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育是指人出生以后所接受的所有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和各种生存技能的学徒教育以及传统的官学、私学等的儒学教育，后者在近代演变为学堂教育。不管哪种形式的教育都为社会的良好运行提供了保证，是社会从野蛮向文明进化的助推器。每个民族因文化传统不同，其社会教育的方式、内容等各不相同。因前面在相关章节里，对家庭教育已有所述及，而学徒式教育的内容太多，许多资料难以挖掘，故对这两种教育在此不多赘述。现仍以人们普遍认可的正统的主流教育来谈谈近代社会教育。在传统社会，以儒家教育思想为核心的一整套教育体系，是支撑中国传统社会运行的根本保证。儒家教育注重对人的道德的培养，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但却忽视对人的技能的训练。进入近代，社会的变革使这种教育的缺陷日益凸现，在传统社会集权体系还没有瓦解之际，新式学堂教育就先取代了传统的儒学教育，并成为近代社会教育的主流体系。顺便说说，教育在从传统向近代的变革历程中，总的趋势是顺应了历史潮流。但传统教育在向近代教育过渡时，也存在许多问题，我们在继承、发扬、吸收等问题上出现了种种缺失，这种缺失在今天才显现出来，为当时的人们所始料不及的。下面就传统教育和近代教育的状况以及转变等方面的内容做些论述。少数民族的传统宗教教育也经过了向近代的变革，在论述中将有所涉及。
一、传统教育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光彩夺目之处是其文明的连续性，而文明连续性的重要原因就是有完备的教育体系。古代家（闾）有塾，乡（党）有庠，州（县）有序，国有学，这些均为传统主流教育的基本形式。其性质而言，有官学和私学之分，官学有义学、社学、书院等；私学有私塾和部分社学等。其教育目的是传播儒家思想，塑造教化人性品格，向科举考试输送童生，培养统治人才。接受私塾、义学等启蒙教育以后的童生才有资格进入府、县、州创办的社学或是书院继续学习。
儒家经世致用的“用”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步入仕途，兼济天下；二是修身养性，独善其身。前者和中国的政治制度结合以后，形成了选拔官吏的科举取士制度，分科取士，以士为官。凡官署所在地，必设教育生徒，主持地方科考的学官，省日学政，府日教授，州日学正，县日教谕（训导）。科考分级考试，有县试、府试、乡试、会试、殿试等名目。岁科试的试院（或称考院）和乡试的举院都为科举考试的场所，也都是选拔人才的机构。凡接受过启蒙教育的学子统称为童生或生员，生员有廪生、增生、附生等。至于独善其身，则更多地使人的行为和各种伦理规范结合起来，对人起一种制约作用。
清朝在各府、直隶州设考棚来考录秀才，届时各府、直隶州把所属各州县的童生聚在一起，由学政临棚主考。以兰州为例，兰州府试院地址在今天兰州市城关文教局。兰州府试院既要从六属（皋兰、狄道、河州、金县、靖远、渭源）的童生中考取秀才，还要从全省的武生中考取武举，所以把考取秀才的试院也称为“贡院”。今天的贡院巷就因贡院而得名。
甘肃乡试自明时与陕西合闱，清时仍袭旧制。康熙五年（1666年），陕甘分治后，学政仍两省合一。由学政主持的乡试贡院设在陕西三原，学政每三年到兰州巡视一次，主持选拔参加乡试的生员。甘肃士子要乡试，需长途跋涉到陕西三原才可。乡试是三年一次。甘肃离三原路途最近的考生往返也有七八百里，宁夏一二千里，河西两三千里，至于新疆等地则要达四五千里了。路途费时少则两月有余，多则三四个月，甚至达半年之久，花费浩繁，少则数十两银子，多则百数十两银子。许多人苦于路途遥远，花费开销太大，放弃求取功名，抱憾终身。凡到大考之年，辍考的生员约有十之七八。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后，洞悉民情，着手解决此事。他上奏朝廷，主张乡试应陕甘分闱，并分设学政。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廷恩准，于是左公召集地方官员和汉回绅士向各州县募集白银五十万两，在省署兰州创建乡试贡院（也称为举院），修建起可容4000人应举的号舍。光绪元年（1875年），贡院落成，也称为举院。首次科考，应试者达3000人，比以往陕西应考者多出两三倍。以后甘肃学子免了长途跋涉的艰难。在当时的各省，萃英门贡院条件是比较好的，左宗棠的这项功德深受甘肃地方人士的称道。
清代的科举制度，本来是竞争考取，但因地区文化差异，也出现许多不公平现象。为照顾偏远地区，乡试就给各省分配名额。在陕甘未分闱时，甘肃并未分额，两省总计62名中额。同治八年（1869年），第一次举行在地方变乱后的乡试，经过地方奏请，甘肃分中21额。到陕甘分闱后，奏请额为40名，经礼部议准30名。光绪二年（1876年），乡试额增加10名，也就是甘肃每年的乡试都可有40人的额定人数，旗额3名除外。另外，甘肃汉回合试，分闱后，回民子弟无中榜者。为了鼓励回族向学，一科的与汉民同试，另一科另用良学编号，必须取中一名，这样可使回民每间一科便产生一名举人。这一举措鼓励了回民子弟应考的信心，开始乐于就学。由于乡试的便利，中额的增加，使甘肃地方人文蔚然起色。到光绪二年（1876年），甘肃设了学政，并将署地的街衢命名为学院街，也就是今天的学院街。这样，甘肃的科举教育和陕西才真正分开。甘肃分闱和分设学政后，整顿了所属各府州的试院，并重新分配了岁试名额。
儒学教育除了培养科举人才，还承担着传承文化的功能，各种形式的教育都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其中，规模大、影响大的首属书院。书院是儒学教育的最高形式，集教学、研究、藏书于一体，主张学研、讲论结合，间以议论时政。自清代盛兴八股取士风气以来，书院的科举气氛浓厚。清朝各省的府州县多设有书院，甘肃省属书院有两所，即雍正十三年（1735年）建立的兰山书院，光绪九年（1883年）建立的求古书院，这两个书院的山长必延宿学且为进士出身者执教，资历最低也要延用举人以上者执教。兰州府属书院有五泉书院，其他各府也均设有书院，平凉府有柳湖书院，庆阳府有凤城书院，西宁府有五峰书院，凉州府有成章书院，甘州府有甘泉书院等。另外，各个县也有书院，如皋兰有皋兰书院，金县（今榆中县）有青城书院，狄道州有超然书院等。清末甘肃有30余处书院（另一统计是70余所，可能是将清末毁坏的都计算在内的缘故）。
书院可谓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等学府，有独特的教育管理体系。清末，甘肃书院内部管理情形以及教学情况如何，我们从相关的资料中得知点滴，以下简述之，从中可以看出传统教育的许多具体运行情况。兰山书院是甘肃最有影响的书院，在诸多书院里享有盛誉。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前，山长由甘肃巡抚兼任，此后由陕甘总督会同陕甘学政（光绪二年始，会同甘肃学政），聘品学兼优的翰林、进士以及个别举人为山长。近代以来，先后有牛运震、吴震、张澍等任山长，这些人在甘肃近代都为一时硕学之士。兰山书院设山长一人，每年束惰为400两银子，薪水每月8两；监院1名，每年薪水银104两2钱；书办1人，每年支纸笔银14两2钱8分；门斗2人，支工食银23两6钱8厘。学生由陕甘总督、学政选录全省各府、直隶州的廪生、增生、附生、监生等人院学习，肄业后，准备考取举人。
兰山书院学生分为正课、副课两种，有名额限制，生员都享用一定的生活补助。清同治前，额定正课生为40名，每人每月补助膏火银3两；副课生80名，每人每月补助膏火银1两5钱。另外还有外课生，无定额，也无膏火银。当时该书院每年共需膏火银2400两。同治十一年（1872年），左宗棠定正课生40名，副课生50名。光绪七年（1881年），陕甘总督杨昌浚增加副课生10名；光绪十三年（1887年），陕甘总督谭钟麟增加副课生10名；次年，又增加副课生10名。至此，兰山书院共有正副课生120名，遂为定制。
每年二月，兰山书院便开始招生，应考者达三四百人，从中甄别录取。凡中考的正、副课生，一律住在书院，在斋房内潜心读书。落选者只准随课附考，不准入院居住，称为外课生。正课生、副课生、外课生也可以根据考试的成绩予以升降。正课生连考三级劣等者，降为副课生，副课生连考三级劣等者，降为外课生；外课生连考三级优等者，升为副课生，副课生连考三级优等者，升为正课生。兰山书院制定了严格的院规，对童生进行管理。兰山书院的教育经费有四个来源：省财政（藩库）拨支，书院学田出租，书院房产出租，官绅捐银发商生利。
兰山书院的教学目的是应对科举考试，所以，其课程的设置也有针对性。主要攻习八股文和试帖诗，八股文和试帖诗是科举考试的必备文体。课程有经学、史学、诗赋、书法等，教材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通鉴辑要》，还有宋明理学家的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诸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朱熹的《朱子家语》等。另外，还要反复揣摩闱墨（乡试、会试考官选定中试的文字，编刻而成的应试范文），如《陇右校试录》等。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书院遵清廷旨意，添设算学，五年后又加策论。
兰山书院的山长讲授的科目以经史名篇为主，并让学生背诵指定的相关章节。每年的二月到十一月为考课期，考课分为官课、院课、小课。官课在每月初六进行，由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甘肃按察使、兰州道轮流命题、考试、阅卷。院课在每月十六日、二十六日举行。小课每月举行一次，不固定。院课、小课均由山长命题、考试、阅卷。一般的规制是官、院课写一篇八股文、一首试帖诗，小课做八首试帖诗。三种考课的成绩优异者可获得奖银，兰山书院每年考课银的奖励达220两。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以后考课废除了八股文，改为策论。兰山书院藏书丰富，在清末，除了传统的经、史、子、集，还购进了《西学大成》一书，以便于学子了解外部的世界。
省署所属书院除了兰山书院，另有求古书院，府属的五泉书院，县属的皋兰书院。这几个书院的规模、影响、学生数、山长薪水等均不及兰山书院。求古书院的山长每年束惰为200两银子，膳金60两，节金、聘金32两，另设监院1名，每年薪水40两，设书办1名，每年纸笔费30两，设斋夫、院夫各1名，工食银36两。而五泉书院山长的年束惰为160两银子，每月薪水4两，聘金4两，另设监院1名，薪水40两，书办1名，笔费15两，门斗2名，工食银各10两。皋兰书院山长每年的束惰为100两银子，薪水、膳金每月5两，端午、中秋节仪各4两，设监院1人，薪水80两，设书办1人，纸笔费24两，门斗1名，工食银10两，院夫1名，工食银8两。
求古书院有内课生十名，每人每月奖膏火银三两；外课生二十名，每人每月奖膏火银一两五钱；附课生无定额，无膏火银。其他书院也实行课考奖励制度。
除了书院，义学也是儒学教育的又一种形式，有官办的，也有私人捐办的。清末，甘肃约有义学百余所。义学的经费有由地方官筹集的，有从地方经费内拨出的，有地方官从俸禄中支捐的，有地方士绅捐筹的。义学都是稽查品学兼优者为师，招收寒门子弟为学，免费学习。各个义学的建立和规模均不固定，根据地方官个人才能和作为而定，纯属地方官员的个人行为。社学则为民间自筹自办的教育形式，经费自筹，教同社子弟。社学不固定，由地方人士筹办，清末甘肃有五六十所社学。
私塾也称私学，为民间办学的重要形式。富户设立的称“家塾”，主人承担开支；同宗的地方耆绅联合设立的称“族塾”，按入学者的地亩摊银，聘请先生执教，地方在宗祠或家祠；本村、本乡建的私塾称为“里塾”，由村里共同筹集资金。秀才或童生自办的私塾，称为“设帐”，这些私塾或设在家里或设在村里的庙堂里，有的一村一个，有的数村一个，富户多是一家便设一个私塾。各县都有私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渭源有30余所私塾，每年二月二日开学，麦黄时放学，七月七日开学，腊月初八放学。先生可因材施教，没有留级和升级之说。先生的报酬称为束惰，对童生来说称为学课，由童生承担。束惰没有统一规定，根据各地经济情况而定。一般来看，一名在私塾就读的童生每年需交纳三四斗小麦，最多可达到一石左右。乡村集资筹办的私塾，束惰由乡村学董和先生共同商定，一年给先生支付约十石左右的小麦。民国以后，学课多为白洋，10岁以下的童蒙生月交学课是白洋1元。上私塾的生员除了交纳麦钱，在每年的端午和中秋还要给先生送节礼。
在乡村担任私塾的先生，其收人可以满足家庭的日常开支，在地方上算是中等户，或中上户，很少成为地方上的富裕户的。私塾先生从社会阶层来看，仍然是社会的劳动者。私塾的教育方式主要是诵读和仿格，教授的内容是童蒙识字课本和儒家简易读本，如《千字文》、《百家姓》、《幼学启蒙》、《幼学琼林》、《三字经》等。习字多在砖头上练习，每人怀抱砖头，蘸水写字。私塾没有规定的学制，一般童生在私塾的学习时间为三四年或五六年不等。
少数民族的教育多为宗教教育，相关内容见“宗教信仰”一章。
二、近代教育
清末新政以后，近代教育萌芽。当时，由于社会的变革，传统教育的局限性日益突出，革新教育成为众望所归。近代教育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目的等许多方面都与传统教育截然不同，从萌芽到起步，经过了曲折坎坷的历程。下面以时间为线索来看甘肃近代教育从萌芽到起步的历程，期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近代教育的萌芽时期，时间是从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以前。光绪之季，变法维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清廷谕令各省创办大学堂，府及直隶州设立中学堂，各县（州）设小学堂。翌年，甘肃省在原兰山书院址暂设甘肃大学堂。以后各府厅州县相继设立了中学堂、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或两等小学堂。以后，各府的书院大多数相继改建为各府的中学堂，而各地原来的社学、义学改建为小学堂。清廷在推行近代学堂教育的同时，下令停止了科举考试，至此，绵延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便宣告结束。为了加强对近代新式学堂的管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调整和变革了地方教育行政机构，以期望适应近代学堂教育发展的需要。政府设立学部，省设学务处，置提学使；各厅州县设劝学所，置劝学总董，后改为劝学员长。
从传统书院、义学、社学等脱离而来的各类学堂，到底怎样开办，怎样管理，在当时社会，几乎无人能懂，许多方面只能沿袭旧儒学的套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兰山书院改建的甘肃大学堂，对外招生时，报考的学生多为秀才，或各地推荐来的秀才。年龄最大者40岁，最小者十六七岁。1903年甘肃大学堂迁入新校舍，更名为甘肃文高等学堂。新校舍包括一座图书楼，三院斋舍，六间教室，一座理化教室。当时有100多学生。扩建后的学社，初步搭建起了近代学堂的框架。在课程的设置上，文高等学堂的课程是中西兼备，既开设传统儒学温经阅史的科目，又开设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有经学、史学、地理、外文、理化、博物、教育、心理、数学、体操、法制、兵学、图画、修身等。另外，因毗邻新疆，考虑到当时边境危机，还特设俄文班，试图培养与俄国交涉人才，这部分学生主要为宁夏、凉州、平番（今永登县）满营的八旗子弟。八旗子弟一向骄横跋扈，养尊处优，在学堂内常招惹是非，令先生难以管教。在文高等学堂先后任总教习的有陕西人刘古愚，地方翰林刘尔炘。另外，甘肃大学堂还先后聘请了六位外籍人士（有日本人、比利时人、法国人）任“洋教习”，先后讲授英文、日文、博物、理化等课程。
学生除了设本科（也称为正科）、预科、附中，还设师范馆，各科学制不同。本科学生每人每月发津贴白银二两四钱，每月考试一次，成绩优秀者，可得奖金一二两和几百制钱不等。师范馆学生每人每月津贴白银八两，由各县筹解藩署，交由学堂转发。学校提供学生需要的课本、笔墨等用品。学堂的总负责人称为“提调”，后改为总办、监督。甘肃大学堂是甘肃近代第一所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学堂。
大学堂更名为文高等学堂后，学制比原来较短，但比中学堂又长。1907年、1908年毕业了两批学生，有的留学海外，有的服务本省，有的随学堂初期的提调杨增新赴新疆就职。刘尔炘任总教习时，尝试办好文高等学堂，在教学理念上，既固守传统文化，又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并寻找将两者很好结合的路子，但因他的思想在总体上比较守旧，又不通西学，因此，办得也并不是很理想。他在为1907年毕业班的学生题写的书联颇为大雅，联云：“四海风云，安得猛士，三年毕业，当有传人。”为1908年毕业班的书联云： “万古斯文，要成绝学，四年毕业，是为小成。”当时兰州的中学堂为兰州府属，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兰州五泉书院改建来的，这是清末兰州府唯一的一所中学堂。其他如速成师范、陆军小学、法政学堂、农矿学堂等，均以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为主，具有职业教育的性质。
为了培养近代矿业人才，清廷在1906年设立的农工商矿总局，开办了农矿学堂。该学堂创办之初，招收正额学生30名，副额学生30名，学堂统一配发学生的衣服、书籍等用品，每人每月还发伙食费银子3两。1912年学堂停办。
新式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问题丛生，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师资奇缺。培养具有近代知识的合格教师，事关近代教育的正常发展。鉴于此，近代师范教育便应时而生了。甘肃近代师范教育与近代普通教育基本是同步出现的。1904年，在甘肃文高等学堂内，就附设了师范馆，这是师范教育的萌芽。该师范馆修业期限为一年，开设人伦道德、经史、国文、算术、教育、体操等六门课程。学生为各府州县按配额选送的举人和贡生，每月有一定的津贴。初步设立的师范教育，教学条件很不完善，不少课程因师资缺乏，形同虚设。如算术一课，因无人讲授而缺额，以后由刘尔圻勉强讲授《周髀算经》和清代梅文鼎的数理学知识。1904—1905年的两年时间里，在师范馆学习期满正式毕业，或学习虽未期满而学校承认予以毕业的学生共有135名。毕业的学生绝大多数被派往各府、州县去创办高等小学堂。最初的师范教育不是很规范，但它们培养的学生仍然将接受的近代教育的点滴知识带到了社会底层，还是具有开创性的业绩。
1905年，甘肃成立学务处，决定开办甘肃优级师范学堂以代替附设在文高等学堂内的师范馆，以培养中学师资；同时还开办速成师范学堂，以培养小学师资。1906年，将兰山书院改为优级师范学堂，求古书院改为速成师范学校。
优级师范学堂的修业期限为预科1年，本科2年，开设伦理、经学、子学、国文、算学、史学、地理、博物、理化、英文、日文、俄文、教育、心理、图画、体操等16门课程。有些课程因师资缺乏，徒有虚名。入学者多为各府州县选送的贡生、生员（廪、增、附）、监生。年龄最大者已近不惑之年，最小者不到20岁。初步规定名额为120名，实际各县送来的学生约有200名。当时这些秀才们在观念上对新式学堂教育难以接受，幻想科考重开，再考举贡，荣登龙门榜首，踏上仕途。他们不适应新式学堂的教育方式，感到十分困惑，认为无前途可奔，纷纷辍学回家。到首期预科毕业时，仅剩80余人了。以后再令各府县选送学生，总共招得学生140名。师范学生属地方官府资助，每位学生每月发膏火二两四钱，每年发单、棉制服各一套，草帽一顶，羽绫靴一双，并供给全部学具。学期末，大考成绩好的还发给奖银八钱或四钱，最多可奖励二两银子。
1908年，创建两年的速成师范学堂改为初级师范学堂，先后招收了两届学生，每届一班，约60名，两届共毕业118名。最初开设11门课程。学生待遇优厚，每月8两津贴，以后改为4两。在当时这个津贴是比较高的，省城一般官署的文书缮写人员的月薪仅也仅为4～6两，每百斤面粉的售价也仅8钱左右（县城还要少些）。而初级师范学堂的学生除全部书籍文具照发外，每月还能领到8两银子的膏火，比较起来已经很优厚了。1907年，首期毕业的学生年龄最大者51岁，最小者18岁，相差悬殊。以后两所师范学堂合并为两级师范学堂，1911年夏，又改为初级师范学堂。
早期师范教育处在起步阶段，西学课程因师资缺乏无法开设，能开设的还是适合科举考试的经学、修身、史学等传统课目。学堂里的科举气氛很浓，学生仍然为白面书生，以读经阅史为主，清高斯文，缺乏社会实践。两所师范学堂都有大量的“夫役”，为师生服务。在速成师范学堂里，其编制按规定每期有学生有定额60名，教职员13名（4名领班），实际上，另外还要设门禁2人，号房1人，听事2人，茶房1人，打扫夫1人，斋夫5人，伙夫6人，马夫，轿夫若干人等九个工种的杂役，服侍教职员和学生，称教职员为大人，学生为老爷，为他们端茶送饭。可见在新式学堂里，还带有浓厚的封建等级习气。
这一时期的专科学校为法政学堂。1909年，清廷学部改法政馆为法政学堂，学生除原来法政馆人员愿意入堂肄业者10余人外，还有兰州府保送旅居本省具有生员、监生、捐生资格的20余人以及其他府州、县保送的地方举人、贡生、生员、监生等60余人，共有百人。一堂之中，有官班（候补人员）、绅班（本省籍的举、贡、生、监）、客班（外籍有功名者）之分。年龄最大者60余岁，小者12岁，每月有8两、4两的津贴。该校管理松散，教员只编讲义，课堂印发后，学生自学，或在教室，或在宿舍，悉听自便。有些学生常年不在学堂，由他人代领津贴。
光绪时期，甘肃也出现了近代留学生教育，当时把留学生也有称为游学的，泛指由清廷令各省选派到外地或国外学习的学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甘肃首次选派留学生；民国1—8年（1912—1919年）甘肃派往国外的留学生共26人（日本23人，美国3人）；民国7～15年（1918～1926年）甘肃派出留学生94人；民国17—23年（1928—1934年）甘肃派出留学生11人。甘肃由于地域偏远落后，留学生学成回省工作的很少。据1933年的统计，派往国外的留学生学成回国的23人，服务本省的有10人。据朱允明的《甘肃乡土志稿》统计，自清末至民国29年（1940年），甘肃留学外国的学生有56人。
辛亥革命以前，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新式教育在甘肃的基本情况是：截至1911年，甘肃共创办2所文高等学堂，2所师范学堂，2所实业学堂，2所军事学堂，13所普通中学堂，992所高等、初等小学堂，总计开办各类学堂1013所（包括宁夏、青海的中小学堂）。当时的初等学堂即初小，初小毕业后再考入高小，高等学堂即高等小学堂。就学制而言，相当于现在的完小，即小学五六年级的水平，高小毕业后才能考入中学堂。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初建，万象更新，甘肃近代教育步入起步阶段，开始向比较规范的方向推进。在教育行政方面，行政机构进一步完善。1916年，部令改原府县内的劝学员长为劝学所长。1925年，改各县劝学所为教育局，局设局长一人，所长改为局长，另有若干名督学及事务员。在各县划分若干学区。同时，改学堂为学校，各级学校按其归属分为县立、区立、公立、私立几种类型。学校教育开始明确划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个阶段。初等教育为小学教育，包括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及初等职业学校，民国5年（1916年）改初级小学为国民学校。此时的初级职业学校有皋兰、临洮的乙种工业学校。中等教育包括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以及中等职业学校和师范学校。当时中等职业学校有甘肃公立甲种农业学校，省立第一公立学校等。速成师范、文高等学堂、农矿学堂的性质都介于中等和高等教育之间。
这一时期的初等教育还带有私塾和官学的习气。为了使小学教育规范化，在比较大的府县，创建了示范性的小学校。这些示范性小学，从校舍的建设和教学设施的设置等都带有近代气息，给人们示范，以带动地方，各地都引以为样本。此举还真取得了一些成效，使一些地方的初等学校办得略有模样。
政府对中等教育也相继进行了改组，进行改组后的中学全属省立。1912年，将甘肃文高等学堂改为全省中学校，附设简易师范科。第二年又改为省立第一中学，为四年制普通中学，1936年改为甘肃省立兰州中学。它是今天兰州一中的前身。1911年停办了兰州府的中学堂。其他各府州中学堂的改组情况是，平凉府的陇东中学堂，1913年改为省立第二中学，迁往兰州；固原州中学堂，1913年改为小学校；泾州中学堂，民国元年改为小学校；巩昌府中学堂，民国元年改为南安中学，1918年改为省立第五师范学校；秦州中学堂，1913年改为省立第三中学；凉州府中学堂，1914年改为省立第四中学；宁夏府中学堂改为省立第五中学。三省分治后，归宁夏省管辖。另外还有阶州中学堂、庆阳府中学堂、西宁府中学堂、甘州府中学堂、肃州中学堂等都相继进行了改组。同时把县立学校统改为初级中学。
民国以后，甘肃师范教育也步入比较正规的发展阶段，师范教育有省立和县立两种归属形式。从1913年开始，甘肃在各地先后设立了9所省立师范学校。分别是：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由甘肃初级师范学堂改组），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武威），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临洮），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西宁），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在陇西），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在天水），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在平凉），省立第八师范学校（在宁夏），省立第九师范学校（在酒泉）。这些师范学校以后又经过了不同程度的变动。另外，还有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皋兰）和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在平凉）。除了省立师范学校，还有规模较小的县立师范学校。
1912年，省教育厅鉴于原来法政学堂的管理、生源、教学等比较混乱的状况，改组法政学堂，筹设法政专门学校。该校初期只有职员3人，教员11名，以后人数逐年增加，教职员工最多时达到38人。1915年，经教育部立案，正式成立了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7年，省政府计划设立大学，决定将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改组。1928年春天，成立了兰州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成立后，暂设教育学院，文史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和国文、艺术、农业三个专修科，并附设高中、小学部，原来的法政专门学校的教职员工全部转到中山大学任职。1931年正式命名为甘肃省立甘肃学院，设院长一人，下设教务、训育、事务、秘书四处及图书馆、实验室、出版社等馆社，分设文学、法律、教育三系，附设政治、艺术两专科以及高级中学一所。当时，有教师38人，三个系、两个专科和一所中学，共有学生186人。1944年3月，经教育部正式批准，改为国立甘肃学院。从兰州中山大学到国立甘肃学院18年的时间里，教职工人数从40人左右增加到100余人，毕业学生共有442名。1946年8月1日根据政府决议，改国立甘肃学院为国立兰州大学。到1949年7月，有4个学院15个系，学生有690余人，教师176人，职工147人。
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也有了初步进展。甘肃近代职业教育与地方近代农工矿业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清光绪末年有农林学堂、矿物学堂等，当时是文、实分科。进入民国以后，废除了清末的文、实分科制，将实业学校分为甲、乙两种，甲种实业学校与中等学校同等定为四年毕业；乙种实业学校与高等小学同等，定为三年毕业。20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实业学校改为专科学校。1917年，农林学堂改为甲种农业学校，1924年改为省立农业职业学校，以后又经过了省立职业学校农科，省立农科职业学校等名称的变更，最后定名为甘肃省立第一农业学校。1919年省教育会创办了工艺学校，期间又有甲种工业学校，省立工业学校，省立职业学校工科，省立工科职业学校等名称的变更，1928年才改为省立第一工业学校。
在1918年时，省城学校教育的情况是：法政学校、中学、中等师范、甲种农业学校各1所；高等小学8所，初等小学17所，手工传习所1所，回族自办学校1所（省城以外有回族学校7所），留学外省和外国的有百余人，留学日本者29人。到1926年，全省有小学2982所。其中高级小学276所；普通中学16所，高级中学1所；师范学校14所，职业学校4所，高等学校1所。学生人数从民国元年的2．8万人增加到9．8万人。
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甘肃近代教育继续缓慢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学校内迁，一些知名学者随之而来，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甘肃近代教育的发展。1937年，北平师大西迁到陕西城固，命名为西北师范学院。1941年，学校迁往兰州市十里店。国立西北师范学校是当时西北地区唯一一所培养师资的高等师范学校，集聚了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如顾颉刚、焦菊隐、孔宪武等。1937年，在上海的私立伊斯兰师范学校迁到甘肃平凉，定名为国立伊斯兰师范学校，后更名为国立陇东师范，这是甘肃有名的伊斯兰学校。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学生纷纷流亡西北。鉴于国家战乱的情形，国民党中央政府在甘肃东部建立了一批国立学校，收容流亡师生。1938年，在天水建立了国立甘肃临时中学，不久改为国立第一中学，最终改为国立第五中学。1939年夏，在清水建立了国立甘肃第二中学，1939年奉部令改为国立第十中学。这两所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大多是从陕西西安收容的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的流亡者。抗日战争结束后，国立第十中学迁往郑州。后因河南省缺乏适当的校址，将学生分散到其他国立学校。其他各学校的情况是：1941年，酒泉的中央政治学校肃州分校改为国立肃州师范学校。1944年由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创办的培黎工艺学校从陕西迁往甘肃山丹。1944年夏天，兰州西北戏剧学校成立，这是一所由戏剧演员组建的民办学校。到20世纪40年代前后，兰州有7所省立大中学校。
1940年前后，卓尼禅定寺创办了一所喇嘛半日学校，经费由教育部月拨百元，学生有18名，年龄在10岁以下，半日念经，半日读书。1945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为了使拉卜楞寺的喇嘛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一定的生产技能，为藏区服务，特在拉卜楞寺设立了“国立拉卜楞寺喇嘛职业学校”，由嘉木样活佛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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