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现代文物鉴定的探讨

对近现代文物鉴定的探讨

赵　涛

在博物馆的专业工作中，文物征集、研究和鉴定是博物馆的一项很重要的业务工作，但目前国内博物馆的专业工作者，主要还是针对历史文物、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物的鉴定，对近现代文物的鉴定还很薄弱。如何从事近现代文物的鉴定工作，就目前来说是很值得探讨的。

近现代文物，也就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抗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中，所留下来的文物，这其中也包括“革命文物”，最能真实地记载、见证这段历史的，都是“近现代文物”。

笔者从事多年文博专业工作，掌握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文物综合知识。特别是在近现代文物鉴别、鉴定方面的积累了一定经验。现就近现代文物的鉴定谈几点自己的体会。

具备坚实的文博理论基础是鉴定文物的基本素质

近现代文物鉴定工作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逐步开展的，是非常复杂的，集理论性、政治性、知识性、技术性于一体，是专业性很强的一项工作。它需要长期的积累、丰富的文物阅历和敬业的工作态度、扎实的业务功底，并需要长期坚持知识的更新，才能逐步接近成熟。与此同时，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针对千差万别的近现代文物，怎样去认识、比较和鉴别还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和尺度，这个尺度就是2001年4月9日文化部颁发的《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同时还要参照《中国博物馆学》中对近现代文物的基本概括。针对近现代文物的具体情况，主要是看文物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处于何种地位，是不是具有代表性。要理解和把握好这个尺度，就需要懂得科学的社会历史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了解人类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作为基础性的理论知识。

在从事近现代文物鉴定工作的过程中，尤其要认真学习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理论。要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特征，就需要掌握与之相接近的历史，如我国清末的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等和“变法”等相关的历史背景材料，需要系统努力学习中国近现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著作，学习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等为主要代表的领袖人物和一些著名学者的著作，这还包括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地方史志、宁夏地方党史、军事志等专业书籍，使从事具体鉴定的文物工作者，具有认识、评价近现代文物的基本理论和历史的基本依据。而且，对近现代社会历史的认识还要不断深化、不断学习新的理论成果，全面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特征，深刻掌握近现代历史方面的理论和近现代文物方面的知识。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近代资本主义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对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都有很多新的认识，也有很多新的理论观点和新的提法，原来的很多认识都被新的认识所取代。同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许多新的经济成分和新的社会阶层，对这些新的理论观点和新的社会现象，我们都要保持一定的清醒度，这也反映到我们的文物收藏、研究和鉴定当中。因为这些新的理论和新的现象，都有可能影响我们对近现代文物的鉴别，对文物的价值的认定也会产生影响。只有依靠这些理论和自身丰富的文物综合知识，全面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历程，才能对近现代文物有深刻的认识。离开这些就失去了认识和鉴定近现代文物的基本依据。

把握住近现代文物鉴定的政治性

近现代文物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有很强政治性的，因为这其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和事件，往往同现实不仅有着密切的联系，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的有些文物，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沉淀和再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近现代文物的价值认定会出现反复和改变。特别是某些近现代文物的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并不突出，但其社会教育价值十分突出，或者说，其历史价值就表现其社会教育价值，也就是政治性。这些也是近现代文物鉴定的特点和难点。由于近现代文物基本上都是传世的，不是出土的，所以更要进行严格科学的辨伪和考证，仔细考察其流传经过，认真记录其最直接的、全面的过程，这样才能使其文物具备应有的价值，这也是近现代文物的特点之所在。

古代文物绝大部分是各历史朝代的器物、碑刻、书画、服饰等等，本身就没有什么政治性，即使有些物主的出土文物或墓主在历史上是有争议的人物，是暴君、昏君、恶霸等，但在鉴定出土文物时也不考虑政治方面的问题，而只就器物本身的材质、造型、工艺、纹饰和用途等方面去识别其价值，如古代的战争所留下的如矛、盾、棍、刀、剑、戈、钺、斧等等在鉴定时是不必考虑是用于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的关系，而是考虑从古代冷兵器方面展现出的工艺方面和冶炼方面的内容，这也是因为与文物有关的人物和事件年代久远，与现在的人和事早已没有直接联系，政治上的影响就谈不到了，鉴定时可不作考虑。

相对近现代文物而言，有很多是与当时社会有直接关系的文献、手稿、阶级战争和民族战争中使用或缴获的各种物资、武器、先烈的遗物、徽章、照片等，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同时和现代的人和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联系，其历史价值和政治性密不可分，或者说，其历史价值正体现在其政治性上，在鉴别时必须着重考虑，是必须的要素，不能回避。

我国宋代皇帝徽宗赵佶的书画和瘦金体书法是具有独特的风格，历来被认为是艺术珍品，鉴定时谁也不会考虑他在政治上的昏庸与腐败无能。但近现代人物的作品，特别是领袖人物和著名人物的作品，都有很强的政治特性，例如毛泽东的手稿、题词、书信和诗词、横幅，从书法角度来说，都是佳作。但人们从来不会当做单纯的书法作品去欣赏，而更看重的是伟大政治家、战略家、思想家的政治内涵和思想内涵。还有孙中山和冯玉祥先生的书法作品。这样我们在对毛泽东及其他著名人物的书画作品进行鉴定时，都是采取历史价值，也就是以政治性的方面为主，兼顾艺术价值的原则。这与古代书画鉴定是有区别的。

近现代文物与“革命文物”的区别

在建国以来的很多博物馆里，特别是纪念类的博物馆和纪念馆本身，所收藏和陈列展出的文物都称为“革命文物”。而且我国博物馆和纪念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都只讲“革命文物”，而不讲近现代文物，实际上是用“革命文物”的概念取代了“近现代文物”的概念。这样也就在相对比较长的时间里，我们都收集革命文物，举办不同时期的“革命文物”陈列。研究领域也都称为革命文物研究，这样也就只重视革命文物，而不收集其他文物。很多省市和地方，只有革命史陈列、中共党史陈列，红军长征陈列，抗战陈列，解放战争陈列，都是革命文物类的陈列，而没有近现代史陈列。

在1993年国家文物局开始组织专家组到各地鉴定时，还是用“革命文物”的概念，各地仍然是用“革命文物”的提法，来开展革命文物这项业务工作的。这样从总体上说是不准确的。从理论上、逻辑上也是不严密的，容易出偏差。因为从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并不都是革命史，革命是一个时期的社会现象，而不是全部，革命史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史不能取代近现代社会的全部。同样，革命文物也是近现代文物里很重要的方面，两者是相互存在真实记录着历史的。同样在很多方面用“革命文物”的概念，就不能够较为准确地揭示社会的很多历史现象，有很大的局限性。可当用“近现代文物”的概念来说明时，就能很准确地表达和阐述，开阔了思路，扩大了研究的领域和范围。

用“近现代”的概念研究，分析我国近现代史上的人物和所发生的事件，定位和判断就能更好地区别“近现代”和“革命”的界限。随着改革开放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就会发现许多新的史料，提出一些新的观点，人们对近现代史文物方面作出新的认识、新的评价，这也就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与此有关的某些文物的鉴定和评价。例如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谭嗣同、严复、康有为、袁世凯、曾国藩、李鸿章、林则徐、左宗棠、陈独秀、冯玉祥、吉鸿昌；红军长征、西征和西路军、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及其他政治运动等等。现代的认识和以前都有所不同，有的有很大的不同甚至颠倒了过来，过去被认为是权威性的结论，现在也改变了，以前是权威机构批判的东西，现在是加以肯定的，是盖棺而不能定论。许多人和事还需要经过历史的再检验、再认识，才能更加客观、更加实事求是。其中不少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既有“革命”的内容，也包括在“近现代”的范围内，是在近现代文物鉴定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近现代文物鉴定应具备的知识

文物鉴定是文物工作流程当中的较高层次，参与鉴定的业务人员通常是由资深的文物工作者担任，因为这需要较宽、较广、较丰富的知识面及对某一领域较深入的研究，需要较长时间文物综合知识的积累和文物鉴定工作经验的积累。

由于社会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生产力和人类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的极速发展，近现代文物无论在质地、品种、造型、用途（功能）、信息量、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古代文物。就兵器而言，在冷兵器时代，人们形容能征善战的将领时，都会说他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以后的百多年间，也只有火球、火铳、前装炮等很少的几种火兵器。而近现代的兵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各种新兵器的出现，层出不穷，更新换代之快出人意料。特别是现代兵器中的种类之多、划分之细是前无古人的。除庞大的陆军兵器外，还有海军兵器、航空兵器；除常规武器外，还有非常规武器，如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太空武器、激光武器、电子武器等等。如果再细分的话，每一种武器又是技术复杂品种繁多、自成系列、互相交叉的大系统，又可以分出很多分支来。再拿工业来说，古代都是手工业，分工很简单，到了近代，特别是到了现代，工业分支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到底有多少，很难说清楚。其他各类文物也莫不如此，与此同时，人类的知识也是在爆炸式地增长着，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产品、精神产品也是在爆炸式地增长着，永无止境。因此，从事近现代文物工作所涉及的对象更多、更繁杂，面临的新课题、难题也更多。

但不论近现代文物工作面对的对象多复杂，新题、难题有多大，对知识面的要求有多广，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认真积累。

历史知识的积累

要熟悉中国近现代通史，包括晚清史、中国革命史、民国史、国民党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军事史，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中国军事志以及对外关系史等等，这是所有从事近现代文物工作的专业人员都应该学习的共同科目。

1840年以来的历史划分为几个大段，每一个大段里有哪些重大事件，每一个事件里有哪些代表性人物，每一个人物的主要活动和作用是什么，从事近现代文物工作的专业人员心里要大致有数，好像装着一本大事记或一个索引，这样，我们碰到一件文物，马上就能把这件文物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联系起来，弄清它的历史背景，给它一个基本的历史定位，这样，收藏、整理、研究和鉴定，就能有的放矢，就能提高效率，提高准确度，同时还能提高专业人员的鉴定水平，增强专业人员的自信心，并且，这种积累是没有止境的，要不断努力。现在，我国博物馆界的中青年工作者，大都有较高的学历，起点较高，再加上较高的学术水平、研究能力，在实际工作中，再积累，是有条件很快提高鉴定水平的。

从事近现代文物工作的专业人员，除学习全国通史以外，还要熟悉地方史，这是各省市地方博物馆同志的基本功。有些省市地方，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某一时期或某一事件中，本身就处于中心地位，如太平天国时的南京，辛亥革命中的武汉、南京，“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中的北京，是中国近现代工商业发源地之一，早期工人运动中共活动的中心上海，大革命运动中的广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江西，红军长征、西征时的宁夏地区，抗战时期的重庆，陕甘宁边区等等，这些重大事件既是全国性的，又是地方性的，两者互相重合。要全面反映各省市地方的发展脉络，还要熟悉地方史。十几年来，各省市县花了很大力气，成立专门的班子，都在编写各自的史志，这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地方史的基本依据。有的省市有专门的近现代史馆，有的省市博物馆里有近现代史陈列，有的省只有革命史陈列，如宁夏，目前还没有适当的场地举办革命史陈列，相对比较文物陈列面窄了一点。有的省市则至今还没有近现代史馆或近现代史陈列，从博物馆的建设布局来说，还是一个空白。

笔者认为，各省市博物馆应该成为各地方史文物资料收藏、研究、陈列、鉴定的重要基地，应多出一些地方史方面的专家。可是目前我国各省市博物馆里，从事近现代文物工作的专业人员，已非常短缺，很多省市博物馆里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员，有的已后继无人，如果再不加紧培养年青接班人，很多省级博物馆里近现代文物专业人员将断代，这样将会给我国博物馆近现代文物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历史知识在鉴定中的运用。浙江省海宁县文管所收藏一件文物，是画家陈树人1930年3月的一幅作品《晋祠古松》，画上有陈公博的题记，有汪兆铭（精卫）、冯玉祥、谢持、邹鱼的题诗，有李烈钧、于右任的题字，有何香凝的署名盖章。一幅近现代书画作品上有这么多名人题记、题诗、题字，是很少见的，为什么这些人会对这幅画这么看重？他们怎么会聚在一起？原来，这幅画不仅是一幅很好的艺术作品，它还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那就是它是酝酿中的蒋冯阎大战的一个佐证。1930年春，冯玉祥、阎锡山等联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太原开会酝酿反蒋，画上题记、题诗、题字的人，都是当时反蒋的头面人物，这幅画正好佐证了这样一个事实。把这幅画同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就可以理解其历史价值。

文物专业知识和综合知识的积累

所谓专业知识，主要是根据各馆类型和基本陈列的需要而定。比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除中国历史、中国近现代史的基础知识外，就要主攻军事史、兵器史、军事理论、国防建设方面的知识，包括古代军事史和世界军事史，都要懂一点，重点是人民解放军的战争史、发展史。

全国博物馆中，有许多断代史馆和某一事件、某一人物的专史馆，例如鸦片战争博物馆、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宁夏博物馆革命文物陈列、某某人物纪念馆等。这些馆的内容，虽然都与中国近现代史有关，但它们是近现代史上的一个断代或一个专题，有自己特定的对象和范畴，其中如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土地革命战争、红军长征、西征、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等，涉及面很大，史料很多，文物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也很多，成为近现代史的重要分支，在学术界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所以也可把它们特定的范畴看做它们的专业知识。在这些馆工作的专业人员，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就应该积累得更多些，钻研得更深些，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

还有些专题性很强的博物馆如铁道博物馆、煤炭博物馆、航天博物馆、钱币博物馆、邮票博物馆、火花博物馆、自然博物馆等等，各类专题性很强的博物馆还在不断涌现。它们陈列的内容属于行业史、科技史，自成体系，与古代、近现代的经济发展、工业发展、科技发展、文化发展密切相关。这些馆所涉及的知识和它们的馆藏文物、基本陈列，也是一门专业。

博物馆总是和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但博物馆反映历史，不同于学校和历史研究所，博物馆是通过文物再现历史、见证历史，所以我们还要积累文物方面的知识，这里还包括熟悉本馆的文物，通过媒体、文物市场及其他途径，了解文物的信息，发现新的文物，注意与馆藏文物有关的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加深对馆藏文物的研究。在鉴定确认过程中，如果对馆藏文物考证得比较严谨，来龙去脉比较清楚，建立了文物档案，鉴定起来就比较顺利；如果文物基础工作没有做好，对馆藏文物的来源、流传经过没有记载，没有调查，一些重要情节说不清楚，鉴定起来就缺乏依据。所以熟悉文物，研究文物，掌握综合文物知识，扎扎实实做好基础工作，也是必备的基本功。

另外，由于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对外联系和交流日益增多，留下了很多舶来品，许多文物上都有外文的厂家、商标、说明、铭文等注记，有些报道重大事件的书刊是外文的，是直接的历史见证，近现代文物工作者如能懂些外语，工作起来就方便得多。

宁夏近现代文物的特点

宁夏是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的区域，虽然在近现代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太大、太多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活动，但仍有很强的地方特色。而宁夏的近现代文物中是以“革命文物”为主体的，不是都称为“近现代文物”的，对“近现代文物”的概念还不太清楚。这也是多年沿用“革命文物”这样的称呼和概念的。

从1890年以来中国发生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有很多方面没有直接波及到宁夏。特别是在1929年以前宁夏还是归甘肃省所管辖的一个“道”，也就是一个地区，到1929年正式成立省时，也还是人口较少、经济落后的地区，也就是这样一个西北地区，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有过一段对中国社会有过重要影响的事件和人物的活动。

首先是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当时任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的李大钊，派出共产党人到爱国将领冯玉祥军中开展工作，而李大钊本人也多次前往张家口冯军驻地亲自与冯玉祥多次面谈，使冯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在五原重新组建了“国民军联军”策应北伐。当时有很多著名共产党人来冯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如刘伯坚、刘志丹、邓小平、肖明、王一飞、许权中、南汉辰等一大批共产党人来到过宁夏，留下了很多极为珍贵的“革命文物”和历史照片，从而揭开了宁夏早期党组的创建活动和开展各种党的工作的开始。

其中，最重要的“革命文物”是1935年毛泽东主席率中央红军长征来到宁夏时留下的红军文物，红军西征时在宁夏的活动，红军三大主力在宁夏将台堡和同心城的会师，这期间共产党的领袖和指战员都来过宁夏，所留下的红军物品是极为丰富的，都称为“革命文物”。这些都是在宁夏近现代文物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物。

在宁夏革命文物的征集、研究、陈列、保管中，经李牧可、何新宇两代人近50年的努力，已形成相当的规模。从1925年大革命时期到红军长征、西征；从陕甘宁边区的盐池县到宁夏的解放；以保护新生人民政权的剿匪斗争到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都征集到非常丰富和珍贵的“近现代文物”，其中有很多红军长征、西征时期的“革命文物”都定为一级文物，而这些一级文物在宁夏博物馆举办的一系列陈列中都作为主要文物展出，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有效地发挥了“革命文物资政育人”的作用。足见宁夏革命文物的价值所在。

而宁夏的“革命文物”最早是从1968年李牧可调查“青石嘴战斗”红军长征中的行动开始的，但到1971年就停止了，到1975年为纪念中央红军长征40周年又开始了部分红军文物的调查、征集。到1976年10月份，何新宇开始加入到征集、调查、研究宁夏革命文物的工作中，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开始了更全面、更大规模地调查、征集、研究和陈列宁夏革命文物的工作。经过10年的努力，到1988年已征集到大量文物和收集到大量的文字资料，还有大量采访老红军、老干部的口碑资料和非常丰富的照片资料，为以后的开展陈列工作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86年以后，也就是由何新宇作为主要从事革命文物工作的专业工作者和学术带头人，继续坚持下来，更加深入地对宁夏的“革命文物”做了大量调查、征集和研究工作，在很多国家级和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研究文章，同时主持举办了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宁夏革命文物陈列”“红军长征文物陈列”“解放宁夏革命文物陈列”等，很好地宣传了宁夏的革命文物。同时还向宁夏区党史研究室、银川市党史研究室、地方史志、历史研究等部门，提供了很多宁夏近现代史、宁夏革命文物方面的文物照片和历史照片，更扩大了宁夏近现代文物的宣传效果和社会效益，同时也更进一步展示了宁夏近现代文物和宁夏革命文物的特点。

结　语

在近现代文物鉴定中必须注意《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关于“文物”的总论中所说的：“对文物的价值的认识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而是随着事物的发展不断深化的。”

因此，在近现代文物鉴定工作中的理论性、政治性、知识性、近现代文物的特点等方面的内容，都是必须要掌握的基本功。对于从事文物博物馆工作，还需要学习文物博物馆学的理论，这方面的著作很多，而《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是一本集大成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工具书。这部书是全国文博界的集体创作，很全面地总结了我国文博界几十年辛勤耕耘所取得的工作成果和理论成果。应当很好地学习和利用这部集大成的书来充实自己，注重近现代文物综合知识的积累。

近现代文物的鉴定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方面如征集、定名、分类、鉴定、管理、研究等方面，还有待于很好地、认真地分析、研究和提高。有些方面还是在探索阶段，最后也有望通过广大的文博工作者共同努力，使这项文博专业工作能更早地规范化、现代化，使之能为今天我国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的社会起到资政育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