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交易的基本形式

显而易见，经济体制的激励、配置、保险、约束四项功能不是相互分离的，也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似乎可以肯定，诸项体制功能间的关联方式是相当复杂的，而且有进一步复杂化的趋势。理解和描述诸项体制功能间的联系，将构成经济体制效率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下面我们给出的体制功能分析纲要图，就体现了从一个方面对体制功能关联方式的理解。

图1.1　经济体制功能纲要图

假定经济活动当事者（个人或组织）从事某项交易活动。M表示激励功能；A1至A4分别表示四个可供选择的机会，它们体现了配置功能；S、C分别表示保险和约束功能；R和O分别表示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

1.M提供一定的激励功能使经济活动当事者开始进行交易活动。

2.在A1A2点上，经济活动当事者面临着去A1或A2方向的选择。A2方向上的R、O等于零，A1方向上的R、O则大于零。经济活动当事者根据A1、A2配置收益的比较作出决策。

3.如果A1方向上的配置收益较大，经济活动当事者选择了A1方向，那么在A1A3点上，又要面临去A1或A3的选择。在A3方向上，S、C均不存在。

4.如经济活动当事者认为有必要回避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而继续选择A1方向，那么在A1A4点上，还要面临去A1或A4方向的选择。在A4方向，存在S，但不存在C；在A1方向，S、C均存在。这时不论选择哪个方向，整个交易过程就要结束了。

体制功能纲要分析图对理解体制功能间的联系提供了若干重要认识。

第一，体制功能的分布形态类似于生物“进化树”中的分枝图。这不应被看成是偶然的。从功能角度观察的体制组织运行过程，从长期看与体制组织的演化过程是相当接近的，正是因为经济活动对经济体制不断提出的功能要求才推动了经济体制组织的创新和发展，而一个体制组织通常要经过多次选择后才能达到成熟。

第二，围绕着一项交易活动而形成的体制组织在逻辑上可分为若干个“零件”，某些“零件”主要发挥某种特定功能，另外一些“零件”则兼有多种功能。因此，在考察体制功能时，首先需要对这些具有不同功能的“零件”加以辨析。

第三，诸项体制功能大体上以如下方式关联：（1）激励功能既是一个初始条件，又是全部体制功能的基础。缺少激励功能，交易活动就不会实际发生。激励功能较弱，其他功能也将随之下降。（2）配置功能体现于对交易对象和方式的选择过程之中。（3）保险功能和约束功能只能与存在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场合相联系，虽然并不是这样的场合都具备这两种功能。（4）某些体制功能之间具有补充关系，如约束功能可以说是对激励功能的补充，而激励功能的增强则促进其他功能的增强。（5）另一些体制功能之间则是互为消长的关系，如资源配置范围的扩大意味着配置功能的加强，但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也可能随资源配置范围的扩大而增加，使原有的保险功能和约束功能相对变弱。

第四，围绕某种交易活动而形成的体制组织在动态调整过程中总是趋于功能均衡状态的。反之，当体制组织由于某一种或某几种功能缺陷而处于功能不均衡状态时，体制组织的创新、变革或改进必然要发生^[18]。

第五，随着交易活动所依赖的环境条件的复杂化，体制组织也趋于复杂，体制功能之间的关联方式也将更加多样化。人们可以依据体制功能结构的特征，推测交易所处的环境条件特征。例如，保险功能强可能意味着交易处在高度不确定和复杂的环境之中；约束功能强可能是由于交易具有资产专用性强、信息不对称等特征。

以上认识对理解体制功能间的关系以及体制的形成、运转和演变非常重要。对此，我们以后还要进一步展开讨论。

【注释】

[1]参见赫伯特·西蒙：《企业组织的理性决策》，载《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2]这与完全理性假设是一致的。既然决策者的理性是无限的，能够洞察一切，寻找备选方案也就不会产生费用。

[3]赫伯特·西蒙：《企业组织的理性决策》，载《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4]参见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5]参见罗伯特·E.霍尔，约翰·B.泰勒：《宏观经济学——理论、运行和政策》，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页。

[6]参见陈长源等主编：《当代外国著名经济学家（续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9—100页。

[7]这里主要讨论了需求偏好问题。人的偏好是一个很“泛”的概念，例如偏好亦可以表现在生产和交易过程中。对偏好进行更广泛的探讨当然是必要的。不过，人们在需求方面显示出来的偏好特性，大都适合于对其他方面偏好的解释。

[8]参见西蒙为《社会科学辞典》撰写的条目，载《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9]同上，第100—132页。

[10]参见O.E.Williamson，1975，Markets and Hierarchies：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New York：The Free Press：21—23。

[11]参见肯尼思·阿罗：《保险、风险和资源配置》，载《信息经济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88—89页。

[12]“小数目”交易概念是威廉姆森在其1975年的著作《市场与等级组织》中使用的。他在1985年的著作《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中，则借助资产专用性的概念而不是“小数目”交易的概念进行含义大体相同的经济分析。资产专用性概念在本书中将得到较多使用。

[13]参见O.E.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经济学讲座》，《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87年第50期。

[14]参见乔治·J.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8—68页。

[15]具体证明过程可参见詹姆斯·M.亨德森、里查德·E.匡特：《中级微观经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66—368页。

[16]参见肯尼思·阿罗：《保险、风险和资源配置》，载《信息经济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

[17]康芒斯首先使用了这样一组概念。

[18]对体制均衡和非均衡问题将在第7章作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