交脚弥勒和弥勒像。在窟顶雕刻装饰中有飞天、化生、莲花、博山炉、云纹、忍冬纹、禽兽等。中心柱基座四面雕有伎乐人、神王、供养人、象头、博山炉等。造像特点与前期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改纤细飘逸的“秀骨清像”之风，呈现出敦厚之感。佛像肉髻低平、面相方圆、双肩宽平、腹微鼓，身体健壮，着通肩袈裟或双领下垂袈裟，裙摆宽博，内外三层覆于座前，衣纹较密，呈水平状展开。菩萨像一般立于佛的两侧，面相方圆，身体健壮，帔巾或于腹部交叉穿环，或横于膝部一道，双肩璎珞垂于膝部或交接于腹部圆形饰物上。尤其是第51窟，规模宏大，造像精美，气势雄伟，是须弥山石窟造像中的精品之一，也是我国石窟艺术的杰作。北周时期在须弥山开凿的洞窟规模之宏大，造像气势之不凡，木构框架之精美，窟内雕饰之华丽，在全国各地石窟中首屈一指，绝无仅有。它是北周时代造像风格在石窟艺术方面的体现，后人把这样的风格称之为“长安模式”。

在衣纹的雕刻处理方面，采用了直平阶梯形的刀法，刀法圆润流畅，衣褶层次多，但颇显厚重。

隋代是须弥山石窟的再度发展期。洞窟的形制有中心柱和方形窟两类。在窟龛形制和造像上，基本上继承了北周的风格，但在艺术上却孕育着一种新的特点，较之北周造像，形体变小，衣褶较为简洁，龛饰也极度简化，无论窟龛，均突出主像。由于它继承了北周的遗风，又处在一种新形式的探索、过渡阶段，并且有所创新，逐渐形成了一种丰满圆润、作风写实的新风格，处于向初唐过渡的阶段。但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形象是头部较大，上身略长，有比例不够协调之感。

洞窟形制为方形平面，覆斗顶，后壁一龛，侧壁各开二龛，中心柱形体变小。窟内仿木结构继承北周风格，但仿木结构简化，窟内四角增加角柱，栌斗部位以莲花柱头代替，使窟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仿木式佛帐结构。中心柱基座较高，柱体不分层，四面各开一龛。龛以帐形、尖拱、圆拱形为主，帐形龛雕饰简单。在组合形式上仍沿袭前期一佛二菩萨的组合形式，但也出现了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新的组合形式。佛像肉髻低平，面相长方圆，肩略宽，着简化的褒衣博带式袈裟，裙摆内外两层覆于座前，摆褶简练，下垂部分较短，衣纹稀疏。但头部较大，双肩下溜，鼓腹，上体略长。有束腰须弥座和仰覆莲座；菩萨像面相方圆偏短，头戴矮花冠，两侧宝缯垂肩，颈饰桃尖形或圆环形项圈，上身缠衣巾，下着裙，裙腰外翻，帔巾不穿环，多在膝部横一道，双肩垂挂璎珞，多垂于膝下部，身体略瘦，头略大，下身短，身体扭曲。

在雕刻手法上，刀法直涩、简化，逐渐向圆润阶梯形过渡，衣褶层叠的密度也大为减少，已明显地看出从前期的阴刻线的刀法向圆润刀法过渡的趋势，而采用直平阶梯形的刀法来表现衣纹，但线条简练、粗疏，处在一种不成熟的阶段。

此期除了新辟洞窟外，另外在北周的第48、51窟内补凿了一些中、小型龛像，与同期洞窟的造像具有相同的特点。第28窟为北魏所开，窟内原中心柱已毁，窟内三壁龛系改凿而成，佛像裙摆、菩萨璎珞同第67、70窟，疑系同时期遗刻。

唐代是须弥山石窟的繁荣时期。凿窟数量众多，雕凿技艺精湛，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第5窟，原称景云寺，是在一座山体上凿出来的一尊高达20.6米的弥勒坐像，大佛仪态端庄安详，体态健康丰满，鼻低脸圆耳大，表情温和，是须弥山石窟的象征。

唐代须弥山洞窟的开凿，在前代的基础上发生了新的变化，即除个别洞窟仍保留了方形塔柱外，方形的佛殿窟式样已经取代了前期的塔柱式样。窟龛的形制大致有：平面横长方形平顶敞口龛、平面马蹄形穹隆顶敞口龛、平面方形平顶窟、平面方形覆斗顶窟等。主要以长方形或方形平顶或覆斗顶的中形洞窟为主，多数洞窟内的壁面不另开龛，而是将造像雕置于马蹄形坛基上，窟室中央空间明显增大，以利于观佛或礼拜。造像组合多为五尊或七尊或九尊，有的多至十三尊。而且造像题材也发生了变化，除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外，天王、力士、夜叉、狮子等造像题材也出现在洞窟中。第62窟最具代表性，也是须弥山石窟造像中最为完整的一个洞窟，方形平面，穹隆顶，三壁开龛。正壁中龛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南北二壁对称，主尊分别为地藏菩萨和观音菩萨及天王。第105窟俗称桃花洞，是须弥山石窟规模最大的一座洞窟，主室内有近6米高的中心柱，柱四面和壁面开凿大龛。造像组合主要以一佛二菩萨为主，造像题材分别为弥勒佛、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释迦佛、接引佛等。

唐代须弥山石窟造像风格，已明显地表现出世俗化的特点，即以丰满为美，以雍容华贵为美。无论佛还是菩萨、弟子，天王还是力士，都雕凿得丰满圆润、栩栩如生，佛像身披袈裟，内着僧衣，衣薄透体，自然流畅，造像技法纯熟洗练，比例协调匀称。菩萨上身袒露，斜披络腋，下着贴腿裙，腰间系带并折出大裙一角，显得体透轻纱，多姿多彩。力士袒露上身，下着短裙，腰扎带，表现了男子的健康之美。天王身着铠甲，下着战袍，手执兵器，脚踩夜叉，显得十分威武。

唐代以后再无大规模的开窟造像活动，但有规模不等的佛像装修和寺院建设活动。

明代大兴土木，整饬修缮，明英宗赐名“圆光寺”，不过已不是如前代大规模的开窟造像，而是兴建寺院。

此外，须弥山石窟还保存有唐、宋、西夏、元、明各朝各代的题刻题记60则，明代碑刻3通。这些题刻题记和碑刻，有助于研究者研究丝绸之路与石窟文化在固原的发展情况。

二

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贯亚洲、连接欧亚大陆的著名古代陆上商贸通道。以西汉都城长安（今西安）为起点，东汉时期以都城洛阳为起点，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联系东西方的“国道”，也是整个古代中外经济及文化交流的国际通道。它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兴盛于公元6—14世纪，沿用至16世纪，分布于今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境内。丝绸之路见证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亚欧大陆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之间的交流，尤其是东来的佛教，达到空前的兴盛，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也深刻反映出佛教及其摩尼教、祆教等宗教在古代中国和中亚等地区的传播。

宁夏固原正处在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交通要道上。丝绸之路在宁夏境内长达190多公里，而在固原的走向，目前已有约定俗成的说法，学者们通常把它分为三条线路。[1]

第一条线路：从长安临皋（今西安市西北）经咸阳县驿出发往西北行，经醴泉、奉天（今乾县东），到邠州治所新平县（今邠州），沿泾水河谷北进，过长武、泾川、平凉，入固原南境弹筝峡（三关口），过瓦亭关，北上原州（今固原），再沿清水河谷，向北经石门关（须弥山）折向西北经海原，抵黄河东岸的靖远，渡黄河即乌兰关（今景泰县东），最后由景泰直抵河西凉州（今武威）。这是丝绸之路东段南、中、北三道中，由长安抵河西凉州最便捷的丝路干道。

第二条线路：从长安经乾县、永寿、彬县，到甘肃泾川县、宁县南、环县，进入宁夏固原市彭阳县，沿今天的固彭公路过青石嘴到今固原市区，再沿清水河经头营镇、三营镇、黄铎堡，过石门关（须弥山），沿西山西大路、苋麻河谷到达海原贾塘，或从三营到黑城沿苋麻河过郑旗、贾塘到达海原县城，再向西过西安州、干盐池，到甘肃靖远，西渡黄河，经景泰县到达凉州（武威），最后到达西域。到唐代安史之乱时太子李亨去灵武登基也走此路。

第三条线路：由长安西行陇州后，不再翻越大震关，而是沿陇山东麓过甘肃华亭县，至宁夏固原市泾源县，穿越秦汉时的鸡头道（六盘山西峡），到今隆德县山河乡、奠安乡，到天水、陇西，也可沿祖厉河而下，在甘肃靖远北石门川黄河东岸或鹯阴口渡河，进入河西走廊武威。或者沿泾河至甘肃平凉，由崆峒山东峡进入宁夏泾原县，走鸡头道（六盘山西峡），到今隆德县山河乡、奠安乡，到天水、陇西。公元前110年冬十月，汉武帝巡狩西北，“西临祖厉河而还”，即走这条道。

须弥山石窟即位于丝绸之路东段北道途经固原的第一条和第二条线路上。

三

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之路，更是一条承载着中西文化往来的融汇之路。丝绸之路开辟以后，随着中西经济、政治往来的日益频繁，也为佛教传入中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佛教沿着丝绸之路通过我国西北地区入境，之后逐步向全国各地扩散。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各地得到了广泛传播。在丝绸之路这条交通要道上，开凿了许多著名的佛教石窟，如：新疆的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甘肃著名的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庆阳南石窟寺和北石窟寺以及河西走廊的武威天梯山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张掖马蹄寺和金塔寺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等。在中国文化史上，西北地区不仅是中国佛教文化传播的源头，而且是中国佛教文化发展的重镇。

历史上的固原，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重镇和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驿站，自秦汉以来就是通往西域的要道，控扼着丝绸之路。南北朝时期，随着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大批外国使节、胡客商贩、佛教信徒往来于这条通道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数千年间，历史的风风雨雨，构成了源远流长、交融汇聚的固原历史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是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现象在固原的多元展示。须弥山石窟是固原多元文化中的瑰宝，是这条丝绸之路孕育了著名的须弥山石窟。须弥山石窟的开凿，是吸收、融合各种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体现。

须弥山石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在其早期石窟中，石窟形制的雕凿以及佛教造像反映出以“秀骨清像”和“褒衣博带”为主的特点，具有河西凉州和云冈石窟的风格 [2]，很明显受到了佛教沿丝绸之路自西向东传播等当时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地区石窟的影响 [3]；也是“高平至平城”这条丝绸之路文化传播影响的结果。[4]开凿于西魏时期的第33窟是一个中心柱形双层礼拜道的支提窟，此洞窟形制仿印度支提式窟，形制特殊，在内地各石窟中为特例。这个特殊洞窟的形成受到了印度、新疆、敦煌等地石窟的影响，而这种特殊的支提窟最接近于印度支提窟的原型。此窟不仅具有与印度支提窟相近的特征，而且又有和龟兹、敦煌等地支提窟中某些相似的特点，以及当地特有的自然特点和民族习惯性，创造出具有本地特征的支提窟形制 [5]，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西魏时期雕造的穹隆顶窟与西域龟兹石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6]，北周时期的洞窟，不论是洞窟形制，还是造像特征和服饰，不但受到东部响堂山石窟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南部麦积山石窟的影响，它又形成了自身的特征，是各类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同时，也是北周长安造像样式在须弥山石窟的反映[7]；而从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波斯（今伊朗）乐器，如琵琶、箜篌等，在须弥山北周洞窟中心柱基座伎乐人的雕刻中，可见这两种乐器。琵琶是中国古代主要乐器之一，对古代歌舞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许多朝代上至宫廷乐队， 下至民间演唱都少不了琵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非常盛行的乐器，而琵琶也是在南北朝时期，通过丝绸之路，将曲项琵琶（又称胡琵琶），由波斯经新疆传入中国的。中国现代的琵琶就是由这种曲项琵琶，经过数次改良，演变发展而来的。在须弥山北周洞窟的雕刻中即有5例怀抱琵琶的伎乐人。箜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音域宽广、音色柔美清澈。而中国古代竖箜篌，据悉也是于汉代从波斯传入中国的，又称胡箜篌。刚传入时，人们为了把它和中国本土的卧箜篌加以区分，所以就叫它“竖箜篌”，在须弥山北周洞窟的雕刻中即有3例弹拨箜篌的伎乐人。这些都是须弥山石窟见证丝路文化繁荣的具体体现。

地处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地的须弥山石窟，自北魏末年开窟造像以来，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与国内其他大型石窟相比，无论在规模、数量以及保存的完好程度上有所不及，但是须弥山石窟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使它在中国石窟中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系须弥山石窟文物管理所副研究员）

[1]薛正昌：《宁夏境内丝绸之路文化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0页。

[2]韩有成：《须弥山石窟艺术》，银川：阳光出版社，2014年，第208页。

[3]陈悦新：《须弥山石窟早期洞窟的分期研究》，《华夏考古》1995年第4期。陈悦新：《中心文化对须弥山北朝洞窟的影响》，《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韩有成：《试论须弥山北魏洞窟中的云冈因素》，《固原师专学报》2005年第3期。

[4]罗丰：《固原北魏漆棺画中的波斯风格——兼谈北朝时期高平至平城一段“丝绸之路”》，《宁夏文物》1993年第7期。

[5]韩有成：《宁夏须弥山33窟窟制源流探析》，《新疆文物》2002年第1、2期。

[6]陈悦新：《龟兹石窟与须弥山石窟中的穹隆顶窟》，《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

[7]王敏庆：《北周长安造像与须弥山石窟》，《西夏研究》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