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积极的应对举措

一、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积极的应对举措

建国初期的疫病流行，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从建国初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中央就“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¹⁾，加强领导，发动群众，配合生产，深入宣传，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其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召开全国卫生会议，制定新中国卫生工作方针

面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薄弱的卫生工作基础，新中国的卫生事业应从何着手?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8条提出:“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²⁾相对于新中国贫弱的卫生工作基础而言，这实在是一个比较宏伟的目标。1949年11月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正式成立，由李德全任部长，贺诚、苏井观任副部长。⁽³⁾在李德全部长主持下，卫生部经过认真研究，认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首要大事是要集中力量预防那些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流行性疫病。为此，卫生部分别于1950年8月、1952年12月、1953年12月召开三届全国卫生会议，首先制定了新中国“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其中，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于1950年8月召开。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⁴⁾会议由李德全部长主持，卫生部副部长贺诚于8月19日做了系统的总结报告。会议对当时中国的卫生情况，以及人民对卫生保健的要求作了深刻的分析，并达成共识。贺诚副部长在总结报告中并且提出了新中国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第一是卫生工作者的立场问题，即是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立场;第二是卫生工作的业务方针与工作方法问题，即是以预防为主的方针;第三是卫生力量的组织与使用问题，其中特别是新老卫生干部的团结和中西医的团结。⁽⁵⁾这里，贺诚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条方针，即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贺诚还就新中国基层卫生组织的建立问题、医学教育与干部培养问题、卫生人员的合理分布问题、医药界的团结问题、医院作风的整顿问题以及部队卫生工作问题等等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和说明。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指明了新中国卫生建设的方向。会后，卫生部即着手制定卫生防疫相关工作文件。1951年4月10日至23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防疫专业会议，会议经过反复研讨，制定了鼠疫、霍乱、天花、白喉、斑疹伤寒、回归热、伤寒、痢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麻疹、百日咳、疟疾、日本住血吸虫病、钩虫病、黑热病、结核病、麻风病、性病等19种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关于防疫工作的规章制度等文件14种，这些方案、条例都由人民政府卫生部审核公布或呈报政务院批准后实施。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在实现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下，在现阶段应以防疫工作为中心。防疫工作今后的任务首先是控制急性传染病，不使发生或流行，尤其不能让传染病影响到国家的生产和国防建设事业;就是说在经济命脉、国防前线、交通要道、政治中心等地区，应当首先防止霍乱、天花、鼠疫以及足以妨害那些地方的正常工作与生活秩序的疾病的发生和流行。我们对各种慢性传染病，要采用最可靠的防治方法，逐渐推广。防疫工作要做好，必须从实际出发，并坚决依靠群众。防疫工作必须到灾区、农村和边疆去，哪里传染病多就突破哪里。⁽⁶⁾

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于1952年12月召开。毛泽东为大会题

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⁷⁾面对当时蓬勃开展的群众卫生运动，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做了《为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而斗争》的报告，报告分别总结了城市、农村、工矿、铁路、部队的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并提出了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要求。⁽⁸⁾这次会议以一年来的事实为依据，重点解决了卫生工作中领导、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与群众三结合的问题，并指出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是和“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密不可分的，号召广大医务工作者必须发动群众，宣传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同疫病和不健康、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战胜疫病。

第三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于1953年12月召开。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结合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落实情况，总结了建国以来卫生工作的成绩、经验和教训，会议并要求更加努力地培养卫生干部，坚持不懈地把爱国卫生运动和预防流行性疾病的工作开展下去。⁽⁹⁾

卫生部连续三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召开，以及关于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的提出，为新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指明了方向。

(二)开展积极有效的卫生防疫宣传

毛泽东指出，关于卫生防疫，“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常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¹⁰⁾对干部是如此，对广大群众更应加强卫生教育与宣传。从建国伊始，党和政府就把卫生宣传教育放在卫生工作的重要位置，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专门发布《关于卫生宣传工作的指示》，特别要求各级政府加强卫生宣教工作，努力宣传党和政府对各族人民健康的关怀和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宗旨，宣传党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帮助群众解放思想，相信科学，破除迷信。⁽¹¹⁾

在卫生防疫宣传的内容方面，由于建国前多年来广大人民对于预防疾病和保护健康的愚昧与无知，使广大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被荒谬的迷信观念与不正确的风俗习惯所支配着，有了病宁愿去烧香许愿也不去求医问药，以及存在“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等诸多不正确的思想，加上建国初期广大群众对新中国的卫生方针和政策不太了解，因而出现了对党和政府的卫生工作的些许不满和抵触。如在党和政府极力推行秋季种痘问题上，一些群众则认为秋季种痘不合风俗习惯，存在非春天不种，桃花不开不种，麦子出穗不种，甚至有些存在必须择日算卦才种的习惯。⁽¹²⁾还有一些群众存在不插秧不种痘，小孩不过100天不种痘，选择好日子，挂红，算命以及种痘一次可保一辈子不出天花等错误想法。⁽¹³⁾也有不少地方发生过逃避预防注射，把病人藏起来的事情。⁽¹⁴⁾因此，铲除人民中间封建的、不合科学的迷信观念和风俗习惯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这就要求各级政府首先对群众进行党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的宣传与教育，其内容包括宣传党和政府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卫生工作宗旨;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新风尚、新道德;宣传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方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破除迷信。⁽¹⁵⁾其次是基本卫生常识的宣传与教育，重点是普及群众的自身卫生水平，达到增进群众健康的效果。1952年4月，中央卫生部宣传处为进一步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反对美国细菌战，消除人民群众因不了解细菌战而产生的某些恐慌心理，掌握最基本的防疫科学知识，特别拟就了基本防疫知识的宣传提要，其基本内容包括什么是细菌战、怎样防御细菌武器、疾病的来源与预防、传病的蚊子苍蝇与虫子、老鼠跳蚤和鼠疫、水和疾病、天花和破伤风、乡村环境卫生等等。⁽¹⁶⁾中华医学总会也在1952年4月编印了防疫常识，向广大民众介绍细菌和细菌战的基本知识，以及如何防止细菌的传染等等。⁽¹⁷⁾围绕上述方面，中共中央要求各级政府还应开展各种专题性宣传，如种痘宣传、灭虱宣传、预防注射宣传、捕鼠灭蚤宣传、改良水井宣传、食品卫生宣传等等传染病知识宣传，妇女生理卫生知识、妇幼保健知识、安全卫生和工矿职业病多发病知识宣传等等，努力达到基本卫生常识的宣传与教育的效果。再次是清洁卫生、除害防病运动的宣传与教育，主要涉及个人卫生、环境卫生、学校卫生、劳动卫生和饮食卫生等基本卫生知识，如何预防和杀灭“四害”和其他害虫的知识等等。

在卫生防疫宣传的形式方面，建国初期的各级政府主要的是利用报纸、书刊等大众传媒手段进行宣传。1949年，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编写了《防疫宣传大纲》、《可怕的鼠疫》、《防疫工作手册》、《鼠疫宣传漫画》等，还出版了《诊疗手册》、《野战外科学》、《处方选集》，翻译了《海港国防卫生》、《蚤》、《一般诊疗手技》、《劳动卫生》等，编辑了《论医务工作者的道路》、《东北防治鼠疫总结》、《大众卫生小丛书》等4种，编辑东北日报卫生专刊17期，全年共计编译了3362000字，出版各种书籍114000部。健康报在1949年随东北卫生工作的转变，已成为群众性卫生工作刊物，除供给军政地方团体外，从1949年2月起，由各地订阅，全年出版了36期，共790000字，印发总数为287140份。⁽¹⁸⁾东北各地还印制了防疫快报、防疫导报、工农通讯、宣传小报等，发到基层单位。建国后，1950年上海市考虑到该市500万群众文化水准参差不齐的状况，首先编印了供广大干部参考用的《妇幼卫生展览会汇刊》、《卫生宣教资料集》、《卫生教育广播集》3种刊物，而后编印了23种传单和小册子，内容包括妇婴卫生知识的介绍、预防霍乱、白喉、天花以及接种卡介苗告家长书等一般知识的介绍。⁽¹⁹⁾1950年5月《健康报》从沈阳市迁至北京市，成为新中国第一份国家级卫生专业报纸，主要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兼有卫生科普宣传的作用。北京市也在建国后出版了《北京卫生报》，以及一系列卫生科普杂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²⁰⁾截止到1951年8月，全国各地发行的卫生报刊约达20余种，其发行量在15万份以上，各种政策性的、学术性的出版物有几百种之多。⁽²¹⁾这些宣传大纲、报纸和小册子等帮助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了解疫情，破除迷信，树立科学的防疫方法，战胜鼠疫等传染病。

各级政府也直接走到群众中间，对广大群众进行面对面的宣传教育，如开展讲演会、座谈会、干部会、群众会和利用治疗机会进行口头宣传。建国前东北军区卫生部就积极参加军区和地方的保健防疫宣传教育，1948年开展口头宣传鼠疫一般知识约150次，听讲人数11328人;在鼠疫疫区演出有关打破迷信的街头剧约5次，看剧者约6000人。其他各部队军区、医院还有先扭秧歌，群众召集多的时候再开始宣传等形式，对于提高当地民众的预防注射率，提高鼠疫预防知识，揭穿巫神巫医的欺骗等效果非常明显。⁽²²⁾1949年东北各地利用冬季进行卫生防疫教育之际结合文化及时事教育，加入防疫卫生等教学内容，其时间分配在疫区可达全部时间的1/3左右，在教学期间注意发现及培养防疫卫生基层干部，其优秀者可吸收为村、屯、组等基层防疫干部。⁽²³⁾考虑到东北农村文化比较落后，文盲较多的现实，黑龙江省用唱大鼓，热河省用拉洋片、唱蹦蹦戏、驴皮影和幻灯等民间文娱活动，穿插各地现实防疫内容(如好坏典型介绍，尤其是真人真事)，所获效果显著。⁽²⁴⁾1950年上海市在卫生宣传教育中与文艺界相结合，主要形式包括街头艺人、江淮剧、话剧、学校宣传队和腰鼓队、活报等。⁽²⁵⁾1951年5月1日至6月15日，山东省卫生厅妇幼卫生工作队先后在胶州、昌潍、沂水、临沂等地区，协同各地妇联举办了各城乡代表参加的妇幼卫生讲座或座谈会，约有380余名妇女干部和代表参加，讲座内容包括经期卫生、孕期卫生和小儿抽风的原因等等，普遍提高了广大妇女对卫生的认识。⁽²⁶⁾195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派遣中央鼠疫防治所6人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厅12人组成调查队，奔赴乌鲁木齐专区玛纳斯县南山地区进行鼠疫疫区调查时，玛纳斯县卫生科长协助防疫队进行卫生防疫宣传工作，在三次干部会议上和经常以唠嗑的方式向干部、牧民进行了宣传。⁽²⁷⁾1956年6—8月广东省佛冈县卫生防疫站直接领导“粤剧卫生宣传队”下乡演出共15场，观众1万人次以上，所到各地都普遍受到群众热烈欢迎。⁽²⁸⁾一些地方的医务工作者对于卫生宣传工作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主动深入民间，支持党和政府的卫生宣传工作，如1956年10月底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联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954人中，医务工作者就有数十人，其中有教授、专家、医师和护士。如苏州市卫生防疫站俞伯平医师自1951年至1956年共作了565次卫生宣传，大连医学院吴襄教授进行通俗演讲70多次，并编写了两种通俗医学知识读物共出版了6万册。⁽²⁹⁾足见医务工作者在卫生宣传和科学普及方面的成绩。

各级政府还创造了一些新鲜的宣教方式，如利用卫生展览会、黑板报、墙报、标语等形式作文字宣传，给群众介绍各种疫病疫情的概况、疫病的传播渠道、怎样预防疫病等，号召人民群众要用前方消灭敌人的勇气在后方努力消灭疫病!1950年上海市在卫生宣教中首先采用了卫生展览会的方法，在1950年1月以妇幼卫生为主题先在跑马川展览厅进行了15天的展览，后又精简展品在郊区巡回展出，最后在工人文化宫陈列展览，前前后后的观众达378343人。这种运用各式各样的电化教育器材，以及形象的立体化的活动模型等参入展品中陈列出来，生动而能增加群众的兴趣，因而吸引广大群众自动踊跃来参观，接受卫生教育。⁽³⁰⁾1951年5月1日至6月15日，山东省卫生厅妇幼卫生工作队开展了以展览会为主并配合放映幻灯、电影、座谈会、广播等形式巡回开展妇幼卫生宣传教育，先后到达青岛四沧区、胶州、昌潍、沂水、临沂等地区，举办了展览会12次，幻灯放映40余次，参观人数达15万余人。参观观众中有女工、工人家属、农村妇女、市民、机关职员，甚至还有从四五十里外带着干粮来参观的乡村妇女代表和旧产婆等。展览会展出了160余幅油画和20多种蜡模型，重点陈现的是旧社会对妇幼卫生的忽视和摧残、新法接生的好处和旧法接生的害处、育儿知识和小儿传染病预防接种常识等内容，使广大妇女受到了深刻的卫生教育。⁽³¹⁾1951年6月28日至7月2日，山东德州卫生宣传组在东光县举办卫生宣传棚，宣传内容以妇幼卫生为主，各种传染病挂图40余张，天花、麻疹、水痘模型3套，中心卫生院工作照片等，并在群众参观时发送传单，其成功之处在于其内容分布适宜，按次序陈列，有条不紊，对观众的兴趣与收获上作用颇大。⁽³²⁾1951年7月苏南青浦县有行政领导配合各种组织及文教机构深入农村，用实物进行宣教外，更是举办了农村巡回展览会，有计划地动员每个区的全体农民前往参观，展览会的内容除主要的血吸虫病、环境卫生以外，尚有妇幼卫生、急性传染病等材料，参观的农民达8万人之多。⁽³³⁾(附表3—1)北京市政府在1951年春季大扫除运动前夕，由各区的卫生委员会组织宣教队，向群众介绍清洁大扫除运动的意义，并以各报社、电台、电教队、文化馆等为媒介分别进行宣传。⁽³⁴⁾1952年北京市更进一步地深入卫生防疫宣传工作，每20个老百姓，发给卫生常识一本，很受欢迎。⁽³⁵⁾从1950年9月至1959年2月，北京市还先后举办了多次全国医药卫生展览会、全国第一次爱国卫生运动展览会、预防麻疹专题展览、工矿企业防痨展览会、预防煤气中毒展览会、避孕展览会、第二次爱国卫生运动展览会等，⁽³⁶⁾有力地推动了北京市的卫生宣传与教育工作。

表3—1　青浦县宣教活动统计表(有删节)

【资料来源】苏南青浦县卫生院:《青浦县的环境卫生工作与日本血吸虫病防治概况》，《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6期特辑。

各级政府还利用了较为先进的电化教育手段，采用电台广播、幻灯、电影、扩音机等方式进行卫生宣传教育。其中的广播是卫生口头宣传方式中最经济最广泛的一种工具。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率先开设了“健康”专栏节目，进行卫生知识宣讲。⁽³⁷⁾1951年4月23日，北京《人民日报》发表“必须重视广播”的社论，号召各级领导机关充分重视和着重利用这一新的宣传教育工具，用它来推动工作，教育人民。社论指出在过去一年中广播收音网已遍及全国28个省、8个行署、1个自治区的1806个县和盟旗，拥有2155处收音站和11194个收音员。在各大城市又有收听小组12859个和收音员2600余人。此外，在各工厂、矿山、铁道系统以及学校文化馆等，还设置能自动播音的有线广播台约1000座。同年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发出了关于在全国工厂、矿山、企业中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在全国播音网的众多广播节目中一般采用卫生直述体裁，配合音乐或编成小调、朗诵等文艺形式，进行灵活多样的卫生宣传与教育。⁽³⁸⁾另外，利用幻灯片和电影进行卫生宣传也是十分有效的形式。1949—1957年，北京市卫生教育所在北京幻灯制片厂制作了200余部“除害灭病”幻灯片，从1950—1957年共放映4000余场次。1949—1959年，北京卫生教育所共拍摄100余部卫生教育电影，并曾组织6个放映队深入城郊农村，共放映7000余场次，观众达300余万人次，取得很大的卫生宣传的成绩。⁽³⁹⁾建国后上海市在利用电影进行卫生教育方面，也所获效果甚大。在此方面，1950年上海市有关人员通过一年的努力，拍摄了预防霍乱和预防白喉的有声卡通电影两部，以及10种较短的妇幼卫生幻灯黑白片、1种预防天花连环画五彩幻灯片，并配以文字说明，适当讲解，形象生动，颇为有效。⁽⁴⁰⁾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1950年先后成立了东北电化教育所和东北医学图书出版社，积极向群众播放卫生宣传电影，印刷卫生宣传书报，提高人民的卫生常识水准。⁽⁴¹⁾山东省的卫生宣教人员还建立了宣教网，推广幻灯放映，所办卫生展览会也由城市深入到农村。⁽⁴²⁾1956年湖北省在防治血吸虫病的过程中为每个县都分配了防治血吸虫病的科学教育影片，和内容简洁的、使广大的文化水平较低的观众和少年儿童都能看懂的幻灯片，在乡间晚会、夜校中轮回放映。⁽⁴³⁾上海市因为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因而十分重视该病的防治宣传教育。在1956年以前，上海市主要是运用图片、宣传画等在当地进行宣传，1956年1月，上海市卫生局组织市立护校的师生300多人，成立16个中队，分别到农村运用显微镜实物和放映电影等多种方式向农民宣传血吸虫病防治。1957年上海市卫生防疫站卫生宣传科去血吸虫病疫区放映防治血吸虫病电影130余场次，深受疫区群众欢迎。⁽⁴⁴⁾

以上卫生宣传教育的各种形式，都能够把党和政府在保护人民健康方面的政策与各种措施传达给群众，并普及群众的卫生防疫知识，提高卫生科学知识水平，养成卫生习惯，减少疫病侵袭，过更好的健康生活。

(三)实行新的现代防疫措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官方在疫病流行时的无效应对，一般都会导致人口大量感染疫病以及疫病患者的高死亡率。1949年以后，党和政府开始抛弃以前传统的治疗和防疫办法，实行新的现代防疫措施。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实行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预防接种和预防注射，提高免疫率。因为建国初期疫病流行造成的死亡率很高，在当时鼠疫、天花等急慢性疫病很难迅速治愈的情况下，预防接种和预防注射是比较好的方法。中央也一再三令五申，对于为害最大而实行预防上非常简单的疫病如天花要加强预防接种，对其他疫病如伤寒、鼠疫、霍乱等则要加强预防注射。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为了预防历史上霍乱多发城市如上海、南京、杭州、福州、武汉、广州、重庆、安庆、九江、南昌、宜昌、长沙、沅陵、常德、昆明、贵阳、桂林等的再度复发和流行，要求各地大力发动预防注射的运动，并应在6月中旬前注射人口50%左右，部队要求注射到100%。⁽⁴⁵⁾1950年10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基于1950年1—8月天花在全国的普遍流行，要求各地积极开展秋季种痘运动，并督促各级政府加强领导和检查，大行政区及省级卫生行政机关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可能的工作，如组织地方中西医共同进行种痘运动，或号召文艺工作者施以短期种痘技术训练，分派各县，深入农村，转而训练农村文教工作者及妇女干部;华北、东北等已经种痘较多的地方仍应进行补种，以达到普遍的目的;种痘应一律免费，不得向受痘人收取任何费用，痘苗、人工、卫生材料等费均应由各级政府负担等等。⁽⁴⁶⁾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于1950年10月12日颁发《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居民，不分国籍，均须种痘。婴儿应于初生后6个月内种痘一次，届满6足岁、12足岁及18足岁时应各复种一次。从未种痘者或逾规定之年龄而未复种者，应补种一次。凡天花流行区域或其邻接区域，所有居民均应种痘。⁽⁴⁷⁾对其他疫病，白喉有类毒素，百日咳有菌苗，七岁以下小孩尽可能注射，便可以减少或避免发生。对霍乱、鼠疫等也应实行预防注射。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号召与宣传下，上海市1950年颁布加强种痘计划，重点是全市各区内难民、棚户及贫苦劳动群众聚居之场所，并规定凡40岁以下的市民，除本年度已经种过而能提供证据者外，皆应一律予以种痘。⁽⁴⁸⁾1950年5月10日起，上海市开展了以预防霍乱等急性传染病为中心的夏令防疫运动，接种328万人次。是年冬，开展大规模普种牛痘运动。1951年1月，上海市卫生局颁布种痘实施办法，号召“人人种痘、个个种痘”，先后出动医务人员包括开业医生和医学院校高年级学生近7000人，组成1319个固定接种站、1836个流动接种队，挨户种痘，反复检查，接种率达应种人数的95%以上，3次普种累计约1068万人次。⁽⁴⁹⁾北京市遵照政务院1950年关于秋季种痘的指示和卫生部《种痘暂行办法》，在全市实行免费种痘71万人，⁽⁵⁰⁾并于1952年9月颁布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初生婴儿、6足岁者、12足岁者、18足岁者，从未种痘，或超过种痘年龄而未复种者，必须实施定期种痘。对于无任何正当理由而拒绝种痘者，经说服无效者得予强制执行。⁽⁵¹⁾1951年初山东地区把预防接种作为卫生防疫工作中的主要任务，加大力量普及种痘，要求给初生儿和一次都未种过痘的成人普种牛痘。此工作必须在4月底之前完成并进行总结。⁽⁵²⁾1950年春河南省全省大力推广普种牛痘。1951年该省卫生厅编印了《种牛痘防疫手册》，除向社会大力宣传外，全省培训种痘员6357人，当年施种牛痘6841759人份;1952年15595853人份;1953年6380964人份;1954年6610269人份;1955年8065165人份。1951—1955年，河南全省共种牛痘43494010人份。⁽⁵³⁾1950年平原省加强了卫生预防和注射工作，汲县在全县17万人口中，接受预防注射的达47000人，占全县人口的27.6%;安阳市的种痘数字甚至达到了80%。⁽⁵⁴⁾其他各省市也都有相应的种痘办法。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到1950年11月，全国已有4000万人种了牛痘，约占全国人口的十二万分之一;⁽⁵⁵⁾到1951年10月，全国已有2亿人普种牛痘，北京、旅大、广州、营口、秦皇岛、厦门等地自1950年5月便未发生天花流行，东北、内蒙、河北、平原、江西、陕西、福建、天津、武汉等地1951年天花发病人数平均发病约较1950年减少一半以上。⁽⁵⁶⁾上海市普种牛痘的结果，从1951年10月到1952年6月没有发生过一个天花病人。⁽⁵⁷⁾

对鼠疫，比较有效的办法是预防注射。1947—1949年东北解放区鼠疫流行，当地党和政府积极地实施鼠疫预防注射，防疫灭疫，抢救生命。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于1946年3月在白城子建立了卫生技术厂，并成功试制出了鼠疫疫苗，到10月份便生产出6万人份的疫苗，1947年生产120万人份，到1948年春又赶制成600万人份。⁽⁵⁸⁾其后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又在佳木斯和大连分别设立了卫生技术厂和卫生技术研究所。1947年两地分别生产鼠疫疫苗5478638人份、1173860人份，共计6652498人份。1948年白城子、佳木斯和大连卫生厂共计生产鼠疫疫苗11660501人份，⁽⁵⁹⁾1949年仅大连一家便生产疫苗2051333人份，基本满足了疫区供应。⁽⁶⁰⁾在预防注射的工作方面，东北区的鼠疫预防注射分为两个重点:鼠疫区及有保菌鼠地区注射鼠疫生菌，临近疫区及交通要道地区注射鼠疫死菌疫苗。疫区注射从4月开始5月完成，一般地区从5月开始6月完成。据1947年13个县的不完全统计，注射疫苗的人数达1112023人，注射率达50.75%。⁽⁶¹⁾1948年，根据东北通辽调查1587名患者中，未注射或仅注射一次者占56.7%，注射两次以上者占43.3%。⁽⁶²⁾东北区1949年度预防注射做得比较彻底，在该年度发生了鼠疫的内蒙、热河、黑龙江、吉林、辽西5个省份的污染地区的广大居民都普遍进行了预防注射。⁽⁶³⁾从预防注射的效果而言，1948年通辽机动防疫站调查2415人中，未受完全注射者467名，其中31%感染鼠疫;受完全注射者1948人，却仅有12%感染鼠疫。⁽⁶⁴⁾另据东北鼠疫防治院统计，患者1222名，未经注射的死亡率为84.4%，注射疫苗一次的死亡率为81.5%，注射二次的为63.6%，注射三次的为43%。这一统计结果证明注射疫苗后，感染鼠疫的人数已大大减少，而鼠疫患者的死亡率也同样有所降低。⁽⁶⁵⁾

建国后，首先是东北、察蒙等鼠疫流行区，除发动群众捕鼠灭蚤外，并进行预防注射，基本上控制了察蒙等地区的鼠疫，减少了东北等地区的鼠疫发病率。(附表3—2)⁽⁶⁶⁾在鼠疫易于发生和流行的福建和浙江两省，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分别设立了鼠疫防治所和10个防治站(福建8个、浙江2个)，并训练了496名鼠疫防疫人员，1951年福建省有重点地完成了200万人的鼠疫预防注射。⁽⁶⁷⁾1952年4月，北京地区也完成了46万多人的鼠疫疫苗预防注射。⁽⁶⁸⁾天津、河北、山东、华东、中南、华南等地也进行了重点注射。⁽⁶⁹⁾全国规模的鼠疫预防注射取得了很大成绩，有资料表明，1950年在内蒙、东北、察蒙地区基本上控制了鼠疫的流行，内蒙古1950年全年发病数只22人，约合1949年发病率的1.3‰，1951年1—6月全国鼠疫发病人数仅为1950年同时期发病人数的22.7%，南方的福建、广东、云南三个鼠疫频发地区发病人数大为减少，而浙江、江西的疫区1951年也未发生鼠疫流行，察蒙已两年未发生鼠疫，1951年全国鼠疫病人的病死率也由1950年的36.7%减少到26%。⁽⁷⁰⁾1952年以后，全国范围内的鼠疫发生率和病死率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表3—2　1949年通辽鼠疫预防注射与鼠疫发生情形调查表

【资料来源】欧阳艾:《关于预防鼠疫工作的商讨》，《江西卫生》1950年第1卷第7期。

对霍乱，1950年4月22日，卫生部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曾联合发布有关霍乱预防的指示，要求“在经常有发病可能的城市和乡村，应在5月底前，组织公私医药人员，发动预防注射的运动，应在6月中旬前，注射人口百分之五十左右，部队要求注射在百分之百”，并且建议“预防注射最好注射霍乱、伤寒、副伤寒混合菌苗，以期注射后达到预防四种疾病(即霍乱、伤寒、副伤寒A、副伤寒B)的目的。”⁽⁷¹⁾随即，北京、上海等霍乱流行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预防注射，以增强免疫力。1950年北京市人民防疫委员会为预防本年度传染病之侵袭与蔓延，决定实施夏季卫生防疫计划，自6月1日起至9月底在北京市民中普遍开展霍乱疫苗和伤寒霍乱混合疫苗预防注射工作。其中，从1950年6月1日至7月7日为北京市民自动请求注射时间，7月7日以后则为人民防疫委员会强迫注射时间。北京市人民防疫委员会并有详细的预防注射计划。⁽⁷²⁾从6月1日开始，北京市的霍乱预防注射兼及伤寒、白喉等注射工作开始。市卫生局除令所属17个院所外，并嘱托该市开业医院93处为市民免费开展霍乱预防注射。另外在城区成立了12个防疫组，郊区设立了11个卫生防疫站，全市指定了集中注射场所104处。夏季防疫工作截止到7月6日，总共霍乱预防注射193272人，伤寒预防注射25936人，白喉预防注射163人。⁽⁷³⁾上海市在1950年防疫运动的基础上，1951年夏令卫生防疫运动以预防霍乱为重点，为350万市民(占当时上海全市人口的70%)注射霍乱预防针或霍乱、伤寒混合预防针。⁽⁷⁴⁾山东省从1950年夏季施行伤寒霍乱混合疫苗注射共6272100次，计注射一次者4940320人，注射两次者973661人，注射三次者358620人(内有霍乱浓缩疫苗注射279171人)。1950年12月至1951年1月山东全省预计注射白喉沉淀类毒素17万人。⁽⁷⁵⁾1950年2—3月底陕西省大荔、渭南、三原3个区救灾防疫小组在当地进行卫生防疫过程中，分别在渭南进行霍乱伤寒预防注射694人，三原1207人，合计1901人，有效地预防了该地霍乱伤寒的发生与流行。⁽⁷⁶⁾从1950年至1951年整个全国的形势来看，两年来全国共进行霍乱的预防注射几达3000万人，基本上达到了遏制霍乱流行的目的。⁽⁷⁷⁾其他各种疫病如伤寒副伤寒、白喉等的预防接种也达到了预期目的。(附表3—3)

表3—3　华东区各省市1950年预防接种统计表

【资料来源】《华东区各省市1950年预防接种统计表》，《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4期。

二是建立疫情报告制度。其目的在于及早报告，及早治疗，及早隔离，防止传染和蔓延。最早建立这一制度的是东北解放区。1947—1949年东北鼠疫流行，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为应对鼠疫流行便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疫情报告制度，规定:当发生鼠疫患者、疑似患者或保菌鼠时，患者家属、邻人或闾组长，须于3小时以内报告给村屯卫生员;街、村须在4小时以内报告至区，路程较远者最长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区得到疫情后，应立即向市、县、旗报告，最长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市、县、旗得到疫情后，须立即向省报告，最长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省、直辖市得到疫情后，须即以电报或电话报告行政区卫生部防疫处等等。⁽⁷⁸⁾由于这一制度的建立及群众对鼠疫认识的提高，1947—1949年三年来隐瞒不报告的情况大大减少。由1949年通辽鼠疫隔离病院患者入院时之病程日得知，患者在第一、二病程日入院的约在50%以上。⁽⁷⁹⁾建国后东北疫区由于广泛发动群众，鼠疫发病1—2日报告的占51—52%。⁽⁸⁰⁾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对东北疫区群众的责任心和自觉性的提高，也是一个很好的促动。

建国以后，1950年7月，华东区中南区闽浙赣三省首先制定了鼠疫区各县市疫情报告暂行办法，规定三省各专署市县主管机关(检疫站、专署卫生科、市卫生局、县卫生院)应与当地民众加强联系，如发现鼠疫病例，应迅速向当地卫生机关报告;各县市(或检疫站)发生鼠疫，应于12小时内，以电报径行报告卫生厅及防治处，并电告邻县市卫生主管机关;卫生防治处收到各县市站鼠疫情报时，应于12小时内报告中央卫生部和华东中南卫生部及毗邻省市卫生厅处局;各县市(或检疫站)还应有旬报、月报等上报上级卫生主管机关等等。⁽⁸¹⁾1950年11月25日，北京市也颁布了《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提出了对各种传染病预防与处理的意见，规定霍乱、鼠疫、天花，于发现后应立即报告至迟不超过12小时;白喉、猩红热、斑疹伤寒、流行性脊髓膜炎、流行性脑炎发现后应于24小时内报告;痢疾、伤寒(副伤寒)、回归热、黑热病、麻疹，应于临床诊断后48小时内报告。⁽⁸²⁾此后，华东地区也有类似传染病报告暂行条例。该条例详细规定了应行报告之全区性传染病包括鼠疫、霍乱、天花、斑疹伤寒、回归热、伤寒及副伤寒、痢疾、流行性脑脊膜炎、白喉、猩红热、麻疹、疟疾、黑热病、住血吸虫病共14种，以及各省市可自行规定的若干地方性传染病。对上述疫病，鼠疫、霍乱、天花、白喉，于发现后应立即报告，未诊断确实前应作可疑病例报告;其他传染病，于诊断确实后48小时内报告之;地方自行规定报告之传染病得视事实情况决定之。华东地区还详细规定了关于疫情报告的奖惩办法:对迟误报告或未行报告者，应予以劝告，久劝无效，可处以相当之罚金或劳役;依照规定报告从未遗漏者，得呈请当地政府嘉奖。奖惩办法，可依各方面有关法规规定之。⁽⁸³⁾华东地区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于1951年2月20—26日召开第一届防疫专业会议，要求各省、市、行署于3月起统一实施华东地区传染病报告暂行条例，各地并可以具体情况选定有条件的地区示范实行，做到迅速准确以求逐步吸收经验，研究改进疫情报告办法，以期由重点推及全面。⁽⁸⁴⁾山东省因建国初期该省天花、疟疾、黑热病等疫病的广泛流行，早在1950年就在全省形成了疫情报告的组织，并有79个县市和地区建立了疫情报告制度。济南、青岛、徐州、胶州等地能做到按月按旬报告外，其他各县虽有报告，但尚不是按月按旬报告。经过1950年6月山东省的防疫工作整编后，其疫情报告制度逐步走上正轨。到1950年10—11月份，山东省的疫情报告中有旬报的即达30多个县市，与外省经常交换疫情者有25个县市。⁽⁸⁵⁾山东省卫生厅针对其黑热病的长期和普遍的流行，1951年初特别要求各地做好黑热病的疫情报告工作。各地县卫生院应于每月月初三日内填造上月月报表两份寄出，一份报中心卫生院，一份报省卫生厅。各中心卫生院应于每月月初5日前综合各县上月月报汇填报厅。省立医院及分院应于每月月初三日内填造上月月报厅，黑热病防治所应于每月月初五日前填造上月月报表两份，一份报华东，一份报省卫生厅。对死亡病例，则必须检查死亡原因，治疗经过，明确责任，并将发生情况，研究结果，逐级上报。⁽⁸⁶⁾1951年7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卫生厅为了有力地防止夏季传染病的发生，要求各地必须做好疫情专案报告，其方式以电报、电话(专县之间无电报可用长途电话)，专人送报等，48小时内再补送详细书面报告(包括病人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住址、发病日期、症状、处理情况、死亡日期、死后处理等)。卫生厅还要求各地切实注意责成专人负责与掌握疫情工作，按时统计报告，发现疫情不管病例多少，应速派员赴疫区调查，一时难以确定应做疑似病例逐级上报，确诊后于24小时内再作专案报告，且防止道听途说，不做调查研究，随便报告。⁽⁸⁷⁾1955年7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规定发现鼠疫等甲类传染病，在城市最迟不超过12小时，在农村最迟不超过24小时;发现流行性乙型脑炎等乙类传染病，在城市不超过24小时，在农村不超过3日，应立即向卫生防疫机构作传染病报告。⁽⁸⁸⁾1956年11月26日，河北省依据卫生部《传染病管理办法》，结合河北省具体情况，制定了“河北省传染病管理实施细则”，规定河北省甲类传染病应即时以电话或其他快速方法报告，在城市最迟不超过2小时，乡村最迟不超过6小时。乙类传染病不能迟于发现后24小时，丙类传染病不得迟于发现后72小时。⁽⁸⁹⁾这对及时发现疫情，制止疫情蔓延，有重要的作用。

建国后中央和地方一系列的疫情报告制度推动了广大疫区一整套疫情报告网的建立。以鼠疫疫情报告网为例，其基本情况一般为街、屯(居民点)(卫生组长、卫生员)→村(卫生委员、农村医生)→乡(防疫医生、卫生助理)→县(卫生科)→行政公署(卫生处)→省卫生防疫指挥部(卫生厅)→中央(卫生部)。同时也要求把疫情逐级上报鼠防专业机构，即卫生组长→卫生所→卫生院(所)→县鼠疫防治站→专区鼠疫防治站(科)→省鼠疫防治站(所)→卫生部。⁽⁹⁰⁾在这一整套的疫情报告网中，凡诊治病人的中西义务人员，检验、检疫人员，乡村医生、工人医生等均为法定报告人;各行各业的职工、机关干部、教师、妇幼保健人员、学生、居民、农牧民等均为义务报告人。上述法定报告人和义务报告人发现可疑病人或在疫区发现不明病因急死病人或自然死鼠，要及时以口头、书面、电话等方式向所在地的医疗站或各级机关部门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报告。中央和地方一整套疫情报告网的建立，对推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及时报告鼠疫疫情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建国前后内蒙古自治区的肺鼠疫和鼠疫败血症的发生情况为例，从1948—1955年无论发病人数或病死率等方面皆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其主要原因在于内蒙古自治区的防疫力量逐渐扩大，居民对疫病的警惕性有了提高，疫情报告逐渐成为了群众的习惯。⁽⁹¹⁾建国后云南省的鼠疫流行所以能够迅速得以控制，也与该省干部和群众积极的疫情报告有关。据1950—1954年云南省16个县464起疫情报告统计，基层干部报告的占44.4%，群众报告的占40.3%，专业队伍检验发现的仅占15.3%。⁽⁹²⁾可见群众性疫情报告的重要性。

三是实施快速有效的疫区处理，加强交通卫生检疫。对于突发性的急性传染病如鼠疫、霍乱等，快速有效的疫区处理是防止疫病扩散和蔓延流行的关键。建国初期在处理人间鼠疫流行的过程中，东北卫生部所属鼠疫防治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在疫区处理上的重要守则是:防疫人员接到疫情报告后，2小时内必须出发，到达现地;迅速建立小隔离圈(以发生患者之庭院为单位)、大隔离圈(农村以屯为单位，城镇以组或街为单位)、封锁圈(由各疫屯为中心，在5公里半径内之地区)，分别严格隔离患者或封锁疫区9天、12天、18天;防疫人员到达疫区后一般三天内完成各项群众性预防工作，而后挖好防鼠沟，进行预防注射的工作，并及时将初发疫屯之感染情况上报上级卫生防疫机构。⁽⁹³⁾不仅如此，自1948年起，为了照顾农业生产，东北各地普遍采取了封锁小隔离圈制，即将发生鼠疫之各住户或其附近若干户严格封锁，村内其他劳动在由村屯其他干部或防疫人员组织和监视下，或进行防疫工作或下地生产;在发生疫情后，各村屯应及时通知临近村屯在交通路口站岗放哨，严格检查行人，禁止来自疫村村民通行，并在疫区车站、交通路口进行检查旅客身体健康、注射证及路条等工作。⁽⁹⁴⁾由于1947年大流行的经验教训，东北的群众和干部对鼠疫的认识普遍提高，到1948年防疫时交通封锁工作已有相当的收获。以哲里木盟地区来说，通辽、开鲁二县原发性的鼠疫占80%，奈曼、库伦、后旗仅各发生一处，但因各村都有隔离所，封锁隔离成功而未扩大。另据通辽统计1587名患者中，在当日隔离者占48.8%，第二日隔离者占27.7%，两日综合占3/4强。⁽⁹⁵⁾

由于东北地区疫区处理的成功经验，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军委卫生部要求春季已有鼠疫流行可能的东南各省“在发生疫病地区，主要尤应执行就地隔离病人，封锁疫村”等等。⁽⁹⁶⁾1950年11月25日，北京市率先颁布了《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规定:“发现鼠疫、霍乱、天花、流行性脑炎患者时，应及时送入传染病医院或公共卫生局洽定或指定之公私立医院收容治疗并强制实施隔离之措置。白喉、猩红热等其他传染病，视其发生情况及环境需要有必要时需适当隔离之。各区卫生所或防疫站，于接获疫情报告后，应及时派员前往消毒，鼠疫、霍乱要及时消毒，斑疹伤寒、流行性脑炎于廿四小时以内消毒，其他疫情病例得视具体情况酌作重点消毒，对于鼠疫、霍乱、天花、白喉等病例之接触者应作‘健康隔离’‘培养检查’或预防接种等之必要措施”等等。⁽⁹⁷⁾1952年4月5日，周恩来在其关于北京防疫工作给毛泽东的信中建议在北京选择一个较易隔离的郊外建筑，“一旦北京发生传染性的病症，即可立即宣布这所建筑为隔离病院。”⁽⁹⁸⁾毛泽东对此予以肯定。⁽⁹⁹⁾1952年4月15日，周恩来在其关于两个月来反细菌战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建议:“在有疫情的地区，应实行局部的小封锁。一家内有疫情封锁一家;村内数家有疫情，封锁一村;区内数村有疫情封锁一区;县内数区有疫情封锁一县。”⁽¹⁰⁰⁾1955年7月5日，卫生部颁布的《传染病管理办法》之中对传染病发生后的疫区处理和隔离有了比较详尽的规定。⁽¹⁰¹⁾在实际防疫实践中，东北地区的疫区处理办法无疑是一个成功的范本。直至1955年内蒙古在45处鼠疫疫区处理问题上基本参照东北的疫区处理程序进行，都迅速扑灭了疫情。⁽¹⁰²⁾1949年察北鼠疫发生后，也曾设三道防线层层封锁，实施严格的疫区处理办法，对防止鼠疫的传播起了极大的作用。⁽¹⁰³⁾建国初期西北军区卫生部在鼠疫的防治方面也严格执行疫区的封锁与隔离政策，并对病人的隔离、接触者的隔离、疫区的隔离等等方面分别作出严格的规定，其防疫成效非常显著。⁽¹⁰⁴⁾1952年黑龙江省内有7处疫区因疫区处理得比较彻底，仅发生1名患者并迅速得以控制。⁽¹⁰⁵⁾1955年5月，中央鼠疫防治所调查队在乌鲁木齐专区玛纳斯县南山地区进行鼠疫疫区调查时，发现保菌旱獭和保菌蚤的地区，则以该地区为中心，约1华里为半径的范围内，用六六六粉及时进行了鼠洞灭蚤，效果很好。⁽¹⁰⁶⁾相反，疫区处理工作的不彻底也会影响疫情的蔓延和发展。平原省原阳县第一区牛坡寨自1949年12月中旬发生猩红热，因当时未及时进行疫区控制，至1950年1月中旬，该病便迅速地传布到虎张村、留侯、黄寨、正高、楚寨、黑石寨、刘文寨、许寨、禇寨、石寨、川村、孟寨、辛口等10余个村，患病人数达240余人(都是1至15岁的小孩)，死亡80多人。⁽¹⁰⁷⁾吉林省1950年鼠疫流行，因疫区处理不及时、不彻底，拖长了流行期。其63个自然屯中蔓延1个月以上者虽仅有6个屯，但这6个屯发生的鼠疫患者却达60名之多，占全省鼠疫患者的25%。⁽¹⁰⁸⁾

对于突发性的疫情出现后，各疫区之间还应加强交通卫生检疫。凡来自国外之车船、国内疫区之车船、国内疫情不明区域之车船，凡车船中在中途发现传染病，疑似传染病患者或死亡者时，一般应实施严格检疫。检疫之传染病应包括鼠疫、霍乱、天花、斑疹伤寒、黄热病、麻风、炭疽病、流行性脑炎等。1950年12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并颁布了《交通检疫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了各种应行检疫之传染病的隔离、留验及就验日期为鼠疫9日、霍乱5日、天花14日、斑疹伤寒12日、黄热病9日、流行性脑炎21日等，传染病有效预防接种之日期为鼠疫预防接种7日后至6个月、霍乱预防接种7日后至6个月、天花接种14日后至3年内、斑疹伤寒预防接种12日后至6个月、黄热病预防接种10日后至4年内。⁽¹⁰⁹⁾1951年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颁布了《民用航空检疫暂行办法》。1958年3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根据1957年12月20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6次会议精神，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实施规则》，废止了上述两种检疫暂行办法，同时对鼠疫、霍乱、黄热病、天花、斑疹伤寒和回归热等几种疫病详细规定了具体的检疫办法，并要求各地交通检疫机关或各地卫生防疫机关严格执行该办法，以防止疫病的蔓延和扩大。⁽¹¹⁰⁾

四是加强疫病的科学研究，不断探索与改进疫病治疗方法。建国初期对各种疫病的科学研究，在建国不久就已展开，但大规模的科学研究应该始于1952年由许多国际知名的正义人士和科学家们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对美国细菌战的科学调查和研究。通过这次科学研究工作，我国的卫生科学各有关部门，如医学界、生物学界、昆虫学界、化学界、兽医学界及农学界相互之间取得了更密切的联系，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并对以后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造成了更有利的条件。⁽¹¹¹⁾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各地方卫生机构其后对各种急慢性疫病，除了进行积极的防治之外，还进行了许多实地调查和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相继发表了关于新中国血吸虫病、钩虫病、丝虫病、疟疾和黑热病等几种疫病的调查研究的综述，对这几种疫病的预防与治疗起了很大的作用。⁽¹¹²⁾在医学科学研究工作上，中央人民政府还制定了全国医学科学研究的远景规划，调动了广大医学工作者的研究热情。各地医学院校，医疗、预防、妇幼卫生机构和生物制品等单位的科学家们不辞辛苦深入现场，指导防治疫病的实际工作，并在防治血吸虫病，抗生素研究，以及预防、基础、临床医学等的研究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¹¹³⁾全国高等医学院校中的业务机构、研究机构等到1957年3月时有3000余人参加了各种研究工作。1957年的研究题目比1956年增加了4倍。国家为科学研究的设备、图书等所支出的经费也逐年增加，1957年科学研究经费比1951年增加5.5倍。⁽¹¹⁴⁾值得一提的是中医中药在疫病防治中的重要作用。祖国医学是我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建国后党一再指示要珍视、保护和继承这份遗产。1954年以后，我国的中医工作有了显著的发展，国内中医在防治疫病过程中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以中医治疗晚期血吸虫病效果颇佳;麻风病的中医疗法，也超过了西药效果;还有其他疫病，也有良好疗效。⁽¹¹⁵⁾这就为防止疫病的流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疫病治疗和预防的方法方面，也注意探索与改进。1947—1950年由于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在防治鼠疫过程中注意治疗方法的改进，鼠疫患者的治愈率便不断提高。1947年因为治疗方法尚属于摸索阶段，防疫及治疗机构仅使用了磺胺类药品，配合腺种切开、摘出。1948年系应用磺胺类、鼠疫血清及美蓝三种混合疗法，废止了腺种切开摘出法。1949年则大多数除采用1948年的混合疗法外，另外对多名患者使用了链霉素注射。1950年以后，则全部注射链霉素兼服磺胺类，治疗效果大幅度提高。有资料统计证明，1947—1950年的鼠疫治愈率已由75.97%提高到了93.2%，⁽¹¹⁶⁾这说明东北防疫机构在鼠疫治疗方法上获得了成功。建国以后，国家对各种疫病主要的是采用各种有效的预防治疗的方法。如对鼠疫，建国前东北等大部分地区一般采用鼠疫死菌菌苗注射，大概从1948年开始东北地区在苏联防疫队的协助下则首先采用鼠疫生菌菌苗注射，其效果显然超过前者。1951年后全国鼠疫疫区全部改用生菌菌苗注射。⁽¹¹⁷⁾对严重危害长江两岸和以南10多个省市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主要是大面积地消灭钉螺，同时在流行区实行了粪便管理和水源保护等预防措施;对黑热病，开展积极地消灭白蛉的预防工作;对钩虫病，主要在流行地区开展粪便管理等预防措施;对结核病，则以厂矿企业为重点进行防治工作，对儿童开展卡介苗接种以减轻其危害;此外对流行性乙型脑炎、性病、麻风病、大骨节病、克山病、甲状腺肿，以及厂矿职业病等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和防治。⁽¹¹⁸⁾在急性传染病的预防与治疗方面，建国后特别是1956年我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制定后，取得了不少成绩。如在麻疹的防治方面初步找到了猪为敏感动物，为麻疹的自动免疫问题提供了研究的线索;掌握了在我国流行的流行性感冒的病毒类型，从而试制了疫苗;摸清了痢疾的菌型并且采取了有效的防治措施;在临床学方面，中西医治疗病毒性肺炎、乙型脑炎、传染性肝炎等等也收到了较好的疗效。⁽¹¹⁹⁾

我们还可从建国初期华东地区治疗和预防疫病的方法方面，来观察国家所进行的一些疫病防治的有益探索。该区主要是从卫生工程和环境卫生的改善来治疗和预防疫病的，因为鼠疫、斑疹伤寒、回归热、黑热病、疟疾、血吸虫病、大脑炎，以及白喉、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麻疹、结核病等，与人口密度、房屋卫生、通风等有密切的关系，还有上下水道的建设、垃圾的处理、饮食的管理等，莫不对传染病的防治起很大作用。⁽¹²⁰⁾华东地区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内科学会在有关疫病的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有些研究方法据有关资料证明已经在当时达到、赶上或接近国际水平。其中，在血吸虫病防治方面关于门腔静脉吻合术后对肺部血吸虫病的观察、丝虫病方面关于海群生一克单剂疗法、伤寒与副伤寒用小剂量氯霉素治疗的观察等达到或超过了国际水平;在血吸虫病预防方面如中间宿主钉螺的分类和血吸虫人工培养法等均有相当创造性的研究，在血吸虫病药物方面合成了锑剂、汞剂、锡剂、非金属化合物共135种，其中的某些疗效超过了美国的同类药物;另有一些有关血吸虫病预防如创造性地利用人尿消灭粪中血吸虫卵、创制酸性砷酸钙及亚砷酸钙杀灭钉螺、创制茶子饼杀灭尾蚴等，以及有关血吸虫病侏儒症的治疗、微量锑分析及吐酒石作用机制的药物研究方面接近了国际水平。⁽¹²¹⁾另在有关流行病学、心血管外科、血吸虫病防治等医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¹²²⁾其他各地区在疫病治疗和预防的方法方面也都有一些相关研究和探索取得了突破。

(四)开展广泛的清洁卫生运动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但全国各大城市仍然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清洁卫生运动，并制定了相关的文件和规定。北京市在解放之初就成立了由党、政、军、工、农、学、商各界组成的清洁运动委员会，颁布了《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清除积存垃圾工作实施大纲》，其工作目标是清除各宅巷积存垃圾以维护公共卫生;扫除街道零星垃圾以保持整齐清洁;运除积存场所垃圾以整顿市容观瞻;消纳垃圾垫洼以提倡废物利用。⁽¹²³⁾从1949年3月24日到4月21日，北京市共发动群众27703人，清扫运除垃圾9944809公方。⁽¹²⁴⁾1949年10月29日，北京市又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先后颁行了鼠疫预防暂行办法、捕鼠灭蚤运动实施计划、清洁运动实施计划等。1951年春天以后，北京又多次开展清洁大扫除运动，以促进首都的环境清洁，预防疫病传染，保障市民健康。⁽¹²⁵⁾在东北，建国前东北各地就已开展了很大规模的捕鼠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附表3—4)建国后，东北的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则以捕鼠灭蚤为中心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洁运动。上海、武汉等地也都进行了类似的群众性地消除垃圾，疏通沟渠，填平污水坑，扑灭鼠蚤蚊蝇等等工作。广东省自1951年冬开始至1952年上半年，在曾经发生疫情及自毙鼠较多的可疑疫村周围2－5华里村庄，于流行季节及流行期中，在一些典型村镇大力开展群众性灭鼠运动，发动群众抹墙垫地，彻底改变环境卫生，分别用烧燎及有重点地用D.D.T认真进行灭蚤工作，计烧燎745条村，10607户，面积203548平方公尺，烧燎用草77184担。又设简易工场，用土办法以白陶土配制成5%D.D.T粉44860磅，有重点地主动进行预防性灭蚤。总计D.D.T灭蚤637条村，7089户，面积30多万平方公尺。⁽¹²⁶⁾全国规模的卫生运动则是从1952年开始的，分别包括1952—1954年以反对美国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和1955年以后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更为详细的阐述，参见本书第四章的相关内容)持续不断的清洁卫生运动，对于改善城乡环境卫生，消灭疫病，移风易俗，改造国家，有着良好的促动作用。

表3—4　东北历年鼠疫流行状况与捕鼠工作成绩表

【资料来源】欧阳艾:《关于预防鼠疫工作的商讨》，《江西卫生》1950年第1卷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