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学说流派

二、货币学说流派

为加深对货币认识的印象，李达运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对货币金属学说、货币名目学说和货币数量学说进行分析和批判。指出货币无论行使价值尺度职能、流通手段职能或支付手段职能时，都是货币之观念的存在与物质的存在的统一，物理的性质与精神的性质的统一，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统一。“大体上说来，金属学说与名目学说，都是蜷伏于货币的物神性之前，拘泥于货币的现象，不知道从商品生产关系的分析去理解货币的本质，只知道把货币的某一种或两种的机能抬高到绝对的地位，而忽视货币的其他的各种机能，创造出片面性的货币理论⁽⁶³¹⁾”。这种弄不懂存在于货币身上的辩证法，只看现象，未抓住事物的本质，只注重货币之观念的存在，或者只注重货币之物质的存在，或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部分不见全体的货币理论。因而“正统派及其苗裔的经济学，完全不理解货币的两种存在形态的辩证法，不理解两者的相互联系以及由一方到他方的转变，因而创造了曲解现实、掩饰真相的种种货币学说。所谓货币金属学说、货币名目学说与货币数量学说，就是这类货币学说的代表⁽⁶³²⁾”。

在批判货币金属论时，他一起手就指出:“金属主义者跪拜于货币的物神性之前，飘浮于现象的表面，从货币材料的金银的自然性质，去说明货币的神秘的能力⁽⁶³³⁾。”他们从既成的货币出发，却不知道货币的起源和发展，把货币看成单纯的贵金属。他们由于不理解货币本质而发生既不理解货币经济的历史，也不理解商品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他们在商品之中只看到物与物或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不能看到人与人的关系。“把使用价值看做价值，把贵金属的特殊使用价值看做货币的价值，因而他们所说的价值尺度是指用货币的使用价值测量其他一切商品的使用价值⁽⁶³⁴⁾”。这种只是物与物的关系的揭示，是在批判金属论时李达超过中国同代学者的独具慧眼之处。李达讲，金属论起源于16及17世纪之时，在主张国家不干预货币问题上，可以认定它富有自由竞争的时代色彩，进到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就为另一种货币学说，即货币名目学说(或名目主义)所代替了。

关于货币名目论，李达讲:“这种学说的起源甚早，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早已建立起了‘货币是人人同意的结果’的命题。中世纪时代，有些法学家，早已应用‘货币单是符标，贵金属的价值完全是想象’的见解，拥护了全中世纪国王的铸币伪造权⁽⁶³⁵⁾。”若以此标准衡量，货币金属论当亦可上推到古代，惜未溯源，似有厚此薄彼之嫌。

李达对现代名目论的总体评价，是“现代的名目主义，不从国王的布告去说明货币，而是从货币之观念的存在形态去说明货币，并且它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最后阶段发生的。在这一点就存有它的进步性⁽⁶³⁶⁾”。他敏锐地指出现代名目论的代表人物“都是主观主义者。他们的名目主义，与心理的经济概念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或把货币解释为价值符标，或解释为观念的计算手段，或解释为票券的支付手段，而其共通之点，就是主张货币没有价值，它不是商品，而只是价值的象征或符号⁽⁶³⁷⁾”。从名目论的整个经济理论的唯心主义入手来剖析货币名目论的要害，是李达的过人之处。同样，李达还分析了名目论的背景。有社会的、经济的根据。第一，他们认定纸币是理解货币的关键，否认货币是商品，主张货币没有价值。第二，资本主义国内和国际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信用交易的无限制的发达，随着银行资本与银行业务的强有力成长，一般交易中的现金结账部分日见减少，而不用货币结账(当指现金结算，引者注)急速发达起来。大量的现实表象发生这样的意念，货币在其本质上只是抽象的计算单位，在这种单位上，商品的价格和劳动的价值都可以计算出来。第三，随着独占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贵金属也得由独占者给以独占价格。由于这种事实，名目主义就发生一种颠倒的现象，好像金银从货币得到价格。在剖析了名目论的内容之后，他概括出名目论的要点，有四:一是主张货币是人们的意志愿望及其所制定的法律的产物，决不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生的结果。二是真正的货币是纸币。三是货币没有价值，所以它不是商品，只是测定商品价格的计算单位。四是货币是国家及其法制的创造物，由法制给它以一定的名目价值。在联系现实的社会经济时，他把目光投向一次大战中和战后，名目主义者“肯定通货膨胀政策，并利用货币制度作为剥削劳苦群众的补助手段。由于通货膨胀而引起的物价的腾贵以及工资之相对的减低，在实际上即是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⁶³⁸⁾”。从而，货币名目论在理论上的缺陷，政治上的片面，阶级立场上的局限性，昭示无遗。

对于货币数量学说，李达用了较多的篇幅剖析了它的由来，并就现代货币数量学说展开评介。

首先，他归纳货币数量论的一般特征为:“货币没有内在的固有的价值。货币的价值是在流通中形成的。货币的购买力直接由货币的数量所左右。货币的购买力与货币的数量成反比例。……商品的数量和货币的回转速度如果不变，货币数量的变动对于价格直接引起比例的变动。……因此，货币的数量如果增加，货币的购买力就减少，而商品价格的水准就升高;货币的数量如果减少，货币的购买力就增加，而商品价格的水准就降低⁽⁶³⁹⁾。”因此，商品价格的水准或货币的价值，由货币数量来规定。

其次，他指出李嘉图之所以不能贯彻自己劳动价值论的命题，而转变到数量论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不理解货币的本质，即不理解劳动的二重性⁽⁶⁴⁰⁾”李嘉图所说的劳动只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而不是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在他的经济学中尚未有抽象劳动的范畴。他所注意的只是价值的量，而不是价值的质。即便是现代货币数量论，他们的错误思想，同样是一脉相承。

第三，在介绍费雪方程式以后，他指出货币数量理论上的基本谬误，在于“颠倒因果关系，把货币的数量看做原因，把货币购买力的低落及价格水准的昂腾看做结果⁽⁶⁴¹⁾。”

第四，货币数量论在纸币理解上的错误，在于“他们并不理解价值，不理解货币的本质”“所谓纸币价值由量所决定，并不是说单单纸币的量就能决定价值，而是意指着金银是第一义的、根本的东西;只有在纸币代表某种分量的金子时，纸币的数量才决定纸币的价值⁽⁶⁴²⁾”。

第五，面对现代恐慌，费雪、卡瑟尔和凯恩斯的认识和主张虽有不同，但他们都依据同样的原理，企图克服恐慌。他们都主张实行信用制度及货币制度的别的方案，如变更贴现率以统制信用、金融及价格运动，这些方法的客观效果，已被现实证明是失败的。因为银行仍在破产，金子仍由一国流入他国，物价仍然低落，足以说明“他们根本不能理解而且也不想理解恐慌的真正原因⁽⁶⁴³⁾”。

最后，李达总括出货币数量论与名目论的相似和不同之点，核心和本质主要特征。他以犀利的阶级分析目光，提示出数量论的本质特征和方法特征，“因为皮相的考察流通过程，所以把货币看成一定的东西，看做完成了的形态。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他们专从交换的见地观察一切现象。……由于这种见地，他们把货币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变动的根本原因，以为只要解决货币问题，便可以解决一切经济问题”。“这种方法的特征，是反历史主义的。……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做合乎理想的永久的东西⁽⁶⁴⁴⁾”。“数量学说之社会的阶级的使命，就是拥护资本主义的秩序，企图由通货管理去厉行全部资本主义的经济统制，以期免除恐慌或缓和恐慌、减轻恐慌。这种主张，在另一面，是维持资本主义的利润，提高对于剩余劳动的剥削⁽⁶⁴⁵⁾”。在旧中国，这是教育人民大众，使之觉悟的强大的理论武器。在今天，仍不失为观察和分析货币问题的锐利的理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