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是点亮欧洲思想天空的人文火种，而翻译正是传播这一火种的载体与工具，正像人类其他任何历史阶段一样，翻译对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进化的推动有着莫大的意义。
14世纪始于意大利的欧洲文艺复兴是一场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科学、艺术和文学等古典文化的复兴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文化上的大变革，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5]。
以传播人文主义思想、反对基督教禁欲主义、主张人性解放为目的文艺复兴在欧洲持续到16世纪，而翻译正是推动这次复兴浪潮的最重要工具，翻译对象主要是古典作品和宗教作品，翻译内容涉及历史、哲学、宗教、诗歌、医学、农学、数学、占星术等，在翻译方法上也用意译取代了用于《圣经》的译法——逐字对译。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之花首先萌芽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复兴古典文化、移植古代思想、释放人性压抑、崛起民族意识是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主要表现形式。这期间，空前规模的翻译活动推动了民族语言的觉醒，被公认为是“典雅”和“崇高”的学术语言的古拉丁语被意大利俗语（即以佛罗伦萨方言为基础的意大利语）所替代。同时，对《圣经》的翻译和解释有了新的态度和方法。但丁和布鲁尼成为新翻译方法的代表。
但丁（Dante，1265—1321），文学家、诗人，以《神曲》而闻名世界，反对封建宿命，宣扬个性自由。他标志着封建中世纪的终结和近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也是近代第一位诗人。他在《论俗语》和《飨宴》中阐述过他的翻译思想：“任何富于乐感、和谐的作品都不可能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不被破坏其全部优美的和谐感。”[6]他提出的文学“不可译”观点开启了西方“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的论争。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69—1444）精通希腊、拉丁语，曾任教皇身边秘书和佛罗伦萨的执政官，著有《佛罗伦萨史》（History of Florence），有重要史学意义。他译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塔西陀等古希腊和古罗马学者的作品，也译有意大利文学家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的名人传记。他采用灵活的意译，认为与语言文字的特征相比，更“要把握原文的韵律和节奏，尤其是原作特有的风格”[7]。可以说，翻译家在传送文本的思想与精髓的同时，对翻译本身也有很大的建树，翻译的意义不仅在于人类文化与思想的通联和共生，也在于翻译思想与方法的发展和茁壮。
在法国也是如此。法国学者此时的翻译重心已从宗教经典转向古典文学作品，复古之风盛行，古典作品、古代作家备受推崇；同时，也翻译阿拉伯的医学、天文和算术等自然科学作品，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提到了新的高度。这一时期法国知名的翻译家艾蒂安·多雷（Etienne Dolet，1509—1546）是法国里昂的语言学家、古典研究学者、印刷商。他曾多次卷入政治、学术争论之中，撰写、翻译、出版了许多哲学、语言、历史著作。他的翻译选材很广泛，提出了“翻译五原则”，在西方翻译史上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还被冠以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殉道者”，这是因为他发表人文主义新思想而被认为是亵渎了灵魂不朽的宗教信念，最后被以异教徒罪名绞死，他的尸体和部分译作被一起焚烧。雅克·阿米欧（Jacques Amyot，1513—1593）是这一时期另一位著名翻译家，是法国布尔日大学教授，当过王室的家庭教师，任过主教，翻译的成就主要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学名著，且译法大胆，敢“试与原作比美”，译有西库鲁的七卷《历史丛书》、普鲁塔克的《道德论文集》和朗戈斯的田园小说《达夫尼斯和赫洛亚》等。1542年，弗朗索瓦一世给他下达翻译任务，他选定了《希腊、罗马名人列传》（简称《名人传》），历时17年（1542—1559）才完成，获得了巨大成功。当时的法国作家蒙田评价说：“如果不是这本书把我们从泥潭里拔出来，我们这些无知的人就完了。”[8]
15至16世纪的德国以翻译拉丁语世俗古典作品和宗教作品为主，但随着民族语言意识的增强与民族情绪的高涨，人们不再热衷效法拉丁语，而是大力使用德语的习惯表达法，为完善通俗、明了、能为大众接受的现代德语的形成走出了关键一步。这一时期的翻译成就以维勒和路德最为突出。维勒（Niklas von Wyle，1410—1478）是德国文艺复兴早期人文主义者、翻译家，是最早翻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作品的德国人，包括教皇庇护二世的宗教作品、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及薄伽丘的《十日谈》，他的翻译为德国引进了意大利文学的创作手法，进一步佐证了文学风格因翻译而共生与繁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是德国宗教改革领袖、翻译家，早年攻读神学，为大学神学博士，后担任解释《圣经》的教授。1522年，他从希腊语译出《新约》，1534年又从希伯来语译出《旧约》。翻译中，他吸收了德国一些方言的精华，创造了许多新的德语词汇，语言通俗、明了，使“德国农民和平民能够直接援引《圣经》中的语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辩护”，成为德语的典范，因而被誉为“第一部民众的《圣经》”[9]。路德版《圣经》给西方民族语言发展造成了巨大而直接的影响，标志着用民族语言进行翻译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外，路德还翻译了《伊索寓言》，文学价值极高。他的翻译观点也很明了，即用人民的语言、注重语法和意思的联系、集思广益等，还归纳了翻译“七原则”。
文艺复兴在英国起步稍晚，16世纪初开始迅速发展，到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1558—1603）达到鼎盛。这一时期的英国国力迅猛发展，政治、经济、学术等各个领域蒸蒸日上，也是翻译文化大跨越时期，翻译家们都抱着为国效劳的目的，通过翻译把古人的聪明才智介绍给英国。据统计，在伊丽莎白一世的前十年，英国翻译古典文学的数量是前50年的四倍[10]，极大地丰富了英语的表现力，孕育了莎士比亚、培根等世界文学巨匠。这一时期主要翻译大量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史学家、哲学家、戏剧家的经典著作，也翻译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文艺复兴期间的作品，出现了很多知名译者，包括伊丽莎白本人。这一时期的主要译作包括加文·道格拉斯（Gavin Douglas，1475—1522）16世纪初译的维吉尔史诗《伊里特》，约翰·奇克（John Cheke，1514—1557）译的希腊作品和《圣经》，尼古拉斯·尤德尔（Nicholas Udall，约1505—1556）1542年译的伊拉斯谟作品《箴言录》和他的拉丁语《圣经》，尼古拉斯·格里马尔德（Nicholas Grimald，1519—1562）译的西塞罗作品《论职责》等。但最著名的译作要属廷代尔1525年译的《圣经》、诺斯1579年译的《名人传》和荷兰德1600年译的《罗马史》等。
出生于荷兰的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约1466—1536）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著名人物，他反对经院神学，著有《论自由意志》（1524）。他译过一些古希腊文学作品，用拉丁文译出《新约》，形成了自己的翻译理论，既注重原作风格，也注重读者要求。
总之，文艺复兴释放了人之天性，激发了人们探索自然和精神世界的热情。通过大量翻译古代希腊和罗马文学、艺术等作品，复兴了欧洲古典文化，促进了各民族语言的成熟，为西方近代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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