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文艺流派

第一节　翻译的文艺流派

语言学成为一门现代意义的语言科学是19世纪后半叶才开始的，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人们就开始研究语言了。在这两千多年间研究语言的学问就是语文学。传统的语文学主要是对古书做校勘工作，通过语言去研究古代的文化艺术、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等，不涉及语言内部的层次结构、语言作为交际和思维工具的社会功能以及语言本身的变化和历史发展等重要课题。语文学家们对语言的研究多是主观的规定和臆测多于客观的描述和检验，他们往往只是限于解释古代的书面语，以经典文献为依据制定刻板、教条的规范语法。

翻译的语文学理论就是语言学前时期，以语文学家为基础的理论。这是一批哲学家、语文学家、作家和诗人对翻译所持的观点。他们只对如何翻译经典文献和作品感兴趣，大部分精力都集中讨论译文内容的选择和组织以及修辞手段，重点是解决两对矛盾：1. 直译与意译的矛盾；2. 翻译的绝对必要性与其内在的不可能性的矛盾。谭载喜先生较全面客观的论述了西方翻译史上两条翻译传统及译文主张。一条是古代的奥古斯丁延伸到20世纪的结构语言学翻译理论线；另一条从泰伦斯等古代戏剧翻译家一直延伸到现代翻译理论家（如捷克的列维、苏联的加切奇拉泽、英国的斯坦纳等）的文艺翻译线，“按照这条线，翻译是一种文学艺术，翻译的重点是进行在创造”，这条线的理论家们“除了不断讨论直译与意译、死译与活译等利弊外，对翻译的目的与效果也进行了分析”，他们还“强调尊重译语文化，讲究译文的风格和文学性，要求译者具有天赋的文学才华”。（谭载喜，1991：9）他同时指出，这是一条最古老的线。

由于时间和地域的不同，翻译的文艺学派在译论观点上也存在着差异。但是最具有广泛影响的是20世纪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观点。我们将在下面进行重点介绍。

二十世纪是世界各国翻译活动、翻译事业空前活跃、空前繁荣的世纪，也因此被称为“翻译的世纪”。而西方翻译学的文艺学理论的发展其实也是从二十世纪后半叶才开始的。

这一时期，西方在文学翻译理论探索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英国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西奥多·萨瓦里。其翻译理论主要体现在《翻译的艺术》一书中。他明确指出，翻译是一门艺术。他把文学翻译比作绘画，把科技翻译比作摄影。萨瓦里把翻译分为四类：完美翻译（perfect translation）、等值翻译（adequate translation）、综合翻译（composite translation）和科技翻译（translation of learned,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practical matter）。

二十世纪被称为“翻译的世纪”，首先是语言学派大发展的时期，文学派也在发展，只是声势和影响不及语言学那么巨大。西方各国翻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文学翻译迅速发展，而且翻译内容开始从希腊罗马的古代经典作品转向现当代作家作品。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文学翻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的另一标志是当代西方译学界名副其实的文艺学派的诞生和发展。这些来自不同国度的学者形成了比较完整而且比较独特的翻译研究理论。他们的研究不仅对西方译学界，而且对整个国际译学界，具有革命性的划时代意义。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文学翻译作出了各自不同的描述和诠释，现将其研究中的共同点归纳如下：他们都把文学理解成为一个综合体，一个动态的体系；他们都认为，翻译研究的理论模式与具体的翻译研究应互相借鉴；他们对文学翻译的研究都属于描述性的，重点放在翻译的结果、功能和体系；他们都对制约和决定翻译成果和翻译接受的因素、对翻译和各种译本类型指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民族或国别文学内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译对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感兴趣。

意大利美学家、文学评论家克罗齐在《美学原理》对翻译问题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见解，值得一提。完全相等于原作表达方式的翻译不可能存在，翻译必须靠再创造。文学翻译不可过分自由，专业翻译不可过分拘谨，可见他是从美学的角度谈翻译的。

西方译学研究有一种实用主义的倾向，对专业文献的翻译甚至口译，似乎倾注了更多关注，对文学翻译的重视远不如苏联、中国，甚至一些东欧国家。西奥多·萨瓦里的翻译理论主要在《翻译的艺术》，这被誉为“英语中论述翻译的最佳之作”。他指出，翻译是一门艺术。他把文学翻译比作绘画，把科技翻译比作摄影。将翻译分为完美翻译、等值翻译、综合翻译、科技翻译四种。完美的翻译即纯粹传递信息的翻译，等值翻译是不拘形式，只管内容的翻译，科技翻译的特点与等值翻译有相似之处，因为在科技翻译中，内容的重要性远超过语言表达形式的重要性。他归纳了翻译实践，提出了十二条：

1. 翻译必须译出原作的文字；

2. 翻译必须译出原作的意思；萨瓦里反对那种字字逐译的方法，主张紧扣原文的忠实的直译。

3. 译作必须译得读起来像原作；

4. 译作必须译得读起来像译作；译文首先要符合自己的表达习惯，继续保存原作的风格。

5. 译作必须反映原作的风格；

6. 译作必须反映译者的风格；风格即受作者个性的影响，也受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影响，译者在选词方面应当自我克制，尽量翻译作者风格。

7. 译作必须译得像原作同时代的作品一样；

8. 译作应该译成与译者同时代的作品一样；基本上应该用译者所生活时代的语言来翻译，为了特殊的翻译例外。

9. 翻译可以对原作进行增减；

10. 翻译不可以对原作进行增减；以诗译诗的主张，赞成原文押韵的诗也最好译过来押韵。

11. 诗必须译成散文；

12. 诗必须译成诗。不赞成因韵损文，而对原诗任意增减更改，必要时可以译成现代的散文诗或诗的散文。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前苏联的文学翻译得到发展的同时，翻译研究也得到长足的进展。其最大特点就是一开始就和文学翻译紧密联系在一起，但这时还是注重翻译作品的艺术性。文艺学派开始于当时的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为蒂尼亚诺夫，他在《论文学的演变》提及了文学作品中各个成分相互间按一定关系而组成一个体系，每一个成分都有一定的结构功能，这种功能既与该成分的关系有关，又与整个体系有关。他认为，在文学翻译中存在着形式与功能背离现象。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前苏联的译坛活跃的年代，出现了一批翻译理论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翻译的种种问题作了深入探讨。芬克尔代表性论著《翻译理论问题刍议》中，联系哲学上的不可知论去驳斥翻译研究中的不可译论。费道罗夫的《论文学翻译》论证了可译性原则。A·斯米尔诺夫在《文学翻译的方法》从文学翻译的角度首次提出“等同翻译”的概念。他认为翻译过程有时需要牺牲，舍弃原文中的次要因素。

柴可夫斯基的《崇高的艺术》一书被视为前苏联译坛文艺学派的代表作之一，此书立足于大量丰富的翻译实践，探讨了使翻译作品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的途径。该书所谈问题都很实际。伊凡·卡什金从文艺学角度研究翻译问题，被誉为“代表俄国翻译史上整整一个时代”的理论家，1936年他提出了“现实主义翻译”的理论，论证了小说的译者本质上应当是作家。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对翻译文学有所理论贡献的还有日尔蒙斯金。他在1937年出版了巨作《俄罗斯文学中的歌德》中，不仅全面考察了德国文学巨匠歌德在俄国评介、流传与影响，而且就文学翻译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是世界上最早把翻译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文学术语提出并加以界定的学者之一。

前苏联翻译理论的文艺学派从三个方面对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就翻译理论的性质来说，他们认为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形式之一，属于美学范畴；对于翻译的原则或标准来说，翻译要寻求的是艺术上的对应，语言上的对应必须服从于艺术上的对应；在翻译的首要因素问题上，都同意翻译单位是翻译的首要因素，首要因素是印象、是感情、是形象。

前苏联杰出翻译理论家加切奇拉泽在他的三部专著《文艺翻译理论问题》、《文艺翻译理论研究》、《文艺翻译与文学交流》中，提出自己的核心观点是，文艺翻译必须运用现实主义的方法。他继承了卡什金的观点，以列宁的反映论为基础，提出只有现实主义翻译理论，才能正确地解决翻译中的各种问题。他认为，现实主义翻译是指译者根据现实主义的艺术规律，忠实地反映原作的艺术现实。翻译是原著艺术现实的反映过程，反映的是原著在内容和形式上统一。这是文艺翻译的辩证法。

在一般翻译理论方面，前苏联翻译研究文艺学派还有以下特点：

1. 他们明确地把他们的研究与语言学派的研究区别了开来，强调文艺翻译研究的独特性。

2. 前苏联文艺学派在构筑他们的翻译理论时颇多依赖哲学上的认知论，特别是列宁的反映论。

3. 前苏联文艺学派明确地把他们的研究纳入文艺学的 研究范畴，他们的研究明显地具有文学研究的性质。

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主要是一批哲学家、语文学家、作家和诗人等对翻译的一些观点。他们对文学翻译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他们关注的是译本，强调的是翻译的创造性，对直译与意译、死译与活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一般只关心译文的文学性和翻译的遣词造句等问题，对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等问题发表了诸多见解。同时还讨论了翻译的目的和效果等问题。他们对翻译问题的见解开创了翻译研究的先河，为其他翻译流派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