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看看南昌二中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南昌二中的前身是1902年开办的洪都中学堂。1914年江西在全省建立8所公立中学，南昌有2所：原来的赣省学校改为省立一中，原来的洪都中学改为省立二中。[7]南昌二中校长从建校到1927年一直由江西著名教育家熊育钖担任。熊育钖家族是南昌月池村的望族世家，早在1901年就开办了私立心远英文学塾，后来改名为心远中学堂，这是中国最早开办的现代学校之一。熊育钖一身兼任南昌二中、心远中学两校校长。熊育钖早年拜萍乡名儒贺国昌为师，后又拜当世思想大家严复为师。严复对熊育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开民智”和“讲西学”的理念上，但熊育钖在政治上并不认同晚年的严复，倒是与他早年的业师贺国昌相合。贺国昌后来加入了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1913年曾短期担任过江西民政长，并参加了李烈钧领导的“二次革命”。熊育钖1913年正是应贺国昌之召，从北京回到江西任省教育科长。“二次革命”失败后，熊育钖虽在北洋军阀治下的江西省政务厅短期留任，但他思想上一直倾向孙中山一系的革命党人。他拒绝拥戴袁世凯称帝，任用参加过萍醴浏起义的同盟会会员柳藩国为主持南昌二中日常事务的学监，兼任由同盟会创办的江西女子公学校长，这些都是他思想倾向的明证。[8]所以，他在江西国民党开始重建的1924年，就经赵醒侬介绍，秘密加入了国民党，[9]这并不是偶然的。在熊育钖影响下的心远中学和南昌二中，一方面学风勤朴肃毅，另一方面校风开放活跃。早在“五四运动”前，熊育钖就在心远中学和南昌二中倡导学生办社团，[10]而袁玉冰等人1921年创设改造社，也就得到了熊育钖和柳藩国的全力支持，包括创办《新江西》所需的资金资助；[11]《新江西》第一期也是由柳藩国介绍给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承印的。[12]
改造社之所以诞生在二中，除了主校者的思想取向和校风外，还与袁玉冰等人在学校的一次危机事件中与熊育钖、柳藩国结下的深厚情谊有关。在民国初年，熊育钖之外，还有一个人对江西教育界有着更大的影响，这即宋育德。宋育德是江西奉新人，曾中进士，又留学日本，后任江西高等学堂总办（校长），赣省中学校长。1913年后任江西省教育司司长、江西省总视学。[13]江西高等学堂和赣省中学是南昌一中的前身，因此，就南昌当时的中学而言，宋育德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一中，而熊育钖的势力范围则在二中和心远中学。1919年3月，江西省教育总会改选，熊育钖和宋育德参与竞选，结果宋育德以较大优势击败熊育钖，当选会长。[14]这是被称为“熊派”与“宋派”的第一次正面较量。此后几年里，这种较量一直在持续。1920年12月，二中发生学潮。宋派收买了二中四年级的几个学生，从中煽动，闹到众多学生要求退膳退学的地步，袁玉冰等几个二年级的学生要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柳藩国在会上提出辞职，而袁玉冰上台慷慨陈词，力挽柳藩国，并力主平息退学风潮，最终打动了大家，二中成立以来面临的一场空前危机顿时消散。[15]这件事带来两个直接的影响：一是柳藩国原来并不看重袁玉冰他们那个班级，即改造社8位发起人所在的班级，经过这场风潮，开始对他们格外赏识。这是二中校方后来力挺袁玉冰及其改造社的重要缘由。[16]另一个影响是袁玉冰他们由此意识到把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是有力量的，这成为改造社诞生最直接的诱因。[17]这种希望通过组织社团来改造社会的想法对“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新青年来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比如，恽代英在湖北就试图通过建立互助社来达到完善自我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18]只不过触动袁玉冰建立改造社的动因与南昌二中面临的校园政治直接相关。
中国国民党自同盟会以来名称数度变更，组织形式也几经因革。日本学者石川桢浩曾用“国民党系人士”来统称该党各个时期的党人。[19]本书借用这个名词，并稍加扩充。像柳藩国这个老同盟会会员自然属于国民党系人士；熊育钖虽然到1924年才正式加入国民党，但他1918年已经兼任了由同盟会创办的江西女子公学校长，所以，本书把他从1918年起视为国民党系人士。我们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改造社是受到南昌二中校内的国民党系人士的庇护才得以诞生的。在南昌当时的中学里，也只有二中才具有那样浓厚的国民党系的色彩。而我们还将看到，改造社的发展以及由改造社成员推动的中共党团组织的创建，也与围绕二中校内外各种国民党系人士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国民党系人士都是世家出身，熊育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下文提及的国民党系人士均是如此。
这里首先要提的一个人是与改造社关系极其密切的国民党系人士——张田民。张田民1891年生于江西乐安县一个富豪家庭，早年从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其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追随孙中山，先后在广东大本营、《中山日报》社、粤汉铁路局任职。1920年回江西，在南昌创办一平印刷所，编印《大江报》和《黎明》杂志。[20]袁玉冰最初与一平印刷所打交道应该是在他担任《二中周刊》编辑时，因为《二中周刊》正是交给该所承印的，[21]不过，当时他们应该并不熟悉。但在改造社成立后，他们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仅从现存的袁玉冰1921年日记就可以见到，袁玉冰从10月30日起到12月24日间，与张田民做过多次长谈。[22]张田民对袁玉冰及其改造社非常器重，他认为国民党有吸收新生力量的必要，因此，非常乐意扶持改造社。[23]张田民有地位、有经验、有关系，也有资金，他对改造社和初创期的江西团组织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具体来说，这些帮助包括：（1）1921年，当与方志敏共同领导甲工学潮的改造社成员洪宏义被学校开除后，是张田民介绍洪宏义到上海民国日报社谋生，而民国日报社是我们下面要介绍的国民党系人士当时开展宣传活动的一处重镇。1922年7月，当方志敏去上海准备半工半读时，也在民国日报社找到了工作，并与张田民的弟弟张禅林成了关系密切的朋友。（2）1922年5月，改造社与《大江报》联合举办了庆祝“五一”纪念大会及追悼湖南工运领袖黄爱、庞人铨大会。此事导致《大江报》被封，却大大提高了改造社的声名。（3）1922年9月，当方志敏带着革命使命回到南昌时，张禅林已先期回到了南昌，主持一平印刷所的印务，已被查封、但楼房仍在的大江报社遂成为方志敏的第一个落足点。方志敏在筹办南昌文化书社时，虽然罗列了15个发起人，但其中多数是在各校读书的改造社社员，大多没有什么钱，而开办书社的主要费用是由张田民冒着生命危险偷印并兑换江西军阀发行的金库券而筹集来的。南昌文化书社由此成为青年团在江西落地生根的第一个革命据点。（4）《新江西》第二期、江西地方团主办的《青年声》周刊和《红灯》杂志，以及各种宣传传单都是由一平印刷所承印的，连最初南昌团地委给团中央留的通讯地址都是大江报社。[24]难怪改造社的发起人之一、后来曾加入中共的徐先兆将张田民誉为“江西革命事业的一个开路人”。[25]
如果说张田民是在江西前方直接扶持改造社及江西团组织，那么，在上海的民国日报社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改造社的重要后援力量。《民国日报》是中华革命党人为进行反袁宣传于1916年1月在上海创办的报纸，在袁世凯死后继续出版，报社总编为叶楚伧。该报原为国民党系人士的重要宣传阵地，1923年12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后，正式决议将该报扩充为国民党党报。[26]早在1919年6月，《民国日报》就开办了由邵力子担任主编的“觉悟”副刊，在当时的革命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改造社成员，无论是袁玉冰，还是方志敏，都是“觉悟”副刊的热心读者。[27]通过张田民的关系，改造社与民国日报社建立起了更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洪宏义和方志敏1921年和1922年先后在此落足。当1923年4月江西团组织的活动遭到江西督理蔡成勋镇压后，江西地方团临时书记刘拜农到上海避难，也是由叶楚伧和邵力子安排在民国日报社任校对、翻译兼英文编辑。[28]洪宏义和刘拜农也由此成为国民党一大江西省代表，刘拜农后来还进入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29]
如果说张田民对改造社及其成员的帮助还只是属于个人行为的话，[30]那么，当赵醒侬和邓鹤鸣1924年3月被派回江西重建国民党组织时，就是在国共合作的政策已经确定的背景下开展的正式合作。国民党要借助改造社及南昌团地委的组织力量来重建其在江西的地方组织，而改造社和青年团则要利用国民党提供的经费来创建共产党组织及扩大青年团的组织。1924年4月，赵醒侬和邓鹤鸣到江西时领有国民党中央所拨的筹备费300元大洋，补助费550元大洋。[31]而此后开展的各种专项活动，如孙中山去世后在江西举行的悼念活动，以及后来大规模开展的农民运动等，都由国民党中央拨付专款。[32]1924年前江西团组织的经费只能养活一位职业革命家即赵醒侬；1924年赵醒侬回江西组建国民党省党部后，协助他工作的方志敏也有了生活费，成为又一位常住南昌的职业革命家。[33]共产国际早期给中共的活动经费非常有限，尤其像江西这种共产党组织发展较晚的地区，在经费上从中共中央那里获得的支持是杯水车薪，因此，来自国民党的经费就成为江西中共党团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也是江西早期中共党团组织的负责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任职的重要原因。[34]
人们一般只看到江西国民党组织的重建是由共产党人主持的，而没有看到在1924年国共两党正式合作之前，两党非正式的协作早就已经开始。江西中共党团的组织基础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世家出身的国民党系人士的扶持。联系本书上篇所分析的第一代新学生即辛亥一代学生，我们可以看到辛亥一代与“五四”一代学生，即属于国民党系人士的老同志与共产党的新青年，他们在反体制冲动以及革命道路上存在某种传承和照应关系。换一个角度来看，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后新吸纳的党员以青年学生为主，他们与共产党又存在竞相吸引学生入党的关系。[35]南昌二中能成为江西早期的一个共产主义革命中心，并不完全是靠袁玉冰等人的个人觉悟和感召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南昌二中是掌控在国民党系人士手中，他们思想开放，希望影响与接纳改造社同人，同时，袁玉冰与他们又情谊深厚。改造社能够茁壮成长并为江西党团组织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改造社核心成员袁玉冰、方志敏等人从国民党系人士那里获得了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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