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与回族文化是丝路文化交流互动的结晶

回族与回族文化是丝路文化交流互动的结晶_丝绸之路暨秦汉时期固原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雷润泽  陈坤

内容摘要 作者在梳理丝路古道上各类古遗址及出土文物饱含的历史文化和商品文化信息的基础上，对比研究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重点阐述了伊斯兰教兴起和阿拉伯帝国建立后，通过丝绸之路与我国的直接交往互动不断扩大。促使东西社会生活转型，在神州大地上形成了一个二元一体新民族——回族，并培育和创新发展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新文化——回族文化。作者用众多文物遗迹，揭示出回族和回族文化是中世纪以来丝路商贸文化交流互动的结晶，阐明回族文化亦是古代丝路文化的延续和组成部分。

关键词  丝路与回族  丝路文化与回族文化

人类对奢侈品的喜爱是亘古不变的，商品的交换，通过人和部族之间的交往得以实现，人员迁徙流动促使道路交通运输业进一步开拓；大宗商品的输入和输出则是大陆文明彼此征服的重要手段。在汉代丝绸之路官方道路未开通前，东西方文明古国的交往，则是通过欧亚大陆，北方飘忽不定的草原游牧部落或经商的部族得以实现。这种间接或直接交往，在公元前虽无专门文献记载，但被东西方众多古代遗址中的出土物所证实。如在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蒙古国相邻地区冻土带发现的公元前四至公元前五世纪古墓中的整匹中国丝绸，证实了草原丝路的存在。如被IS国际恐怖组织破坏的叙利亚境内巴尔米拉古城遗址，西方考古发掘队在该古城遗址墓塔内发现众多中国汉代丝织物。[1]该城处在幼发拉底河与大马士革的中间地带的绿洲上，在公元3世纪前繁荣发展了数百年。古城城墙环绕，南北和东西各长2公里，城中有大门、神殿、列柱街道、墓塔等各类石雕建筑遗址。

一、宁夏自古以来是丝路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近几十年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宁夏山川各地勘察发现和出土的数以千计的古代文化遗存和各类文物，用鲜活的实例和实物，见证了宁夏在丝绸之路开通前后，两千余年来，一直是丝路交往的必经通道。

（一）春秋战国之际草原民族文物见证的历史

宁夏南部山区，近几十年来，从春秋战国时期古墓葬、古遗址中发现和出土了数百件北方草原民族金属器物。[2]

1. 金属动物饰与动物牌饰：怪兽纹金带饰、动物纹金扣饰、虎噬鹿铜牌饰、虎噬羊镀锡铜带扣、虎噬羊铜牌饰（一对）、人驼纹铜牌饰、子母豹透雕铜扣饰、凤鸟纹透雕铜扣饰、鸟兽纹铜带钩等百余件。

2. 金属工具、刀具、车马饰：刀具有鹰首与兽头柄青铜短剑数十件、车马饰数百件。

纵观此类文物，应该是古代盘踞在陇东与陇西之地戎族乌氏、义渠人使用的佩饰。此物与鄂尔多斯、燕山一带的山戎文物有相近之处，但崇尚鸟兽用动物造型制作游牧民族衣带钩扣饰与佩饰的传统，来自南俄草原与南高加索地区，反映了习惯于猎牧生活的草原民族的情趣意绪和唯美的追求与喜爱。这种西域青铜文化，通过亚洲北方草原之路传播到我国北方，被戎、狄等游牧民族传承。近期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者，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研究得出：战国秦时乌氏族人乌氏倮，是早期丝绸贸易的著名商人，他以内地珍贵的丝绸织品，与关外戎王贸易，曾换回大量马牛物资。亦用文献记载，见证宁南山区是草原之路丝绸贸易的重要中转站。[3]这类文物和文献记载见证了在丝绸之路开通前，西域通过草原之路途经宁夏与中国中原地区就发生着密切的人员和商品交往关系。

（二）汉唐之际丝绸之路文物见证的历史

宁夏境内发现和出土的丝路文物，极具代表性和特殊性，见证了汉唐之际这里曾是丝路之上的一条重要通道。[4]

1. 固原市南郊汉墓出土的西域风格的金饰：金花饰、镶松石金带饰，该饰件的星形造型与几何纹、联珠纹的镶嵌工艺，源于古代的波斯。

2. 固原市东郊北魏墓出土的西域风格的文物：透雕铜铺首、透雕铜牌饰、漆棺画，透雕铺首与牌饰中的佛教造像与金翅鸟，源自中亚犍陀罗佛教艺术；漆棺画中联珠纹与几何纹饰源自波斯，东王公与西王母孝子故事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样板。其中菩萨和神鸟则具中亚的艺术风格，是件难得的中西文化交融的艺术遗迹。

3. 固原市彭阳县新集窖藏出土北魏造像碑。此次发现与出土的造像碑，较为系统地展示出北魏时期佛教造像东传之后，人物造型和服饰的本土化过程。

4. 固原市郊北朝墓出土绿釉扁壶，壶腹浮雕胡人舞蹈图案，极具域外风格。

5. 固原市南郊北周李贤墓出土域外文物。鎏金银壶从造型到人物与装饰及錾刻工艺，均属波斯萨珊王朝时期典型器物类型。凸钉装饰玻璃碗更是西亚玻璃器的典型制品之一。而青金石指环中宝石出自阿富汗，而雕刻人物亦具中亚特征。环首铁刀更是中亚武士喜欢佩带的刀具，与中国古代佩带方式完全不同。

6. 宁南地区北魏和隋唐时期墓出土胡人俑。这类胡俑，不论是武士俑、骑马俑、俱甲俑、牵马俑，或牵驼俑，均为西亚与中亚人的形象。这类具有西域人物形象的胡人俑，见证了北魏和隋唐时期的官员与军队中，有众多的胡人在官府与军队中服役，反映了该时期的民族迁徙和融合。

7. 盐池县苏步井窨子梁唐代何都尉墓出土石墓门扇。门扇浮雕石刻的胡旋舞图，形象再现和记录了古代中亚音乐舞蹈在中原的盛行。[5]

8. 宁南地区北朝至隋唐时期墓葬中出土的中亚昭武九姓众多粟特人、铁勒人墓志铭。

（1）固原市南郊隋唐墓出土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人史氏墓志石。

（2）盐池县苏步井窨子梁唐墓出土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人《唐何都尉墓志石》。

（3）青铜峡市邵岗唐墓出土《大唐左屯卫将军皋兰州都督浑公夫人契苾氏墓志铭并序》志石。[6]

宁夏境内北朝至隋唐墓出土的这类墓志石，以翔实的文字记述了中亚地区昭武九姓粟特人和铁勒部突厥人，迁徙归顺中原北魏与隋唐王朝，为官定居数代的传承历史。

（三）宋元之际文化遗迹见证的历史

宁夏境内近几十年先后发现了宋元之际与西域伊斯兰地区交往互动的历史文化遗迹，见证了丝路延续的交往历史。

1. 贺兰山拜寺沟方塔，是西夏第三代皇帝李秉常和梁皇太后主持重修之塔，该塔的塔柱木上的汉文和西夏文题记，是利用原建筑的塔柱木削写上的，塔柱木题记下方残留有未刮削净的回鹘文字残迹。此类众多遗迹见证了此地曾是宋修《高僧传》和《续高僧传》中记载唐至五代时，新罗高僧赴西天取经，途经灵州，在灵州城讲经做法事，后在贺兰山百草谷结舍修炼；与此同时，有大批西域回鹘高僧赴西夏讲经说法译释佛经，已被西夏重修拜寺沟佛塔的历史遗迹所证实。[7]

2. 额济纳旗西夏黑水城是西夏王朝的故地，20世纪初俄国以科兹洛夫为首的探险队，曾从古城内发掘出土有《古兰经》手稿和波斯文《七智者》诗文残页，并发现有伊斯兰教礼拜寺和墓葬与商铺，说明这里曾有穆斯林商旅在此定居，见证伊斯兰教在该地的传播。[8]

3. 固原开城元代安西王府遗址，虽因地震坍毁湮没于尘埃之中，经自治区文物考古所组织的多次勘测发掘，清理出众多大型元代建筑基址遗迹和白、黄、绿各色琉璃瓦等建筑构饰残件及金饰件。证实这里是继承忽必烈安西王爵的儿子忙哥剌和其孙阿难答的王府夏宫遗址。西安元安西王府遗址曾出土阿拉伯数码铁幻方。阿难答自幼受穆斯林保姆抚育，信奉伊斯兰教，他承袭王位后，据元史记载，让其统辖下15万军士，大部分信奉伊斯兰教，使西北地区成为回回人聚集地，为回族形成奠定基础。[9]

4. 21世纪银川市城建施工中，在古城北苑沙滩发现18座伊斯兰教墓葬和大量墓盖石，对照墓地附近北塔村回民珍藏下一块清乾隆三年刻制的“元翁纳老太师”墓碑（碑额有纳斯赫体阿拉伯文书刻）。再对照《嘉靖宁夏新志》宁夏府城图中有礼拜寺坐落，其卷二《二十二》人物条内有“纳速耳丁，先世回纥，居宁夏，任元至廉访使”之记载，结合永宁纳家户清真寺和该家族沿革史，考证可知：这座遗址，见证了元代政治家、中书省平章政事、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长子系纳速剌丁的六子哈辛，元代曾在宁夏为官定居于府城，归真葬于此，至明代其后裔移居乡下务农，逐渐形成纳家户回族社区。赛典赤·赡思丁系跟随成吉思汗从中亚东归的回回人，为元帝国的建立和社会统治与治理立下不朽政绩，《元史》中有其传记。[10]

从上述发现与出土的文物和金石文献资料可以看出，丝绸之路在宁夏延续了两千余年，成为回族的聚集地是丝路交往和民族迁徙融合历史的必然。

二、丝路古遗址出土物见证阿拉伯与中国的密切交往

中世纪阿拉伯人的先知穆罕默德，用一场宗教变革，将众多分散落后的阿拉伯部落与部族，团结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之下，统一起来，有了民族的政权和武装组织，走出半岛，吸收与继承了中东和波斯地区优秀遗产，建立起横跨亚非欧大陆的阿拉伯帝国，创新发展出人类历史上一种后起的伊斯兰文明，实现了与中华汉唐文明的直接对接，扩大了丝路古道上的商贸和人员交往的规模与深度，带动了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快速传播，促进东西两地建筑业、商品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科教文卫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极大地促进了东西两地社会文明的进程，促使众多民族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转型。

（一）伊斯兰文物在中国

盛唐之际，阿拉伯地区与波斯地区的穆斯林商人和代之而起的回回人，成为陆海丝绸之路上的友好使者，继承丝路古道上的友好传统，将两地的高档消费品贩运到各方。故而，在中原各地唐宋古遗址、古墓葬中，陆续发现和出土了诸多伊斯兰古器物和建筑遗迹，其中有玻璃器、金属器、陶瓷器、玉器和金属货币及石刻等物，见证了古代中国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商贸和人员交往的历史。[11]

1. 伊斯兰玻璃器在中国及其影响

玻璃、琉璃是人类古代生产生活实践中，发现和发明的一项石英等矿石焚烧冶炼冷却成形的制造技术。希腊和罗马时代，这种料器生产技术在中东地区被推广应用，制造成各种造型的玻璃器具和器皿，从西亚输入到东方，成为汉唐之际丝绸之路国际贸易返销的主要商品之一，故有人将丝绸之路称之为玻璃之路。我国汉唐众多文化遗址的出土物中发现有这种舶来品，还东传至韩国、日本与琉球。在宁夏固原的古文化遗址中也有发现。

阿拉伯帝国崛起西亚后，拯救了已经衰败的生产经济，将罗马与萨珊波斯的玻璃制造业精湛的生产技艺继承下来，将创新发展起来的伊斯兰文化艺术元素，熟练运用到水晶玻璃切削工艺和研磨工艺中，制作各类器皿，形成阿拉伯帝国新兴伊斯兰玻璃产业。伊斯兰玻璃工匠还通过往来的回回商人携带的商品文化信息，吸收中国文化元素装饰玻璃器皿，创造出描金釉彩玻璃器新品种，成为中世纪最精美的工艺品和国际贸易的主导商品，由阿拉伯帝国各族穆斯林商人以朝贡使团的名义携带来华。从全国各地唐宋辽古遗址发现与出土的品种与数量上看，大大超过罗马时代，所分布的地域更为广阔，说明中世纪以来，我国与阿拉伯帝国交往比古代与罗马、波斯帝国的交往更为频繁和深入。[12]

表1  国内各地遗址发现与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

（1）从国内流失海外的伊斯兰彩色玻璃器

伴随着伊斯兰玻璃产业的发展，西亚地区在器物、器具上描金的技法，逐渐被应用到玻璃器的烧制之中。13世纪，这项釉彩技术被埃及阿尤卜王朝的玻璃工匠引进与应用到叙利亚玻璃器作坊中，并与描金技法相结合，吸收中国文化元素中的花卉图案，创新生产出各色描金釉彩玻璃器。这一全新的伊斯兰玻璃器新品种，受到伊斯兰世界各地的喜爱，有了广阔的市场需求，被推广开来，大批生产，行销世界各地。其中最耀眼的是富有伊斯兰文化艺术风格的描金釉彩玻璃灯，器型以侈口细颈鼓腹最为常见，器肩上有绳系，适于室内悬挂，器身彩绘着缠枝几何纹和各种书法体的阿拉伯经文图案，色彩华丽，造型美观，享誉世界，成为各清真寺、经学院、教堂陈设悬挂的必备之器。后为西方各大博物馆收藏。

宋元时期古文献中有反映市面上见到伊斯兰玻璃器的记载，但在国内传世品和元明清真寺古建筑、古遗址中，截至目前还未出土和发现有伊斯兰描金釉彩玻璃器。中国社会科学院陶瓷考古专家，多年热心研究伊斯兰文物的回族学者阿卜杜拉·马文宽先生，在研究海外伊斯兰文物和流失海外的中国回族文物时，从海外多处博物馆藏品来源档案中发现有17件埃及阿尤布王朝和马穆鲁克王朝时期生产的伊斯兰描金釉彩玻璃器，是输入中国的。近代被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先后从山西、北京等地购得带回西方，出现在拍卖会上，后转为博物馆的藏品。笔者认为这17件伊斯兰玻璃器，应该是元明之际的回回人从海外购得，或者是传教的筛海携带来华，赠送给清真寺，受到回族珍爱，在清真寺传承下来的文化遗存，近代流失海外。

图1 清真寺彩色玻璃灯

图2 也门苏丹使用彩色玻璃吊灯（开罗）

图3 清真寺玻璃灯 图4 清真寺灯

（2）伊斯兰玻璃器在中国的影响力

通过鉴赏在中国出土与发现的伊斯兰玻璃器，可使人们认识到回族先民与回回人在中世纪以来国际商贸史上的重要贡献。他们将伊斯兰精美的玻璃器皿带入中国，带进来有关伊斯兰世界商品生产的各种信息和穆斯林社会喜爱的生活和文化，作为中外交流的友好使者，增长了中国古代人对伊斯兰世界的了解，也使伊斯兰世界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带进来众多商品生产的各种技艺，促进宋元以来中国制瓷产业的发展，启发了中国工匠借鉴伊斯兰器物造型，发挥中国制瓷业传统优势，在瓷器上彩绘、施釉；面对日益扩大的国际市场，创新开发新瓷品，使宋瓷、辽瓷、元瓷的生产，在器具、器皿上，取得造型、品种、施彩装饰等多方面突破性进展，散发出中国瓷艺的新光辉，享誉世界。

2. 伊斯兰金属器物在中国及其影响

火与矿石的熔炼，铸就了青铜器和金银器的辉煌。古老而雄奇的中国青铜宝器和西亚闪烁耀眼的金银器与饰物，以不同的文化内涵，向世人述说着人类先民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并成为东西方人类文明永恒的记忆。在古代的埃及和西亚文明时代，该地区的金属工艺就已相当发达，繁复的锤揲、錾刻、镶嵌、焊缀技术，被代代流传下来，经波斯人发扬光大。丝绸之路开通后，伴随着中亚商贸交往，以奇异造型和纹样为特征的波斯萨珊和中亚粟特金属器物的输入，充斥北方各朝，宁夏固原出土的金花饰和鎏金银壶见证了这样的交往，使汉唐之际的中国人耳目一新，为自秦汉以来日渐衰微的金属铸造业带来勃勃生机。阿拉伯帝国建立后，继承了中东和西亚古代的文明传统，伊斯兰金属器物和伊斯兰玻璃器物一样，浸透着伊斯兰文化和装饰艺术的魅力，成为中世纪国际贸易中输出的主要商品，故有人把“丝绸之路”称之为“黄金之路”。

（1）国内古文化遗址出土与发现的伊斯兰金属器物

伊斯兰金属器物也被回族先民大量输入。西域输入的金属器在造型、纹样、工艺诸方面，为唐、宋、辽、金、西夏各代金银器等金属器物的制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促进了我国金属制造业的发展。唐、宋、辽、金各朝，不但有这种输入的文献记载，而从唐、宋、辽、金各代古文化遗址考古发掘的出土物中也有发现。[13]

图5 银鎏金伊斯兰长颈瓶

图6 柳斗纹银杯

图7 金花银唾盂

图8 银盏托

图9 阿拉伯经文錾花铜盆（辽）

图10 仿古纹六棱形铜壶（元）

图11 錾花垂腹铜瓶（元）

图12 船形阿拉伯纹錾花银秤斗（元）

图13 高足嵌银铜碗（元）

（2）伊斯兰金属器物对中国商品生产的影响

这些器物对中国的价值，超出了器物的使用功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观念，使金属器物从神权宝器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变为满足社会各阶层消费和价值观需求的商品，促进金属器物生产的社会化和世俗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伊斯兰金属器对中国金属器物的生产制造影响很大，特别是它对中国宋元以来青花瓷等艺术品生产与人们社会生活和审美情趣的影响特别巨大。

仿制伊斯兰金属器。这类金属器物在唐、宋、元各朝遗址内多有发现。其中较为典型的有：

图14 五瓣花口金杯（辽会同四年，941年）

口径7.3厘米，底径4厘米，高4.9厘米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15 金碗（蒙元时期，1206—1368年）口径12.6厘米，底径9.1厘米，高4.5厘米，重270克

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图16 团龙戏珠纹鎏金银杯（辽应历九年）

口径9.8厘米，底径4厘米，高4.5厘米内蒙古博物馆藏

图17 马鞍前桥金饰（蒙元时期，1206—1368年）高5.3厘米，宽14.4厘米，厚1厘米，重45.3克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图18 金饰

固原市原州区开城元代安西王府遗址出土

图19 手镯

固原市原州区开城元代安西王府遗址出土

（3）阿拉伯铭文香炉的生产制造

伊斯兰金属器物中，大量施用阿拉伯文经句和阿拉伯纹饰，进行器物的装饰和铸造。回族先民将阿拉伯文经句铸造在中国传统的金属礼器炉鼎之上，将其制成本民族喜爱使用的器具，置放在清真寺、道堂和居室内，用以彰显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礼仪习俗。故自明代大兴“宣德炉”之风时，回族将各色阿拉伯文铜香炉和金属器具与器皿铸造出来。[14]如：

图20 桥耳阿拉伯文铜香炉

（明宣德五年）

上海小桃园清真寺藏

图21 阿拉伯文三足法桶铜炉

（明宣德）

上海小桃园清真寺藏

图22 象耳阿拉伯文铜香炉

（明宣德）

上海小桃园清真寺藏

图23 阿拉伯文宣德炉（明）

宁夏博物馆藏

图24 嵌金丝索耳阿拉伯文铜炉

（明景泰）

首都博物馆藏

图25 铜胎掐丝阿拉伯文三足双耳炉（明）红太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图26 嵌赤铜阿拉伯文象鼻耳铜炉

（明正德）

甘肃省博物馆藏

图27 蚰龙耳阿拉伯文铜炉

（明正德）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28 阿拉伯文铜钵炉

（明正德）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29 双耳活环阿文长方铜炉

（明正德）

故宫博物院藏

3. 伊斯兰陶瓷在中国及其影响

阿巴斯王朝的陶工，在中国陶工的指导下学习仿制唐三彩、辽三彩，并利用本地钴料烧制出绘有各种几何与花卉装饰图案与纹样的青花陶、兰釉陶、黑釉陶器，并将雕塑剔刻技艺运用在陶瓷器的制造中，烧造出各种形制的陶瓷制品、彩色釉面砖，用于清真寺、经学院、陵墓的贴面装修。在伊斯兰化波斯文化和波斯化突厥文化的影响下，使阿拉伯帝国早期崇尚白、黑、绿色的民族文化风尚，向以蓝色为主色调的艺术氛围转变。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唐与五代遗址中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双耳罐、双系四耳瓶，是穆斯林蕃客自波斯地区带来的典型蓝釉陶制品，和该地区出土和传世的青花陶是一脉相承的系列产品。[15]

图30 白地蓝彩棕榈纹三脚付皿（9世纪）

口径24.5厘米

伊朗国立考古博物馆藏

图31 蓝釉刻文钵[16]（12世纪后半期）

高9.0厘米，口径21.0厘米

伊朗国立考古博物馆藏

图32 蓝釉刻花动物纹瓶

（12世纪后半期）

高24厘米

伊朗国立考古博物馆藏

图33 蓝地色绘金彩华文壶[17]

（公元13—14世纪，铅釉，伊朗）高37.5厘米

米特罗波利坦美术馆藏

图34 蓝地色绘金彩华文钵[18]

（公元14世纪，来自Saveh）

高5.8厘米，直径24.0厘米

（1）国内出土的伊斯兰陶瓷器

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初期，在传统的琉璃工艺基础上发明了伊斯兰单色釉陶器，各类日用器皿以单纯朴素的黄、绿、蓝、黑色釉为主，利用钴料烧制的器皿日渐精美。回族先民来华经商定居沿海港口城市时，将这些单色伊斯兰陶器和贴花釉彩陶器，作为随身生活用品由商船带入中土，故在扬州和福州等唐与五代古文化遗址中出土而被发现。如：

表2  国内出土的伊斯兰陶瓷器

图35 波浪纹弦纹绿松石釉双耳大陶罐（9世纪）

高38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10厘米江苏省扬州市博物馆藏

图36 贴塑网纹绿松石釉四耳大陶罐（9世纪）

高75厘米，口径12～14厘米，腹径40～41厘米，底径16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37 贴塑弦纹绿松石釉四耳大陶罐（9世纪）

高74.5厘米，口径12厘米，腹径42厘米，底径17厘米

福建省博物馆藏

（2）伊斯兰陶器对中国的影响

自唐宋以来中国瓷的器型、装饰纹样、色调，受伊斯兰文化艺术品的影响，发生明显的变化。从宋、辽、西夏、金各代汉、契丹、党项、女真各民族烧制的瓷器用品中，已经看到伊斯兰器型和彩绘装饰对陶瓷艺术品的影响。

图38 青釉绿彩阿拉伯文陶扁壶（扬州唐代遗址出土）扬州博物馆藏

图39 阿拉伯黑石号沉船上发现的阿拉伯文《古兰经》瓷盘

图40 青白釉瓜棱执壶[19]（宋）

通高23.5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9.5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图41 茶釉单孔皮囊壶[20]（辽）

通高27.6厘米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图42 白地剔花蝶纹皮囊壶[21]（辽）

高29厘米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藏

图43 褐釉双耳剔刻花扁壶[22]（西夏）

瓷质，高33.3厘米，口径9厘米，腹径32厘米调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44 黑釉线纹瓜棱罐[23]（金）

高21厘米，口径17.7厘米河南博物院藏

（3）伊斯兰造型瓷品的出现

为满足市场需求，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促使中国制瓷业在元明之际，器型发生了创新性转型；以青花为代表深受西亚穆斯林喜爱器型的瓷器，大批量生产出来，行销海内外各地，满足市场消费的需求。这些借鉴仿制西亚时兴器具的瓷器，其典型实例有如下12种。

①仿西亚伊斯兰地区流行的壶形器

图45 镶银铜汤瓶（大马士革，1259年）

高34厘米卢浮宫博物馆藏

图46 缠枝花卉纹执壶（元）安徽省太湖县文物管理所藏

图47 甜白釉暗花牡丹纹执壶（明永乐）

口径7厘米，高32.7厘米，底径10厘米

纽约亚洲协会洛克菲勒美术馆藏

图48 镶银铜执壶（1180—

1200年，赫拉特）

英国基金会捐赠，伦敦大英博物馆藏

图49 青花开光式缠枝花卉纹执壶（明永乐）

高35.9厘米

图50 青花唐草纹执壶（明）高29.5厘米，胴幅18.5厘米

伊朗国立考古博物馆藏

图51 扁壶（13世纪中期，叙利亚）

镶银青铜

史密森协会博物馆藏

图52 青花缠枝辐射纹大扁壶（明永乐）

上海博物馆藏

图53 青花缠枝莲纹宝月壶

两岸故宫博物院均有收藏

图54 镶乌银铜壶（1044/45）把手和底座鎏金

特鲁埃尔省级博物馆藏

图55 甜白釉暗花莲纹葫芦式扁瓶[24]（明永乐）

口径4厘米，高31.8厘米，腹径21.4厘米，足径6厘米纽约洛克菲勒美术馆藏

图56 青花锦纹如意耳扁壶（明永乐、宣德年间）故宫博物院藏

图57 朝圣使用的玻璃扁壶[25]（1250～1260年）

图58 青花轮花绶带葫芦扁壶[26]

（明永乐、宣德年间）高32厘米，口径3.1厘米，足径6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②仿西亚伊斯兰地区流行的瓶形器

图59 青花烧瓶[27]

（明早期）高30厘米托普卡普宫博物馆藏

图60 描金釉彩长颈圆腹玻璃瓶

（14世纪上半叶）高28厘米德国柏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藏

图61 卷莲龙纹青花天球瓶[28]（明永乐）

高43厘米，腹径34.5厘米伊朗国立考古博物馆藏

图62 景德镇青花白拔龙纹天球瓶[29]

（明永乐）高42厘米，腹径35厘米伊朗国立考古博物馆藏

③仿西亚伊斯兰地区流行的罐形器

图63 钵（1351—1352年，伊朗， Turanshah制造）

伦敦维多利亚艾伯特博物馆藏

图64 景德镇青花缠枝四季花卉罐[30]

（明宣德）

口径16.7厘米，高13.5厘米，足径14.9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65 镶金银黄铜洗盒

（13世纪晚期，穆罕默德·伊宾·艾尔赞思，叙利亚）

直径50厘米

巴黎卢浮宫博物馆藏

图66 青花缠枝花卉纹折沿盆[31]（明永乐）

高15.4厘米，口径35.1厘米，底径24.5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④仿西亚伊斯兰地区流行的缸形器

图67 摩苏尔的黄铜水壶制品[32]（1232年）

大英博物馆藏

图68 伊朗萨法威王朝镶金铜把缸

图69 景德镇青花缠枝花浇[33]（明宣德）

高13厘米，口径7.9厘米，足径5.2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⑤仿西亚伊斯兰地区流行的碗形器

图70 伊斯兰镶金银碗（15世纪初期）

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

图71 青花缠枝牡丹纹大碗（明宣德）

直径27厘米，“大明宣德年制”六字一行楷书款中国嘉德

图72 哈萨克斯坦嵌银铜豆（14世纪后半叶）

日本广岛县立美术馆藏

图73 青花缠枝花卉纹豆（明宣德）

连盖高13.5厘米，腹径9.8厘米，足径6.5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图74 玻璃高脚杯（出自阿勒波，产于13世纪晚期）

高19厘米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图75 缠枝菊花纹高足杯（元）

口径9.5厘米，底径3.2厘米，高9.4厘米，足墙宽0.3～0.4厘米

2003年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土城子古城窖藏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⑥仿西亚伊斯兰地区流行的座形器

图76 埃及鎏银黄铜器座（14世纪）

英国基尔基金会收藏

图77 清雍正仿明永乐青花阿拉伯文尊

高17.1厘米，口径17厘米，足径17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78 镶银铜烛台（13世纪）

伊朗德黑兰巴士丹博物馆藏

图79 青花八角瓷烛台（明永乐）

高38.5厘米，口径9厘米，足径23.5厘米

仿中东伊斯兰地区银烛台、铜烛台式样烧造故宫博物院藏

图80 镶金银铜烛台（13世纪，伊朗）

柏林穆斯林艺术博物馆藏

图81 青花花卉纹八角烛台（明宣德）

高29.8厘米，口径8.7厘米，底径21.8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4）中国瓷器装饰色调的创新与发展

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使唐宋以来中国单色瓷向釉下彩瓷的方向发展，催生了青花瓷的诞生与崛起。大量引进和使用西亚“苏麻离青”钴料，作为釉下蓝彩的着色剂，绘制植物纹饰、几何与花卉图案、鱼虫水草图、水禽图、山石图、人物故事图、瑞兽动物图，于成形的瓷器壁面上，使彩绘装饰繁复有序、层次丰富、密布壁面而不乱，施釉烧制后呈现出蓝白相间、图案明快雅丽的艺术效果。这种装饰色调是伊斯兰艺术和艺术品崇尚的、穆斯林喜爱的色调。这些着色材料与技术和装饰色调的引进与创新使用，使得中国制瓷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达到空前的高峰，而精心生产的大气恢宏、造型多样的青花瓷，更富有美感和神韵，具有极高的艺术观赏价值和文物收藏价值。因而备受世人喜爱的青花瓷，成为元明海外贸易的畅销商品。西亚、东非各地古遗址发现和出土的中国古瓷，伊斯兰古文献记载和图书插图中的古瓷器皿与器具，以及伊朗国立考古博物馆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圣宫博物馆收藏陈列展示的百十件中国元明青花瓷，见证了丝绸之路商贸交往的新特征，故丝绸之路又被一些学者称之为“瓷器之路”。

4. 伊斯兰金属货币在中国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金属铸币又是衡量商品价值的等价物，除流通使用外，还具有储存、借贷、赏赐、馈赠的功能。伴随着我国开展的古遗址勘测调查和古墓葬发掘，先后从西安和宁夏固原及新疆地区，唐、宋、元古文化遗址中，出土而发现的伊斯兰古钱币逐渐增多。其品种和数量大大超过汉唐之际古遗址中出土的罗马和波斯金银币，说明与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商贸交往的规模和频率大大超过前代。[34]

（1）国内古遗址、窖藏出土的伊斯兰金属货币

表3  国内古遗址、窖藏出土的伊斯兰金属货币

（2）收藏品中的伊斯兰金属货币

全国各地一些国家博物馆，据悉征集收藏了部分伊斯兰古钱币，其中以上海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及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征集收藏的品种为多，其次是新疆。

表4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伊斯兰古钱币

表5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伊斯兰古钱币

表6  新疆各地博物馆收藏的伊斯兰古钱币

表7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征集收藏的伊斯兰金属货币

大唐西市博物馆，是建在丝绸之路枢纽，唐长安城西市遗址之上，悬空构筑的一座陈列展示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和文物的民办博物馆。该遗址区曾出土过阿拉伯倭马亚王朝的金币，被收藏在省博物馆。该馆近几年从新疆各地征集了数百枚阿拉伯伊斯兰诸王朝和西域各汗国铸造的古代金属货币，并在博物馆展厅里进行系统陈列展出。

阿拉伯帝国和衰亡后在其废墟上建立的各伊斯兰汗国，铸造发行的伊斯兰金属货币种类繁多，不但见证了伊斯兰国家和伊斯兰地区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各族穆斯林的经济生活和商贸交往状况，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他们十分重视开展国际之间的贸易和商品交换，特别是在中国出土和发现的伊斯兰古钱币，多为元明以前各王朝的金属货币，见证和反映了回族先民和回回人在其间所起的重要作用。这种不同于中国圆孔钱的古货币，也是伊斯兰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研究伊斯兰国家和地区政体和经济文化及对外商贸交往的珍贵实物资料，极具观赏价值与研究价值。

5. 伊斯兰玉器在中国

中国素有“玉石之国”的美誉，制玉已有近万年的历史。玉器工艺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门类之一。它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成长休戚相关，可谓历史悠久。阿拉伯人和伊斯兰世界各族穆斯林崇尚自然、崇信真主安拉，初始并不崇尚玉。由于蒙古汗王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喜爱玉器，再加上回回人充当成吉思汗蒙古黄金家族理财人、税务官，将这种文化习俗和商品消费市场信息传递到中亚，促成对玉石的采集加工和伊斯兰玉器的生产。元代诗人马祖常有诗云：“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形象地描述了回族先民和回回人在丝路古道上从事玉石商贸贩运的事实，从而获得“回回识玉”“回回识宝”的美称。玉石在繁荣发达的中亚各汗国与南亚莫卧儿王朝和西亚奥斯曼帝国精巧工匠的创意雕琢下，成为超乎文人想象的精美艺术品，令明清两朝皇帝为之惊艳。精雕细镂的伊斯兰玉器的大量东传，掀起另一拨的艺术大交流，促进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明清之际是玉器蓬勃发展的鼎盛期，输入的“痕都斯坦”（即印度与巴基斯坦）玉器，受到皇室和达官贵人的喜爱，经明清两代宫廷玉作坊借鉴仿制和雕琢加工，成为珍贵的把玩艺术品，供皇室与达官贵人使用、赏赐和珍藏。以北京和苏州为中心的各地玉作坊、珠宝店铺也蓬勃发展起来，从业人员中回族占多数，极大地促进中国玉雕工艺的发展和珠宝业的繁荣。清宫收藏的伊斯兰玉器和社会上流散的伊斯兰玉器与仿伊斯兰玉器，见证了中世纪晚期以来，中华民族与伊斯兰地区友好交往的历史。这也是回回人与回族，对人类文明进程和促进各国各地区之间和平友好交往做出的又一贡献。

（1）伊斯兰玉器在中国

蒙元时期蒙古贵族大量调集伊斯兰工匠为其生产玉器，供其享用。明初又有中亚帖木儿汗国向永乐皇帝敬献伊斯兰玉器，郑和下西洋吸引各伊斯兰邦国，向明廷敬献的贡品中也有伊斯兰玉器。这类传世的伊斯兰玉器在我国发现有300余件，主要收藏在海峡两岸的故宫博物院中，其他收藏单位也有些零星物件，还有许多仿伊斯兰玉器，见证了玉文化的交流互动和在商贸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35]该类器物较多，择其代表性物件展示。

（2）伊斯兰玉器在中国的影响

乾隆晚年，带有伊斯兰风味的玉器，成为官员们逢迎皇上，呈贡礼物的首选。在新的市场需求下，中国玉工热衷于吸收伊斯兰风格，将之融入自己的作品中。中国玉工虽然也选择了莨菪叶、羊头柄，也以蚌壳为器形，也雕琢花式双柄，甚至在花心镶嵌红宝石等，但是这些特征多已“中国化”了，甚至与传统的中国纹饰，如如意云头、太极、三阳开泰、福寿双全等，并存在一件器物上。而且中国玉工的作品多不追求细薄，常常还颇厚重。因为当时市场上流行以重量作为玉器计价的标准之一。更由于中国的瓷器工艺精良，成为食用器皿的主流。所以混有伊斯兰风味的玉容器，不以食器为主，主要作水盛、笔洗、香炉等文房器具或陈设器使用。

6. 伊斯兰经籍和阿拉伯语言文字在中国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是历史上各伊斯兰王朝和当代伊斯兰教国家的立法依据与信众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是语言文字优美，富有哲理的韵律体散文巨著，也是研究阿拉伯伊斯兰历史文化的经典文献。长期以来，《古兰经》以背诵口传和手抄本流传，12世纪以后开始有译本，15世纪以后出现印刷本。伴随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古兰经》的传抄与书写也在中华大地出现。阿拉伯的语言和文字伴随着诵念和传抄《古兰经》也进入了中国。唐代长沙窑烧造的瓷器上已出现阿拉伯文字，如：扬州发现的阿拉伯文扁壶，阿拉伯黑石号沉船上发现的长沙窑《古兰经》文瓷盘，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最早的阿拉伯文字遗迹。中国现存有宋元时的阿拉伯文《古兰经》石刻，元明清时期完整的《古兰经》手抄本和有阿拉伯文字抄本与印本的古文献。元明两朝曾设立了学习和翻译使用阿拉伯语言和文字的官方机构，如回回国子学、回回司天监、回回药物院。写有阿拉伯文字的器具自元明之际逐渐面世，珍善本《古兰经》和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图书也传播开来。有些是中国回族书法家抄写的，有些抄本是从国外传入和回族先辈朝觐时带回来的。中国木刻印行《古兰经》，始于杜文秀在云南建立大理反清朝政权时期的同治元年（1862年），刊刻印行《宝命真经》三十卷，1895年马联元在穆斯林商家资助下，在云南昆明第二次刊刻《宝命真经》。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先后出现汉文《古兰经》选译本和汉文通译本及阿汉文对照本等多种译本与印本。阿拉伯语言文字是域外语言文字在华流传使用较早、较广的一种文字。阿拉伯语和文字主要是回回人和回族宗教职业家与学者在教学研究中使用，在宗教建筑和礼器上与宗教活动中使用。

图82 阿文青玉幻方（元末）

长3.6厘米，高3.5厘米，厚0.75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图83 瓜瓣杯（蒙兀儿帝国）

长16.6厘米，宽12.8厘米，高4.7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84 墨瓶笔室（蒙兀儿帝国）

长21.7厘米，高8.1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85 青白玉“绵绵瓜瓞”御制诗洗（清乾隆1736—1795年）

高4.5厘米，长15.2厘米，宽11.7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图86 玉盘（中亚）

口径24.7厘米，底径14.7厘米，高3.9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87 平口花蕾形双柄碗（蒙兀儿帝国）

长18.8厘米，口径16.7厘米，底径8厘米，高7.8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88 厚足碗（中亚）

口径13.6厘米，足径6.2厘米，高5.4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89 玉罐（中亚）

口径9.3厘米，底径7.3厘米，高6.65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90 长柄杓（奥斯曼帝国）

长26.8厘米，杓宽8.2厘米，杓深4.8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91 雕花蓋罐（奥斯曼帝国）

全高12厘米，腹径6.6厘米，底盘最大径9.6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92 叶纹烛台（奥斯曼帝国）

高19.5厘米，盘径18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伊斯兰古建筑和古遗址内发现的中国文物

这类发现与出土地，主要集中分布在陆海丝绸之路沿途各地的伊斯兰古城镇与港湾，或哈里发和苏丹王宫与清真寺等古建筑遗址内，并以唐宋元明王朝时期各窑口烧造的瓷器为大宗，金石实物资料也有，有许多发现是在海底沉船内。

（一）海外伊斯兰国家古文化遗址中文物考古发现的中国瓷器

这些古遗址大多是陆海交通线上的重要城镇与港口中的建筑遗存，或是古代伊斯兰汗国的都府哈里发与苏丹的宫廷。其中主要的发现与出土物是中国的瓷器，以青花瓷为大宗，海底考古打捞上来的也多为运载中国瓷器的沉船。其典型实例是1998年，德国一家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附近的爪哇海域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因其靠近一块黑色大礁岩，所以将其命名为“巴图西塔姆号”，中文译为“黑石号”。“黑石号”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阿拉伯沉船之一，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年代最久远的海洋考古发现之一。由于船上出水的长沙窑瓷碗中有唐代宝历二年的年号，沉船年代被确认为9世纪上半叶，是迄今打捞上来的最古老的航海帆船。“黑石号”是“海上陶瓷之路”的直接证据，证明在唐代，中国和阿拉伯地区已经存在直接的海上陶瓷贸易。专家推测，“黑石号”商船装载着货物从中国返回阿拉伯途中沉没在印尼海域。打捞者在船上发现了6.7万多件文物，基本上都是中国制造，其中98%是瓷器，主要有瓷碗、执壶、杯、盘、罐等生活器皿。另外，还发现了三件完好无损的唐代巩县窑烧制的青花瓷盘，曾引起陶瓷界的轰动。沉船上发现的瓷器既有来自中国北方邢窑的白瓷，也包括大量产自中国南方的青瓷。在发现的青瓷中，除有近200件产自越窑，还有大量产自长沙窑的瓷器。[36]

除此之外的遗址和遗迹如下图。[37]

图93 东非肯尼亚的穆斯林古墓[38]

图94 肯尼亚陈列中国古瓷的博物馆[39]

图95 印度尼西亚瓜哇发现的明永乐款青花牡丹唐草纹贯耳瓶

图96 印度尼西亚瓜哇发现的明初建字铭青花牵牛花纹双耳瓷瓶

图97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发现的15世纪明黑花瓷罐

表8  海外伊斯兰古遗址发现出土的中国瓷器一览表

（二）伊斯兰古文献记录下的中国青花瓷

伊斯兰自然科学领域中所产生的最富有创造性，而学识最为渊博的学者比鲁尼（973—1050年），在他的著作中详细描述了中国瓷器的品质和价位，并评述了它与伊斯兰陶器的区别，还讲述了一个关于中国瓷器的故事。他在赖伊遇到一位来自伊斯法罕的商人朋友，宴请他到家中做客，在商人家中他看到的碗、碟、瓶、盘、壶、炊具、浇罐、盆、灰碗、香炉、灯、灯架和其他的一些器物，每种均不止一件，都是中国瓷制品。并发出“我很惊奇他对有如此众多的奢侈品的渴望”的感叹！另据伊斯兰古文献记载，14世纪也门拉苏里德王朝苏丹阿尔·马利克·阿·阿什拉夫（1370—1401年）在为他儿子举行割礼的宴会时，骄傲地展示了从没用过的500件中国瓷碟。 [40]

伊斯兰古代图书插图中也出现中国元明瓷器用品和商品，如：

图98 公元15世纪波斯宫廷宴席细密画中使用中国青花瓷器吃食的场景

图99 公元15世纪波斯细密画中绘制商贩出售中国瓷器的场景

（三）海外传世瓷器上发现题刻有伊斯兰国王铭记的中国元明青花瓷器[41]

图100 缠枝牡丹纹梅瓶（元）口径6.2厘米，高42厘米

原藏于阿迪比尔陵寺

图101 缠枝牡丹唐草纹梅瓶（元）高42厘米，直径22.5厘米

伊朗德黑兰国立考古博物馆藏

图102 芭蕉竹石花果纹大盘（元）口径40.5厘米，高7厘米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图103 云肩凤纹大盘（元）口径49.9厘米，高8厘米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图104 莲池鸳鸯纹大盘（元）口径41厘米，高7厘米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图105 杂宝双凤纹大盘（元）

口径45.7厘米，高7.5厘米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图106 莲池纹大盘（元）

口径40.5厘米，高6.5厘米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图107 青花麒麟纹碟（元）

口径46.4厘米，高4.8厘米，足径16厘米纽约亚洲协会洛克菲勒美术馆藏

图108 花草纹青花瓷扁壶（明永乐）

口径5.3厘米，高30厘米

伊朗国立考古博物馆藏

图109 青花松石纹大瓷碟（明永乐）

高9厘米，直径63.5厘米，足径42厘米

伊朗国立考古博物馆藏

图110 青花灵泉纹水注

（明宣德铭）

高32厘米，直径16厘米

伊朗国立考古博物馆藏

图111 青花阿文瓷碗（明宣德铭）

高7.5厘米，口径18.5厘米，足径9厘米伊朗国立考古博物馆藏

图112 青花阿拉伯文碗（明正德）

美国华盛顿佛瑞尔美术馆藏

图113 青花阿拉伯文圣句大瓷盘（明正德）

高11.5厘米，直径58.5厘米

伊朗国立考古博物馆藏

图114 缠枝牡丹唐草纹梅瓶（元）

高42厘米，直径22.5厘米

伊朗国立考古博物馆藏

图115 景德镇青花葫芦瓶（元）

高71厘米，口径10厘米，底径20厘米，

腹径37与26厘米

土耳其托普卡珀宫博物馆藏

图116 高颈青花广口球瓶（1450年）

高55厘米

土耳其托普卡珀宫博物馆藏

图117 青花凤凰海马纹扁壶（元）

高36.7厘米，宽26.5厘米

伊朗国立考古博物馆藏

图118 青花龙纹四耳扁壶（元）

高36.8厘米

大英博物馆藏

（四）在海外伊斯兰国土上留下中国回族的遗迹

据访问学者和摄影记者采访获悉，在文莱和东南亚各地存有宋元以来中国回回人和回族移居和访问的众多墓地与构筑、石刻、遗物、遗迹，见证了中国回族古代进行友好交往的活动史迹。[42]

图119 坐落于泰国曼谷湄南河畔的三宝庙

图120 坐落于印度尼西亚三宝垅市的三宝庙

图121 三宝庙前雕造的三宝船模型

图122 大城府郑和船队造访处

图123 保存在锡兰的郑和布施碑

图124 坐落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市区的三宝庙

图125 坐落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市区的三宝井

图126 生活在泰国清迈的郑和后裔

图127 西洋琐里国淡弥尔文碑

图128 保存在印度尼西亚苏门达腊班达亚齐郑和铸的铜钟

图129 保存在印度帕德玛南巴普兰王宫里的郑和赠送的大陶瓷罐

图130 据悉郑和七下西洋时失散遗民定居地东非肯尼亚帕泰岛西雨村的阿拉伯古城堡

图131 据悉郑和七下西洋时失散遗民定居地镶嵌中国瓷器的法茂人墓

综上所列举的各类传世文物和历史文化遗存，准确无误地验证了中外史家和旅行家撰写的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友好交往史。昭示出这种双向互惠互利交往，给双方各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共赢，给广大民众生活带来的便捷与实惠。这种交往也促进各个国家、地区之间，各个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了解，推动社会历史和人类文明的进程。回顾历史，促进当代友好交往，重续中阿友谊，必会给各方带来更多的福祉。

四、在中华大地上留存的伊斯兰建筑遗迹，见证回族和回族文化形成的传奇历史

由于商贸交往带动人员交流和文化传播，在中华大地上留存有许多见证这类交流活动的文物古迹。这类遗迹多为阿拉伯人为代表的穆斯林先贤墓地和金石文字的石刻。中国回族为纪念和缅怀亡故的先贤，保护和翻修了这些建筑物，转达了中国人的友好情感。此类遗迹和遗物较多，遍布全国各地，东南沿海和西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遗迹和石刻如下图。[43]

图132 埋葬阿拉伯伊斯兰先贤的杭州市区卜合提亚尔墓

图133 埋葬阿拉伯伊斯兰先贤的广州流花古墓（宛葛思古墓）

图134 扬州古运河边上埋葬阿拉伯伊斯兰先贤的普哈丁墓

图135 埋葬阿拉伯伊斯兰先贤的泉州灵山圣墓

图136 坐落于北京牛街礼拜寺跨院的阿拉伯伊斯兰元代两筛海修建的两座墓

图137 为从也门来华传教，后归真于银川的克马伦丁长老修建的拱北

图138 坐落于四川阆中的为来华传教的长老修建的巴巴寺墓殿

图139 坐落于西宁市凤凰山的为来华传教的长老修建的拱北

图140 福建泉州石刻（记载泉州艾苏哈卜寺建造历史的阿拉伯文石刻拓本）

图141 福建泉州石刻（艾苏哈卜寺南围墙上的阿拉伯文石刻 ）

图142 福建泉州艾苏哈卜寺塔式墓盖中层石刻

图143 福建泉州艾苏哈卜寺尖拱状门楣石刻

图144 现存于福建泉州艾苏哈卜寺内明善堂寺门门楣石刻

图145 内蒙古赤峰市元代古遗址出土的伊斯兰墓盖石

图146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元上都遗址出土的伊斯兰教墓顶石

图147 见证泉州元大德年间奉使波斯的刻记碑铭拓本（福建省博物院）

图148 位于山东德州北郊北营村，见证东南亚伊斯兰邦国来华友好交往的苏禄王墓与御制苏禄国东王碑[44]

图149 苏禄国恭定王墓碑[45]

图150 位于江苏南京安德门外石子岗东向花村乌龟山下，见证文莱古代与中国友好交往的渤泥国王墓[46]

五、结论

文物不但是人类和各民族群体历史的无言述说者，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和自然关系哲理的揭示者。综上列举的伊斯兰文物和中华文物，突破国界各在异域的发现，说明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交流互动，是各文明之间创新发展和传承延续的动力。

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强盛，不是仅靠军事力量的强大和物质财富的丰盛，而是凭借先进的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的引领。一代代文明奇迹不可复得地在这块土地上烟消云散，接着又有新的奇迹在其废墟上拔地而起。中华永续不衰的五千年文明传递，其动力就是从周边各地不断吸收涌入的众多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商业民族，不断地换血造血，不断吸收域外的先进思想和文化科技成就，在不断丰富壮大自己的同时，让这种富有凝聚力、吸引力、影响力的文化向周边扩散，实现了亚欧大陆文明的交流互动。这些历史文物给我们传递的第一个历史信息，就是中世纪由匈奴、鲜卑、柔然、粟特、突厥等民族带入的印度、希腊、波斯文明促动的汉唐文明，发展到由鼎盛至日渐衰微的时候，渐被穆斯林蕃商胡贾和回回人带入的伊斯兰文明所促动，在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直接交往互动中，创新发展出宋元新时期的开放式文明。以青花瓷为代表的中国瓷文化就像古代丝绸一样，独占世界的市场，为国家和民族赢得世界的赞誉，瓷器成为国名的代称。到中世纪后期，这种文明和伊斯兰后续的文明（奥斯曼帝国、波斯的萨法维王朝、印度的莫卧尔王朝）成为强力制衡兴起的西方文明的重要力量，使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从一开始无法在这些地区逞强，只能首先涉足非洲南部和彼岸的美洲、大洋洲，随后在18世纪才能在南亚、东南亚驻足。作为中世纪以来，丝绸之路商贸文化交流互动结晶的中国回族，虽是中世纪后期定型的中华民族56个民族中最年轻的一个民族，因为他受伊斯兰文明和华夏文明两种文明的熏陶和培育，是一个文化起点较高的民族，在中世纪后期中华文明的创新发展进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盛唐以来（公元7世纪中叶），沿着陆海丝路古道，伴随着来华的穆斯林商贾使节日益增多，西亚兴起的伊斯兰教与其先进文化渐传入中土。这些大批东来入居的穆斯林，经唐、宋、元、明八百余年与汉、维、党项、蒙古等原住民族的交汇融合，在神州大地孕育出一个新的共同体——回族。回回民族在与汉等各民族与时俱进、共建美好家园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辉煌的业绩和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并流传下她们创造、享用、传承的众多活动史迹和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繁荣与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使中华文明散发出和谐、创新的光芒。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经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长期磨合，逐渐相协调、相适应，形成独具中国地域特色的回族文化。中世纪两种强势文化在东方大地上，彼此并没有被吞噬和消灭，也未形成对抗，而是在相互吐故纳新、相互完善补充，有机融合创新成一种新型的民族文化；既丰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也创新延续发展了伊斯兰文化，使得伊斯兰文化根植于中国的土地上，由回族在不断传承发展。回族文物体现出的文化和谐神奇，是缔造文物的民族和两种文化的先进性与包容性所决定的。所以，在两种优秀文化哺育下生成的回族文化物化的载体——回族文物，就成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伊斯兰文化遗产，成为中国回族文化的象征。借古喻今，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行和扩大改革开放，推行“一带一路”建设，无疑是继承丝路友好传统，实现互惠互赢的必然选择。

（雷润泽系中国回族博物馆馆长；陈坤系宁夏固原博物馆原馆长）

[1]日本讲谈社编：《世界博物馆全集18——叙利亚国立博物馆》，台北出版家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出版公司，1983年，第93-98页“第四室丝绸的王国”、第102-103页“沙漠的墓”、第117-124页“巴尔米拉的盛衰”。

[2]宁夏固原博物馆编：《固原文物精品图集（上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0页。

[3]见2016年8月宁夏固原博物馆主编《丝绸之路暨秦汉时期固原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6-39页晋文、丁佳伟《安定名人乌氏倮》一文。

[4]宁夏固原博物馆编：《固原文物精品图集（中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14页、第80-82页、第124-131页、第167-173页、第214页“汉唐文物”

[5]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册》“盐池县窨子梁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88-189页。

[6]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青铜峡市邵岗唐墓发掘简报》《唐皋兰州都督浑公夫人墓志考释》，载《宁夏考古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8-162页。

[7]〔俄〕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著，王希隆、丁淑琴译：《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4页。第四章“哈拉浩特废墟”。

[8]陈育宁、汤晓芳、雷润泽著：《西夏建筑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80-281页。第四章“佛塔建筑”。

[9]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开城安西王府遗址勘探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开城安西王府遗址文物选介”。

[10]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银川沙雕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75页，“讨论与结束语”。又见杨占武主编：《中华回乡纳家户》（第一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35页。

[11]罗丰著：《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32-234页，“六胡州地区”。

[12]雷润泽课题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08XMZ020）《中国回族文物的发现与研究》结项成果文稿上卷发现篇导语三、四《伊斯兰玻璃器》。

[13]雷润泽课题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08XMZ020）《中国回族文物的发现与研究》结项成果文稿上卷发现篇导语二《伊斯兰金属器》。

[14]雷润泽课题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08XMZ020）《中国回族文物的发现与研究》结项成果文稿上卷发现篇第五章第一、二、三节。

[15]雷润泽课题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08XMZ020）《中国回族文物的发现与研究》结项成果文稿上卷发现篇导语一《伊斯兰陶瓷器》。

[16]该钵为单色，但是由于在阴刻的地方，釉彩很厚，所以给人一种有两个颜色的感觉。

[17]该壶所用的装饰手法与七色陶有一定的联系，但要简化一些，只用了釉彩的颜色而已。

[18]该作品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样品，被称为lajvardineh 瓷。

[19]敞口，长颈，丰肩，瓜棱形腹。盘形盖，平沿，盖沿有系，盖钮为花心状。青白釉瓷是宋代江西景德镇新兴的瓷器品种之一，色泽介于青、白之间，晚清以后称之为影青；执壶早期称作注子、注壶，北宋时受伊斯兰器型影响，器身由矮变高，通体多做成瓜棱形，流也变长微曲，器型修长秀美。

[20]壶为管状口，鼓腹，上端鸡冠形耳有一圆形穿孔。受西亚器型影响，辽代生产实用器具，壶口与壶身连接处有一周附加装饰，壶身有凸起的仿皮囊壶的皮条、皮扣及细密的针脚纹，仿皮囊物件。1998年巴林右旗岗根苏木乌苏伊根出土。

[21]本件为辽式皮囊壶造型，褐胎施白化妆土，刻花碟纹图案，生动有趣。此类作品标本，于内蒙古赤峰缸瓦窑及辽宁江官屯窑均有出土，应为辽地所产制。

[22]仿西亚金属器扁壶器型，党项民族创新生产的器具。1985年宁夏海原县征集，调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23]此类器型是受西亚瓜棱器型影响女真人烧造的实用器具。1976年鹤壁市鹤壁集出土。

[24]造型源自中东地区的金属和陶瓷器皿，而一对如意形的瓶耳却取自中国的文化传统。扁瓶的纹饰也反映中东的影响，以几何手法把莲花纹转化成的图案，亦是中东的装饰风格。

[25]叙利亚或埃及的作品。朝圣用的扁壶等制品极多，都是献给寺院用的。制作中心地为大马士革与开罗。

[26]此瓶造型仿西亚阿拉伯铜器，又称为“抱月瓶”或“宝月瓶”。此类扁瓶海内外均有收藏。

[27]青花烧瓶圆鼓腹，瓶上敞口，颈两侧有一双如意儿与腹肩联连，瓶颈绘莲叶纹，瓶肩绘倒莲瓣。

[28]器腹硕壮如圆球，仿照叙利亚瓶式样烧制而成。同形器在故宫博物院共藏四件，而土耳其托普卡珀萨拉伊博物馆亦有类似藏品，不同之处在其龙纹留白而背景为青色的波涛纹，俗称反青花。

[29]直口长颈，球形腹，造型饱满。平底无釉露胎，底心微内凹，俗称“天球瓶”。此类瓶系永宣两朝烧造特殊器皿，在海外发现出土较多。

[30]罐直口，短颈，丰肩，扁硬腹，圈足，内口沿施联珠纹，腹部绘折枝花卉纹，腹底施一周双层莲瓣纹。足内青花双圈“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

[31]此器形制仿自伊朗黄铜折沿盆，而装饰是中国传统纹样，反映出明初中外文化交流与影响。

[32]水壶呈八角棱形，肩与腹围饰以八个叶瓣形的图画，上绘骑马战斗图与宴乐图，表示了当时著名的诗文中的场面。整个表面有极细密的图案装饰，略显呆板，但正是摩苏尔制品的特色。

[33]花浇圈口直径，颈部有凹棱，颈下突起一周，溜肩，肩部青花横书“大明宣德年制”楷书款。是仿自西亚伊斯兰地区黄铜水器式样，永宣两朝多有烧造。

[34]雷润泽课题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08XMZ020）《中国回族文物的发现与研究》结项成果文稿上卷发现篇导语五《伊斯兰古钱币》。

[35]雷润泽课题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08XMZ020）《中国回族文物的发现与研究》结项成果文稿上卷发现篇第三章第四节。

[36]《新加坡展出唐代沉船“黑石号”珍宝》，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1月26日第1版，总第2410期。

[37]雷润泽课题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08XMZ020）《中国回族文物的发现与研究》结项成果文稿下卷研究篇第三章第一节（三）。

[38]位于滨海小镇曼布鲁伊，周围装饰有中国青花瓷盘的墓塔

[39]蒙巴萨基督堡现已改为博物馆，馆内陈列着当地出土的中国古瓷。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通事们（翻译人员）在航海笔记中曾提到，许多东非国家将中国瓷器作为通货使用。

[40]雷润泽课题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08XMZ020）《中国回族文物的发现与研究》结项成果文稿下卷研究篇第三章第一节（三）。

[41]雷润泽课题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08XMZ020）《中国回族文物的发现与研究》结项成果文稿下卷研究篇第三章第一节（三）。

[42]引自文化部、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云帆万里照重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16-153页《海外流芳》中的图版。

[43]雷润泽课题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08XMZ020）《中国回族文物的发现与研究》结项成果文稿上卷发现篇第一章第一、二节，第二章第一节。

[44]苏禄国在今菲律宾与加里曼丹岛之间的苏禄群岛上。永乐十五年，郑和使团来到了苏禄国，同年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哈刺和西王麻哈刺叱葛麻丁、峒王叭哈都葛巴喇卜，率领340余人来中国访问，并进金缕表文、珍珠、宝石、玳瑁等物。同年九月十三日，东王不幸病逝于德州。次子等10余人留下守墓，其中有的人员长期定居德州，入德州籍，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45]墓碑原题“苏禄国恭定王墓”。碑文为永乐皇帝亲撰，赞扬东王为建立明朝和苏禄两国的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御制碑至今仍然竖立。

[46]浡泥国即今北加里曼丹岛的文莱苏丹国。永乐六年（公元1412年）浡泥国王麻那惹那偕王妃、子女和陪臣一百五十人，前来中国南京，受到明朝朝廷隆重地接待。同年十月，浡泥国王不幸病逝，年仅28岁。临终遗嘱“体魄托葬中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新继浡泥国王来中国访问时，曾前往墓地祭扫父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