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路遗迹

南海神庙

在古代，航海技术尚不发达，航海者常常被大海吞噬而有去无回。人们以为海上风云由海神主宰，因此祭祀海神寻求保佑。祈求海不扬波、一帆风顺，成为出航前最重要的活动。在航海者心中，海神是他们的守护神，也是他们的心灵寄托。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统治者们也越来越重视海祭，并建造了四海神庙供人民祭祀，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南海神庙。

南海神庙

海不扬波

隋朝开皇十四年（594），为了表达对海神的虔诚，隋文帝听从朝臣建议，下令在近海处建祠祭祀，于是有了会稽县（今绍兴）的东海神庙，以及广州南海的南海神庙。

南海神庙又称波罗庙，它坐落在广州市黄埔区庙头村，古之“扶胥之口，黄木之湾”。此处位于南海之滨、珠江之口，从这里出海，可以抵达南海各国，被称为“去海不过百步，向来风涛万顷，岸临不测之渊”，是建设神庙的理想之地。

作为我国古代海神庙中遗存下来的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建筑群，南海神庙气势壮观、装饰精微、构思巧妙，散发出汉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和神韵。在南海神庙东侧，竖着一尊达奚司空的雕像。相传唐朝时，古波罗人派遣一批使者到中国来朝贡，行至广州时，见风景秀丽便登岸游览，并入南海神庙参拜。其中有一位叫做达奚司空的使者，他拜谒完南海神后，将自己从国内带来的波罗树种种于神庙两旁。此前他从未踏足中国，一时沉溺于这陌生而又壮丽的景致，连同伴呼喊他离开都未听见。当他猛然想起同伴时，急忙赶到江边，却见船队已经扬帆而去。从此，他每天都到神庙旁的土丘上眺望大海，希望有朝一日，能看到船队将他带回故土。终于，他站在那里化作了石人，再也无法离开，当地村民便将这位来自海上丝路的使者尊为波罗神，供奉在神庙中拜祭。因此，南海神庙又被称为“波罗庙”，神庙外的扶胥江又称“波罗江”。明朝戏曲家汤显祖（1550-1616）还曾作诗《达奚司空立南海王庙外》记录此事，其中两句写道：“至今波罗树，依依两蒙密。波声林影外，檐廊暝萧瑟。”

南海神庙入口处，立着刻有“海不扬波”的石牌坊，其位置就是当时上岸系船处，这四个字直观地表达了人们外出航海的朴素祈求。再往里走便是清朝时期建成的头门，梁上刻有鳌鱼等纹饰，门前还有一对红砂岩石狮。走过头门便到了称为礼仪之门的仪门。仪门门口有一对石鼓，鼓脚用石头雕刻了鸟雀、梅花鹿、蜜蜂和猴子四种动物，寓意是“爵禄封侯”。经仪门就可看到明代建造的礼亭，是古代官员祭拜南海神的地方。礼亭的背后是南海神庙中规格最高，也是最重要的建筑物——大殿。大殿上覆绿色琉璃瓦，瓦脊上装饰有龙凤图案，大殿正中则是南海神祝融的塑像。庙西边浴日亭是宋元之际羊城八景之一“扶胥浴日” 的最佳观赏点，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大量名篇佳作。宋代文豪苏东坡的《浴日亭》被刻于庙内，其中“坐看旸谷浮金晕，遥想钱塘涌雪山”两句极其生动地为我们再现了海上日出的盛景。

刻有“海不扬波”的石牌坊

南海神祝融

谈起南海神庙的建立，人们自然会问起南海神的名字。南海神名叫祝融，也有史书称其为祝赤，即祝融或赤帝。祝融究竟是谁？他又是怎样合水、火为一神的呢？

南海神祝融

传说在上古帝喾在位时，有一个叫重黎的人，是颛顼的儿子，他的官职是“火正”，即火官。重黎忠于职守，掌火有功，帝喾便赐以“祝融”的封号。“祝”是永远、继续的意思，“融”是光明的象征，就是希望重黎能用火照耀大地，永远给人带来光明。祝融死后，葬在南岳衡山舜庙的南峰，即今之祝融峰下。但这个火神祝融为何能兼任海神呢？原来在中国传统的五行八卦思想中，南方属火，古人又认为“火之本在水”，故祝融合水火为一神。关于这一说法的来历，还有一个有名的传说。尧帝时期，洪水滔天，浸山灭陵。尧帝下令鲧去治理洪水，可是9年过去了，毫无成效。后来，鲧知道天上有一种称为“息壤”的宝物，可以不断生长土壤堵住洪水。于是，鲧到天上偷了息壤带回人间，洪水终于消退。但是，上帝知道息壤被窃后大怒，派火神祝融下凡，在羽山把鲧杀死，并夺回余下的息壤。上帝还命祝融监视人间治水，命他掌管一方水的大权。由于祝融属南方之神，所以就合水、火为一神，兼任南海之神了。南海神掌管着南海一方的海事安宁，自然成为航海者拜祭的对象。

南方碑林

广利王庙碑

随着南方海上丝路的发展，出海前拜祭南海神以寻求庇护已成为出海者必做之事，因此南海神庙的香火愈加隆盛。不仅如此，统治者也愈加重视南海神庙的祭祀，历代皇帝不断加封南海神，还派遣重臣前来祭祀。南海神庙也因珍藏历代皇帝御祭碑甚多，及存有韩愈、苏轼等名人碑刻而被誉为“南方碑林”。

南海神广利王庙碑是南海神庙内最早的碑刻，立于唐元和十五年（820），至今保存完好。此碑由唐代文学家、时任袁州（今宜春）刺史韩愈撰，交由名重一时的书法家陈谏书写，并请大雕刻家李叔齐将碑文刻于石碑。陈谏以其飘逸的书法将韩愈妙文完美演绎，又与李叔齐高超的雕工相得益彰。碑中文章、书法和雕工都堪称极品，因此被后人称为“三绝碑”。

其碑文云：“考于传记，而南海神次最贵，在北东西三神河伯之上，号为祝融。”由碑文可见，南海神的地位在四方海神中最为尊贵。南海神之所以如此得宠，很大程度源于统治者对海外贸易的重视与关心。历代帝王不断加封，南海神地位不断提高，直至成为“南海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广利王”是南海神祝融最初获得的封号，有“广招天下财利”之意。作为海神，自然要从海上获利。因此，南海神从诞生之初，便与海上丝绸之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碑文中说历代广州刺史“既贵且富，且不习海事”。这里的海事一词涵盖航海、航运技术等内容。据学者研究，“海事”一词最早见于此碑，以示广州南海海上贸易的繁荣。

除了这块最早也最为著名的南海神广利王庙碑外，唐、宋、元、明、清各朝均有碑刻留存。这些碑刻记载了中国古代海上交通贸易的历史，见证了海上丝路的辉煌。

作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南海神庙建于隋代，唐宋时期开始繁荣，到了元明继续发展，拜祭不断，香火旺盛。庙内的文物碑刻，为研究中国历代航海贸易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也使得南海神庙成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标志。

波斯巷

宁波建城史大约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于姚江畔句余筑城，城外有港直可通江达海。宁波处于河海交汇的黄金地带，自古就是著名的港口城市。人们这样描述这个古港口：东出大洋、西连江淮、转运南北、港通天下。“宁波”之名也含有“海定则波宁”的美好祈愿。

千年古港

早在唐宋时期，宁波就是国际性港口城市。它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四大港口之一，还是大运河南端唯一的出海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与运河文化相互交汇、叠压，使宁波形成独特的河海交汇文明。

波斯巷遗址

宋元时期中国的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海上丝路也进入鼎盛时期，通过海上丝路来我国经商的外国人更是络绎不绝。据《宁波港史》记载，唐中晚期起，就有大食、波斯商人进入港口贸易。北宋时，随着与东南亚、西亚等国的交往日趋繁盛，众多阿拉伯、波斯商人经常来宁波进行贸易或文化交流。当时的朝廷还专门在波斯商人聚居地设置了一个“波斯馆”。后来，附近有一条路被称为“波斯巷”。随着到此定居的波斯商人越来越多，波斯巷逐渐出名。据民国《乌青镇志》记载：“波斯巷在兴德桥南……俗名官弄。进弄西行八十步，北有大井……有八仙店，技艺优于他处。”可惜的是，该巷在宋末毁于兵火，所幸后又修建。据记载：波斯巷南瓦子“楼八间，周遭栏楣，夜点红纱栀子灯，鼓乐歌笑至三更乃罢”。还有太平楼、庆和楼、天隐楼、芙蓉馆、菡萏轩等，这些楼或是酒楼，或是茶馆。从书中记载可以看出，到了明代，波斯巷周围已经繁盛至极，称作“上紧之地”。明朝王济曾有诗曰：“笙歌声沸三更月，灯影光摇五夜天。四面雕栏谁往复，满筵狂客任流连。”诗中追忆了波斯巷曾有的繁华。

波斯巷与宁波开放的姿态是分不开的。早在1000多年前，因为海上丝路的繁盛，宁波就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了。在古明州的三江口，满载着丝绸与瓷器的唐宋商队从这里出发，承载着文化交流重任的使者、僧人从这里上岸，操着各种口音的番商带着奇珍异宝纷至沓来。宁波以博大的胸怀吸纳着各地的风采，铸就了充满异域风情的城市形象，波斯巷这样的异邦建筑群就是其中的著名景观。令人遗憾的是，如今宁波街头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波斯巷的存在。繁华一时的波斯巷历经岁月的洗礼，往昔错落有致的建筑早已湮没，只留下古清真寺一处建筑。

沧桑古寺

宁波波斯巷中最著名的建筑当数古清真寺。自宋代以来，宁波一直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在古三江口，来自日本、高丽、波斯、阿拉伯等地方的商人络绎不绝。其中的一部分人定居下来，也带来了他们的信仰。宁波的古清真寺就是伊斯兰信仰传入宁波的写照，也是宁波作为海上丝路港口城市的重要证明。

古清真寺在宁波历经多次毁建。北宋咸平年间（998—1003）修建了宁波的第一个清真寺。元世祖至元年间（l264—l294），迁建到海运公所以南的冲虚观前面。后来再次被毁，直到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才在现在的位置进行了重建。乾隆年间（1736—1795）王文计阿訇主持教务41年。之后又有江梦令阿訇和王魁占、马廷光、张光祖合资进行修整改造。嘉庆（1796—1820）年间有记载称此寺“殿宇两点渐就荒落”。但道光十二年（1832）寺庙又扩充了面积。同治八年（1869）又多方筹款进行修造。光绪《鄞县志》卷六十六《寺观》记：“礼拜清真寺，县治西南二里，……国人礼拜之所。”如今，寺内还保存有阿拉伯文匾额等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清真寺飞檐斗拱、青瓦素墙，小巧玲珑，既具有江南园林典型的秀丽古朴，又体现了传统伊斯兰教的清净素雅。走进清真寺后，入目便是青砖砌成的拱形门，门额处有用砖石雕刻的“清真寺”三字，楼上就是望月楼。进门后就可以看到一处天井，里面有一个石头制成的栅栏门，门的两侧各有十根菱形石柱。一路向前走，转过直廊就可以进入到内院，直廊的两头分别悬挂了一块匾额。内院是一个三开间的讲堂，正西方是礼拜大殿，也是一个三开间的房间。大殿内并没有任何的神像，但装饰有各种纹饰。殿内还悬挂了三块有阿拉伯文的匾额，是很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是宁波曾为东西方文化交流重镇的见证。

宁波清真寺

高丽馆

宁波古称明州，地处奉化江、余姚江和甬江的三江汇流处。由于水利条件得天独厚，航道四通八达，这里很早就开始了海外贸易。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高丽与明州交往更是密切。

友好往来

早在两汉时期，明州便与朝鲜半岛开始了友好往来。佛教东传，朝鲜半岛的新罗僧人曾前来浙东拜佛求经。唐朝时，一个叫做张保皋的新罗商人来甬贸易时，把浙东越窑窑工带回国，也一并将制瓷技术带回了朝鲜半岛。

作为藩属国，当时新罗几乎年年都遣使前来朝贡，进献方物。进贡船只从镇海口进来，沿甬江到三江口，经市舶司验货后，再由水路进入月湖，然后一路北上前往京城。回程也同样是先经过明州，再返回朝鲜半岛。

除了官方互通使者，明州与朝鲜半岛的交往更多还是民间贸易往来。北宋时期，明州进入以港口城市为核心的“帆船贸易”时期，成为对外贸易四大港口之一。这时期，宋朝向高丽出口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药材、绘画等。

高丽是宋朝最大的书籍出口国，民间销售和私人藏书风气极为盛行。入宋的高丽僧人，回国时都会购置大量书籍。宋哲宗时期的高丽高僧义天大师，曾不避艰险，入宋求法，回高丽时，带走了数千卷经书。后来有些书在中国早已散佚，而高丽却还保存完好。书籍的传入，使得中国文化传播至朝鲜半岛。

如今的宁波三江口

当然，高丽与宋朝的贸易是相互的，也有大量高丽商品在这一时期进入中国，比如金银器、野生药物、文房用品及工艺品等。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折扇便是从高丽漂洋过海而来。初入中国的折扇十分珍贵难得，相传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曾有幸获赠折扇，还特地写诗唱和。苏轼曾描绘道：“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则两指许。”

高丽馆的建设

折扇

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一直保持友好往来，特别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建立起了东亚文化圈，使得两国之间有了更为强烈的文化认同。北宋建立后，这种友好关系得到延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之间也开始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北方的辽国越来越强大，辽东半岛到鸭绿江口几乎全部被辽国所占据，宋朝与高丽之间的陆路交通被隔断。不仅如此，由于受战乱的影响，宋朝与朝鲜半岛之间传统的海路也逐渐断绝，双方往来备受限制。正因为如此，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北宋朝廷批准高丽使节改由明州登岸，同时严禁舶商经北方海路往返两国。明州随即成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上唯一的合法港口。在这以后，高丽到明州来的使团商队越来越多，为了接待这些人，高丽馆的建设被提上了日程。

高丽使馆遗址

据宋宝庆《四明志》载：“政和七年（1117）郡人楼异除知穗州，陛辞，建议于置高丽司，曰‘来远局’，创二巨航、百画舫，以应三韩岁使。且诸垦州之广德湖为田，收岁租以足用。既对，改知明州。复请移温之船场于明，以便工役。创高丽行使馆，今之宝奎精舍，即其地也……”从记载中可以了解到，明州郡人楼异受朝廷派遣前往穗州做知州。作为明州人，他对当地贸易状况十分了解，于是利用赴任朝辞的机会，与宋徽宗大谈明州可利用广德湖造田的收益，供接待高丽使节的开支，并提议建造高丽使馆。徽宗朝冗费状况严重，楼异的提议可以有效解决高丽使节开支问题，徽宗当然不会有异议，即改任其为明州知州，并在徽宗政和七年在月湖建成了高丽使馆，一方面可以安顿高丽使者，方便他们起居食宿。另一方面可以供贸易货物储藏。相传，高丽使馆落成时极为壮观，苏轼参观后也不禁“叹其壮观”。

然而后世无缘一睹其风采，高丽使馆存在时间极为短暂，仅仅13年。北宋灭亡后，高宗赵构偏安一隅，建立了南宋小朝廷。金人铁骑踏破大宋山河，战火很快烧到了明州。南宋建炎四年（1130），金兵一把大火烧了这座城池，高丽馆也随之而覆灭，只能在后世的书本中找寻它逝去的背影。

高丽馆的历史地位

高丽馆建立后，宋朝与高丽之间的来往更加频繁，明州港口时常停泊着来自高丽的商船，一时间海上商贸空前繁荣，大大提高了明州的港口地位。商贸的繁荣还带动了明州周边地区的发展，使整个浙东地区都繁荣起来。除此之外，双方还进行了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书籍、音乐、诗歌、学术、宗教等使明州的文化更加多元。这座迎宾馆是两国间友好交往的见证，更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处重要文化遗存，对研究宁波历史文化名城及对外开放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宋朝向高丽出口的青瓷

琉球馆

“琯”是玉管，是一种乐器，古代也用以测侯天气，唐代诗人杜甫写有“吹葭六琯动浮灰”的诗句。在福州，“琯”字常用于地名，“琯前街”、“琯后街”中的“琯”，就是“馆”字的雅化，皆是以“琉球馆”得名。“琉球馆”位于福州市台江区十二桥处的琯后街，是一座建于明朝成化年间的老建筑。

柔远驿

琉球馆，正式的名称为“柔远驿”或“怀远驿”，是古代为接待琉球国朝贡使者以及与琉球商人贸易的场所。早在明代洪武年间（1368—1398），中国就开始了与琉球的交往。其时，朱元璋派遣使者杨载出使琉球，此后中琉两国进行了多次朝贡往来。为加强中琉关系，考虑到琉球造船业落后的情况，朱元璋还无偿向琉球援助海船，又赐“闽人三十六姓”给琉球国。这“三十六姓”多是河口附近的人，与福州地缘相近，双方关系十分密切。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福建市舶司从泉州移至福州，在闽安镇设立“巡检司”衙门，琉球等国进贡船要经“巡检司”检验后方能进入福州内港河口，然后取道北上。为了方便琉球国使者、商人以及船员在福州的生活起居，特设“柔远驿”。“柔远”二字，出自《尚书·尧典》中的“柔远能迩”，意思是怀柔远人，以示对外邦的安抚。

琉球馆又称为柔远驿

彼时，柔远驿设立于福建省城水部门外的琼河之口。琉球官话课本《白姓官话》中记载：“那里有琉球公馆一所，名字叫做柔远驿。船到的时节，把那贡物、行李、官员人等，都进馆安歇。驶船那些人，都在船上看守。府院题本，等圣旨下来，到七八月间，这里差去的官员，收拾上京。到十二月，才会到京，上了表章，进了贡物，还要担（耽）搁两三个月，到来年三月时节，才得起身回福建。等到七八月，只留一位存留通事，跟从几个人，在那里看守馆驿，其余各官人等，都上接贡船回国。读书、学官话那些人，爱回来不爱回来，这个都随他的便，是不拘的。”

到了弘治年间（1488—1505），福建的督泊官员在河口尾开凿了人工河道“直渎新港”，使得河口一带通过闽江直接汇入东海。此后，海上交通更加便捷，一时“百货随潮船入市”。一直到清代，河口一带仍是琉球商人汇集之所。贡使往来，钱货流通，河口沿线十分繁盛，是全城之冠。

相传当年柔远驿的规模，远比现存建筑大得多，进入驿馆，入眼便是“海不扬波”的匾额，门前立着清朝政府所刻保护柔远驿的碑，此外还有一栋十开间的木质二层楼屋。据康熙年间（1662—1722）著名琉球学者程顺则在《河口柔远驿记》中所载：“驿设于福建省城水关外琼河之口，所以贮贡物、停使节也。”程顺则是“闽人三十六姓”程氏后裔，被后人尊奉为“名护圣人”。他曾数度入闽，并著有《指南广义》，这是一部有关琉球入贡中国的行旅指南。程顺则曾作一首《琼河发棹》诗：“朝天画舫发琼河，北望京华雨露多。从此一帆风送去，扣舷齐唱太平歌。”这首诗语言直白，是典型的太平颂圣之作，记录了从柔远驿启程前往北京朝贡的心情，抒发了瞻仰圣颜的迫切心情。

写有“海不扬波”的匾额

清朝与琉球的贸易

清朝时，在与番邦小国的交往中，为显示大国风范，中国朝廷从来不会吝啬赏赐。实际上，尽管朝廷下令琉球人每两年进贡一次。但因有厚利可图，琉球每年都会派遣大量人员入朝上贡。 除了贡使之外，还有大量商人和留学生随同入华。福建政府规定，他们所带来的贡物和商品，不得自由买卖。除一些贡品要北上入朝廷供奉外，其余则由“闽人三十六姓”后裔开设的十家球商代为买办、批发。有学者这样描述当时的贸易状况：“当贸易鼎盛之际，河口商贾云集，一般商人依赖十家球商为生，或代他们前往天津、江苏各产地采运木材、丝货者，颇为不少。”

有关丝货贸易状况，琉球官话课本《学官话》中也有一段生动的记载：“老爷的钧谕，着琉球们收买官丝，琉球敢不遵命？那丝带黄色，是不堪用的，价钱又太高，琉球们故不敢买。瞒不得老爷说，敝国的法令是重的，若丝买得不好，价钱又买得贵，回国之日，我们的性命都是难保的。如今没奈何，只得来求老爷，体朝廷柔远之德，把丝换好的，价钱公平些，琉球们才敢买……”由这段记载可见，明清时期，由于朝贡贸易双方地位的不平等，难免存在强买强卖的现象。

当时，琉球人虽然聚居在柔远驿，但政府并未限定他们的活动范围，在福州他们可以自由行动。从琉球文献记载可以看到，他们在中国也会效仿汉人吟诗作赋，饮酒行令，逍遥自在地生活。有时，琉球人还会雇船前往鼓山游玩，到南校场观看绿营士兵操练，或者前往西禅寺礼佛。他们之中有些人在福州病死或终老，久而久之，在福州形成了琉球人的集中墓地。

在大航海时代，琉球与中国进行着频繁的政治、文化以及贸易往来。琉球商人在中国进行贸易的同时，还会学习当地历法、绘画、音乐等文化艺术，并将熬糖、制茶等工艺带回琉球国内。有趣的是，琉球人还向福建人学会了补唇的整形技术。这些在当时颇为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有力地促进了琉球和东亚其他国家的发展。

琉球墓园

南海Ⅰ号

这是一艘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古船。2007年12月21日，古沉船起吊，并在现场举行了出水仪式。在万众瞩目之下，沉睡了800多年的古船渐渐从海底浮出水面，数日后整体打捞完成，船体正式进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人们叫它“南海Ⅰ号”。

出水文物

经过7年的保护发掘，“南海Ⅰ号”沉船表面的淤泥、海沙、贝壳等凝结物被逐层清理，船舱内超过6万件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南宋瓷器得以重见天光，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些瓷器汇集了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龙泉窑等宋代著名窑口的陶瓷精品。此外还出水了许多“洋味”十足的瓷器，从棱角分明的酒壶到有着喇叭口的大瓷碗，都具有浓郁的阿拉伯风情。从这些瓷器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这样的细节，瓷器底部出现了墨书文字，似人名，似地名，又似官名，文字的出现也让遥远的历史真实而生动起来。从造型到花纹、从瓷壶到瓷碗，这些古代远洋贸易的畅销产品，也为今天的人们，还原了那个航海的时代。

“水晶宫”里的“南海Ⅰ号”

除了瑰丽精致的瓷器，“南海Ⅰ号”上目前出水的文物中最惹眼的一类当属金戒指、金手镯以及金腰带等黄金首饰。一条鎏金腰带静静躺在玻璃展示柜中，吸引了无数游人驻足细看。这条腰带刻有醒目的葡萄刻花，是典型的阿拉伯风格装饰。令人惊讶的是，链长竟达1.7米，如果这确是腰带，主人的腰围该多么惊人。鎏金手镯口径大过饭碗，粗过大拇指，镯身盘旋着华贵的龙纹。而三枚粗大戒指分别是中国、欧洲以及阿拉伯3种风格。人们不禁开始推测佩戴这些饰品的人或许是体格粗壮、身材高大的阿拉伯人，而这位富有的阿拉伯人也许正是这艘船的船主，他从遥远的故乡驾船航行到中国订购了大量瓷器准备贩卖到其他国度。

沉船中出水的那些大小不一的陶罐，外形朴实，很有可能是“南海Ⅰ号”上的船员所用，其中一些陶罐可能用于盛酒。北宋地理学家朱彧的《萍洲可谈》记载当时出海船员的生活状况：“一舟数百人，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文字的背后，一幅宋代海上生活画卷徐徐展开。在“南海Ⅰ号”航船上，水下考古队员曾经整理出眼镜蛇的头骨和类似猪骨的遗留物。考古的发现成了文字记载最真实生动的实证。

出水的宋青白釉菊瓣碗

穿越时空的故事

今天，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宋元展厅，人们透过玻璃展示柜，屏气凝神地观看这些出水文物。这艘古老的沉船仿佛是一个时光机，能让参观者的心灵，穿越岁月和时空，与这些数百年前的器物心神交流，探寻它们传递过来的遥远信息，还原一个恢弘而又悲伤的故事。

800多年前的一天，一位富有的阿拉伯商人，即将出发远航，他的妻子在家里为他穿戴。妻子将商人最喜爱的一条金腰带围在了他的腰上，忽然抿嘴一笑，她想起了商人跟她讲过的一个东方成语，腰缠万贯。接着又打开首饰匣取出三枚戒指为商人戴上，这三枚戒指风格迥异，分别来自中国、欧洲和阿拉伯，是商人走南闯北、阅历丰富的最好证明。最后，妻子将一个尊贵的龙纹装饰金手镯套在了商人的手上。阿拉伯人自古喜爱眼镜蛇，富商将自己饲养的宠物眼镜蛇也一起带上了商船。出发前，妻子仔细将他携带的物品检查了一遍，又叮咛几句，将富商送出了家门。

出水的铜鎏金龙纹开口环

当商人来到中国，订购大量货物后准备返航时，富商来到了码头，挑夫们把他在德化等窑口订购的大批瓷器搬运上船，仔细而又紧密地摆放进水密隔舱之中。码头上忙碌的船员中有一个叫陈三的中年人，他来往于远洋商船，经验极为丰富，这次的瓷器挑选与订购就由他负责。这艘商船的货物搬运与安放工作已经持续了好几天。随着大量的瓷器被安放进船，船体吃水线越来越深，陈三隐隐有些不安。他走到富商面前，提醒富商物品太多，船体承受不住，也许会发生危险。富商看着崭新而结实的商船不耐烦地摆摆手，认为陈三多虑了。对于富商来说，船里的每一件瓷器运到海外都会变成沉甸甸的金币，将哪一件货物丢下也不舍得。看着商人眼中贪婪的光芒，陈三知道多说无益，只好暗暗祈祷上天能保佑这次远航顺利，但结局令人感到悲伤。

起航之前，船员们领到了自己的物品。他们在上面留下了姓名和职务的墨书，一次让人憧憬的财富之旅就这样开始了。在船上，他们珍藏美酒。面对茫茫大海，他们觥筹交错，以此消磨令人无法想象的漫长航期。既然选择了向大海讨生活，生死自然也交给了上天。在船上，为打发漫长而又枯燥的旅程，阿拉伯富商还会拿出他的笛子，给中国的水手们表演着逗眼镜蛇的游戏。在一片欢笑声中，陈三走出船舱，登上甲板，海岸、码头早已消失不见，目力所及，只剩下一片茫茫大海，随着航船日远，陈三的心情也愈发沉重。

南宋磁灶窑绿釉印花碟

突然有一天，正在检查船货的陈三听到甲板上慌乱的呼喊声，他急忙出去查看。果然不出他所料，商船在航行数日之后，终于不堪重负，船体在慢慢下沉，已经有海水漫过船舷。由于下沉速度极为缓慢，舱内的船员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一无所知。他忙奔到舱内通知阿拉伯富商，富商不敢相信这突如其来的厄运。他看着满船的瓷器、铜钱和金银，抱着最后的希望真诚地向真主祷告。商船即将沉没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每个船员的耳中，生于海边、熟谙水性的船员们纷纷跳入大海、拼命游动，以期逃离这艘死亡之船。但是海水茫茫，又能逃向哪里？死神的阴云笼罩在每个人的头顶。富商知逃离无望，选择了和他的商船一同沉没。在沉入海水的那一刻，他最后看了眼天空，真神阿拉终究没有出现。意识消失前，他想起临走前，妻子替他系上腰带，叮嘱他早些回去……

商船缓缓沉入海底，大海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仿佛忘记了它刚刚吞噬了满船的生灵与财宝。就这样，所有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留在了800多年前的时空。

当然，这只是一个从当时的历史还原出的故事，细细推敲，仍有一些谜题待解，但它毕竟代表了今人对当时历史的一种怀念。

“一带一路”宣传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