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流派溯洄论

（1981年1月）

一、中医学与中国古代文化

要讨论中医学学术流派的变迁沿革，首先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创造和发展有所了解，是很有这个必要的。

中国文化的起源，就地下发掘说来，可以上溯到几十万年。就文献记载说来，一般从夏商说起，也就是从私有财产制度开始确立的时候说起。不过夏商二代，可信的史料不多，只有到东周社会由于兼并战争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即宗族制度逐渐受到破坏，家族制度逐渐在兴起，在兴起的新的经济基础上，反映出了相当丰富的创造性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到了东周后半期，重要学派如法家、兵家、儒家、墨家都已经创始了。尤其孔子是鲁国曲阜人，先世是宋国贵族，宋是商朝的后代，鲁是周公的旧封。春秋时列国都到宋鲁“观礼”，因为它们是保存商周文化最多的旧国。孔子之所以能创立儒家学派，是和他的这一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孔子死后，据《韩非子·显学篇》说，儒家又分八个流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就以儒学一家而言，其流派之盛行，可以想见。

略后于儒家的是黄老学派，汉时学者称为道家。道家的名称虽晚于儒，但其学术思想却很有渊源，相传是祖述黄帝老子的黄老之学，在战国时很受到齐国的重视。从齐桓公设置稷下之学，容纳上千数的人，其中学术流派最复杂，但绝对多数都是道家。稷下，是指稷门之下，也就是齐国国都的西门。齐桓公在城西门外设立一所相当于现在研究院性质的学宫，这就是“稷下之学”。

郭沫若《十批判书》对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名的稷下学士的派别，孟荀是儒家，驺衍、驺奭是阴阳家，田骈、慎到、环渊、接子，还有宋鈃、尹文，都是道家，淳于髡‘其学无所主’，是一位无所谓派。此外有确实可考的如公孙龙是倡导‘白马非马’的人，田巴、服徂丘，议稷下，离坚白，合同异，当然都是名家者流。派别可以说是很复杂，或者也就是很自由，然而这里面没有墨家，而道家是占最大多数的。”

正因为“稷下之学”的流派中，道家占最大多数，所以其中又分做三派，即宋鈃尹文派、田骈慎到派、环渊老聃派。要之，中国文化的学术流派，始于春秋，而盛于战国，这是很明显的史实。所以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在叙述战国文化的一般状况时说：“古来文化积累至战国，经诸子百家著书立说，作成类似总结性的记录。儒、墨、道三大学派主要是论述社会方面的知识，三大学派以外，诸子百家中还记载不少关于自然的、社会的知识，这些知识，或有书流传，或仅存书名，或偶见征引，虽然残缺不全，一般文化状况大体可以推见。”

作者在这里并列举了天文历算学、地理学、医学、农学、制器技术、军事学、艺术等科学在战国时期所取得不同的成就。特别是医学，远在上古有苗父，春秋时有医和、医缓，战国时又出现扁鹊等著名医生，其于医学的成就，可以想见。因而我便推论，班固所撰《汉书·艺文志》著录方技36家，868卷。计有医经7家，216卷；经方11家，274卷；房中8家，186卷；神仙10家，250卷。汉以前有关医学的著作如此其丰富，即以此36家而谓为36个流派，亦未尝不可。

例如1975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与《灵枢》的十二经脉，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流派。大凡一门科学的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必然要产生多种认识的方法，以致发展成不同的流派，可以说所有学术文化的进展都是如此，因此医学亦毫不例外。所以《汉书·艺文志》所载，同一《内经》与《外经》，却有黄帝、扁鹊、白氏三家的派别。不过与社会科学诸家相比较，儒、墨、道的理论都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制度，甚至有的时候还居于统治地位，所以它们的流派争鸣，为人人所关心，正如孟子所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而属于自然科学的医学，在长时期封建社会中，被认为方技末流，故虽有流派，远不如儒、墨、道诸家之显而已。武进谢利恒氏著《中国医学源流论》，于中医学的变迁有云：“吾国医学之兴，遐哉尚矣。《曲礼》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孔疏引旧说云：‘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诀，又云天子脉诀。’此盖中国医学最古之派别也。其书之传于后世者，若《灵枢经》，则黄帝针灸一派也；若《本经》，则神农本草一派也；若《难经》，则素女脉诀一派也。其笔之于书，盖亦在周秦之际，皆专门学者所为也。针灸之有黄帝，本草之有神农，脉诀之有素女，犹之仲尼所祖述之尧舜，宪章之文武也，其笔之于书主人，则祖述宪章之仲尼也。其传承派别可以推见者，华元化为黄帝针灸一派，张仲景为神农本草一派，秦越人为素女脉诀一派。仲景之师，元化之弟子，皆著见于载籍。《史记·扁鹊列传》载其所治诸人，多非同时，或疑史公好奇，不衷于实。不知扁鹊二字，乃治此一派医学者之通称，秦越人则其中之一人耳。此其各有师承，犹两汉之经师也。特医学之显，不及儒术，故其传授世次，不可得而考耳。其中绝不知何时，然亦必当汉魏之际。故后此治医学者，若皇甫士安，若陶宏景，皆无复口说可承，而徒求之于简编也。其搜讨掇拾之功最巨者，于隋则有巢元方，于唐则有孙思邈、王焘，此医家义疏之学也。北宋以后，新说渐兴，至金元而大盛，张、刘、朱、李之各创一说，竟排古方，犹儒家之有程、朱、陆、王，异于汉而又自相岐也。至明末而复古之风渐启，清代医家多承之，则犹儒家之有汉学矣。”

谢氏之论，说明了五个问题。据《曲礼》孔颖达疏所云，中医学很早就分成黄帝针灸、神农本草、素女脉诀三个流派发展着，此其一。中医学的传承授受，周秦迄两汉之际，尚有可推见者，此其二。魏晋以来，医家的传受世次虽然中绝，但于医籍简编的缀辑仍大有人在，使中医学得以延续发展，此其三。北宋以至金元，学派争鸣的局面又出观了，且多新说的创见，此其四。明清以降，受到汉学家的影响，多用其法以治医学，对中医传统理论的深入探讨，亦甚有建树，此其五。这就充分说明中医学的发展，向来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随着社会的变革，整个文化的进步而推进的。所以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蠭起，儒家、墨家、道家、名家、法家、兵家、农家、杂家、阴阳家等各个学术流派，各自立说争鸣，竟汇成丰富多采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医家当然亦是组成这股文化洪流的分支，而且是较重要的一个支流。于此说明中医学之所以能在较早时期就蔚成学术流派，并不是不可理解的事，而是医学科学发展的必然过程。

二、中医学的传承方式

或谓凡一学之成立，都各有其内在的联系，否则，便无学派之可言。此说诚是也，所谓内在联系，不外两端：一者，师门授受，或亲炙，或私淑，各承其说而光大之；一者，学术见解各有发挥，各立一帜而张其说，以影响于人。斯二者，中医学于春秋战国之际，均已客观存在。虽然文献无多，仍有足以征验的史实。先就师承授受而言，《素问》一再强调，“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金匮真言论》）；“愿闻要道，以属子孙，传之后世”（《三部九候论》）；“受师不卒，使术不明”（《方盛衰论》）。说明古人对医学的学习，是强调师承关系的。《史记·扁鹊传》略谓：“扁鹊者，勃海郡郑（当作鄚）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时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予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癥结，特以诊脉为名耳。”

是扁鹊的医术授自长桑君，而扁鹊的学生有子阳和子豹，均见于《史传》中。据《说苑》的记载，还有子容、子明、子越、子游、阳仪诸人，都是扁鹊的弟子。在这弟子行中，有的长于针刺，有的善于灸艾，有的擅治方药，有的精于按，既各有所长，必各有嗣其所学者，这是可以理解的。

《史传》还说：“太仓公者，齐太仓长，临淄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医方术，高后八年，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余，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受之三年，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

传中同时还提到，阳庆曾给淳于意以《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等禁书，也就是秘而不传的医籍。淳于意在未师事阳庆前，曾先学习于公孙光，而且是由公孙光的先容，才认识阳庆而师事之的。淳于意的学生，先后有宋邑、高期、王禹、冯信、杜信、唐安等。《后汉书·方术传》谓广汉人郭玉，学“方诊六征”之技于程高，高受针经诊脉法于涪翁。《襄阳府志》及《古今医统》则谓张仲景学医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仲景弟子杜度、识见宏敏，名著当时。又卫沈有才识，疏撰《四逆三部厥经》、《妇人胎藏经》、《小儿颅囟经》行世。《后汉春》则谓华佗弟子有吴普，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又有樊阿，善针术。《古今医统》谓李当之亦为华佗弟子。

特别值得一提地是，唐·王勃曾序《难经》云：“《黄帝八十一难经》是医经之秘录也。昔者岐伯以授黄帝，黄帝历九师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汤，汤历六师以授太公，太公授文王，文王历九师以授医和，医和历六师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章句，历九师以授华佗，华佗历六师以授黄公，黄公以授曹夫子。夫子讳元，字真道，自云京兆人也。盖受黄公之术，洞明医道，至能遥望气色，彻视腑脏，洗肠刳胸之术，往往行焉，浮沉人间，莫有知者。”姑无论其所述师承授受的真实性如何，王氏为初唐四杰，著名的文学家之一，不可能毫无根据地信口开河。而且这篇序文，在宋人李昉等编的《文苑英华》，王应麟撰的《汉艺文志考证》，都曾著录。并据《宋志》，王勃还撰有《医语纂要》一卷，说明王子安对于医学也是有研究的，更不会作无稽之谈。最低限度从这篇序文里，可以看出中医学的师门传授，从远古以至于李唐，迄未衰替，这一点是可信而不疑的。

三、中医学的学术争鸣

至于中医学的学术争鸣，也和儒、墨、道诸家的流派一样，亦各张其说，而大放厥词。所以往往见到同一书中，同一名称，却具有不同的含义，或者竟作出不同的解释。例如同样见于《内经》中的三阴三阳名义，而所指竟各不相同。周学海《读医随笔》云：“以人身前后两侧之表里分三阴三阳者，是固常说，熟于人口者也。又有以人身之形层分三阴三阳者，又有以人之身形分三阳者，三焦分三阴者。且也，少阳为一阳、厥阴为一阴；阳明为二阳，少阴为二阴；太阳为三阳，太阴为三阴。三阳为极表，一阴为极里，数由一而至三，即由里而达表也。而脉象之三阴三阳，其表里名义，则又不同。《素问》曰：‘鼓一阳曰钩，鼓一阴曰毛。’夫钩毛皆浮之象也，而曰一阴一阳，是以一为极外也。鼓者，谓脉之来而应指也。其脉来见于浮分，而其气属阳者，钩之脉也；脉来见于浮分，而其气属阴者，毛之脉也。气属阳者，来盛去衰也；气属阴者，来衰去盛，所谓‘秋日下肤，蛰虫将去’也。由此推之，脉见于中分，其来盛者，谓之二阳；其去盛者，谓之二阴可知矣。脉见于沉分，其来盛者，谓之三阳；其去盛者，谓之三阴可知矣。明于斯义，则知‘一阳结谓之隔’，决非手足少阳矣；‘二阳结谓之消’，决非手足阳明也；‘三阴三阳结谓之喉痹’，决非太阴太阳也。”

《素问》的七篇大论中，还有五运的三阴三阳，六气的三阴三阳。为什么三阴三阳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呢？此无它，《内经》本非一人所作，而是综合多数医家的产物，宜其百家争鸣，不一其说矣。

又如：《难经·三十六难》云：“脏各有一耳，独肾有两者何也？然。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故知肾有一也。”这以右肾为命门之说，便与《内经》大相径庭。《内经》言命门之处凡三，二见于《灵枢》，—见于《素问》。《灵枢·根结篇》云：“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又《灵枢·卫气篇》云：“足太阳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标在两络命门，命门者，目也。”以上是见于《灵枢经》的两说。又《素问·阴阳离合论》云：“太阳根起于至阴，结于命门，名曰阴中之阳。”（王冰注云：“命门者，藏精光照之所，则两目也。”）可见《内经》三处所言命门，都是指两目而言，非指右肾，则右肾为命门之说，是越人另有师承矣。

又《难经·三十七难》云：“邪在六腑，则阳脉不和，阳脉不和，则气留之，气留之，则阳脉盛矣。邪在五脏，则阴脉不和，阴脉不和，则血留之，血留之，则阴脉盛矣。阴气太盛，则阳气不得相营也，故曰格。阳气太盛，则阴气不得相营也，故曰关。阴阳俱盛，不得相营也，故曰关格。关格者，不得尽其命而死矣。”关格之说，本出于《灵枢·脉度篇》，只是格与关互为倒易。《脉度篇》云：“阴气太盛，则阳气不能荣也，故曰关。阳气太盛，则阴气弗能荣也，故曰格。”《素问·六节藏象论》亦说：“人迎……四盛以上为格阳，寸口……四盛以上为关阴。”《灵枢·终始篇》和《禁服篇》与《素问》同样叫做格阳关阴，未曾有阴盛为格，阳盛为关之说。是关格之义，越人亦另有师承矣。

又《难经·二十五难》云：“心主与三焦为表里，俱有名而无形。”但《灵枢·本输》云：“三焦者，中渎之腑，水道出焉。”又《灵枢·本藏》云：“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踈腠理者，三焦膀胱缓；皮急而无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结也。”三焦既称做“中渎之府”，水所从出之道，而本身组织又有厚、薄、缓、急、直、结的区分，则三焦明明为有形之物无疑。而越人却谓为“有名无形”，是其又别有师承矣。

看来，秦越人与《灵枢》《素问》之说多有所异者，正由其学术观点之各有别耳。徐大椿叙《难经经释》有云：“自古言医者，皆祖《内经》，而《内经》之学，自汉而分。仓公氏以诊胜，仲景以方胜，华佗氏以针灸杂法胜，虽皆不离乎《内经》，而师承各别。逮晋唐以后，则支流愈分，徒讲乎医之术，而不讲乎医之道，则去圣远矣。惟《难经》则悉本《内经》之语，而敷畅其义，圣学之传，惟此为得其宗。然窃有疑焉。其说有即以经文为释者，有悖经文而为释者，有颠倒经文以为释者。夫苟如他书之别有师承，则人自立说，源流莫考，即使与古圣之说大悖，亦无从而正其是非。若即本《内经》之文以释《内经》，则《内经》具在也，以经证经，而是非显然矣。然此书之垂已二千余年，注者不下数十家，皆不敢有异议。其间有大可疑者，且多曲为解释，并他书之是者反疑之，是岂前人皆无识乎？殆非也。盖经学之不讲久矣，惟知溯流以寻源，源不得，则中道而止，未尝从源以及流也。故以《难经》视《难经》，则《难经》自无可议，以《内经》之义疏视《难经》，则《难经》正多疵也。余始也，盖尝崇信而佩习之，习之久而渐疑其或非，更习之久而信己之必是。非信己之，信乎《难经》之必不可违乎《内经》也。于是本其发难之情，先为申述《内经》本意，索其条理，随文诠释；既乃别其异同，辨其是否，其间有殊法异义，其说不本于《内经》，而与《内经》相发明者，此则别有师承，又不得执《内经》而议其可否。”

徐大椿这番议论，旨在尊《内经》而抑《难经》，甚至提出“信乎《难经》必不可违乎《内经》”之说，这样尊古而贱今的观点，是不足为训的。但他最后说到“其说不本子《内经》，而与《内经》相发明者，此则别有师承，不得执《内经》而议其可否”。这一点还是正确的。正因为秦越人别有师承，所以他“有悖经文而为释者，有颠倒经文以为释者”，这正是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并不是什么“颠倒经文”或“悖经文”的问题。说明秦越人在当时在某些医学问题上，确是一位与《内经》具有不同见解，而另立一个学派的大医学家。

四、中医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以上从师承授受和学术争鸣两个方面，说明远在秦汉以前医学流派随着学术文化的发展而存在，这是客观的史实，只是我们能不能认识的问题。但是，却有人认为医学流派是滥觞于金元诸医学家的。他们所持的理由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曾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殊不知门户与学派是两个不同的含义，不能混为一谈。门户究竟应作如何解释？在《四库提要·凡例》中颇有较明确的解答，它说：“汉唐儒者，谨守师说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说经、讲学、论文，皆各立门户。大抵数名人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嚣然助之。朋党一分，千秋吴越，渐流渐远，并其本师之宗旨亦失其传，而雠隙相寻，操戈不已，名为争是非，而实则争胜负也。人心世道之害，莫甚于斯。”又第九十一卷《小序》说：“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别而朋党起，思仇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又《儒家总论》说：“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附草木，不无门户之私，而数大儒明道之言，炳然具在。”像这样“思仇报复，操戈不已”的门户之争，“明为争是非，实则争胜负”，所以把它列入朋党一类，“门户别而朋党起”，这哪里还有一点学术流派，百家争鸣的气氛呢？所谓朋党，《晋书·诜传》云：“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罔，诬罔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

可见《四库提要》混学派门户为一谈，以金元诸医家的学术争鸣，认为是门户主分，是不恰当的。如果我们又把门户理解为学术流派，尤为极大的错误。学派争鸣，足以昌明学术，使之向前发展，春秋战国，诸子蠭起，蔚成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医学奠定理论基础的时期，这就是历史的见证。门户之争，只是“附上罔下，臧否失实”，学术界有此，适足以淆乱视听。所以张文襄的《輶轩语》，有“为学忌分门户”之戒。假使我们自以医学流派为门户，以学术的争鸣为门户之见，可谓不智之甚。

总而言之，中医学学术流派的发展，是与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以俱兴的，应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而不能断自金元。谢利恒氏以黄帝针灸、神农本草、素女脉诀，为中国医学最古之派别，是很有见地的。

行文至此，适送来日本山田庆儿发表于《思想》杂志的“黄帝内经的形成”译文，他在解释《汉书·艺文志》医经家说：黄帝、扁鹊、白氏这三家之名，看作是把他们尊奉为鼻祖的学派的名称；西汉有过各种医学学派，它们曾经分为三大系统，这就是目前的假设；我认为《黄帝内经》可以说是黄帝学派的论文总汇编，黄帝学派具有长期的历史，而且在这个学派中间，形成过几个小学派。我基本同意山田庆儿的看法，故录之以殿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