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与研究

1982年1月，经过4年的努力，大学毕业了。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计划经济的痕迹仍然存在。大学生毕业后的工作是学校根据政府的要求来统一分配的。由于是“文革”后的首届毕业生，方方面面需要的人才很多，按培养目标来说，上海师院主要应该为上海的中学培养教师。但是，那一年的分配，扣除留校和到机关、事业单位的，真正到中学、中专等教育单位去当老师的不到50%。因为是首届，母校也十分需要各方面补充人才。因此，77级和半年后毕业的78级留校的比例高达10%。我被安排到院团委工作。

开始自己还有点想不通。在大学的最后两年里，我在张斌教授的指导下，系统研读了从清末的《马氏文通》到《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等十多部专著，寻觅到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写出了两篇论文，先后在校和市的文科大学生论文报告会上作了发言，一篇还在校的学报上刊登出来。自己曾经想报考现代汉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可那年华东师大和上海师院这个专业都不招。正当自己在徘徊迷茫的时候，院党委副书记徐宜尔通过班主任找到我，约我谈了话。那次谈话我今天仍然记忆犹新。首先，我汇报了自己的想法，自己已经30多岁了，被“文革”耽误了整整10年，现在非常想做一位专业教师。她没有批评我，而是先介绍团委这个工作岗位的要求，对于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目前团委的领导岗位青黄不接，很需要有年轻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来接替。然后，她又直截了当地对我在校的表现作了评价。她告诉我，院党委已经做过讨论，大家对我这两年在报纸上发表的青年思想修养的文章评价不错，相信我能尽快胜任团委负责人的要求。我这个人还是容易被鼓动的。中国的读书人就是这么一个传统，“士为知己者死”。院党委领导这么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我一个年轻的党员怎能不激动？我向她表示，回家我和爱人再商量一下，一定不辜负党委的期望。

是啊，我们读大学的4年，是国家拨乱反正的4年，也是社会上各种思潮争相表现的4年。1978年11月“天安门事件”①平反以后，上海的人民广场一度出现极端民主化的大字报，自由化思潮在部分大学生中引起波动；1979年10月，上海戏剧学院编导了话剧《假如这是真的》，从一位领导干部“受骗上当”来反映干部特殊化问题，演了不久就停演，在社会上尤其在大学生中掀起轩然大波；1980年开始，《中国青年》杂志就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展开历时几个月的全国大讨论，上海的《文汇报》也就《一个中学生的苦闷》开展讨论。总之，那段时间思想理论战线是比较活跃的。我在《文汇报》编辑熊海钧的指导下，针对某些观点发表过文章。当时有些年轻人对社会变革感到厌倦，喜欢吃吃喝喝、打打扑克，自诩是“看破红尘”，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莫学陶令避红尘，要学梅花早报春》。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后，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我收到过好几封通过报社转来的信件。这篇文章后来还被收入北京市的高考语文复习资料，作为议论文的阅读范文。此后，针对1980年代雷锋精神是不是过时，我在院刊和《文汇报》上又发表了《学习雷锋精神，做到又红又专》，《学英雄贵在学精神》②，《语言的“污染”》，《勿以善小而不为》等文章。这些文章在校园内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也是自己对社会尽的一点责任吧。真可谓“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自己在学习中文专业时的副产品——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并参与撰写的政论文章却成了自己以后几十年在高教战线工作的始点。

我愉快地走上了校团委的工作岗位。我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位好领导。徐宜尔，上海师大党委副书记，她对我既严格要求，又关爱有加。为了让我了解更多高校的情况、以利于更好地开展团的工作，1982年上半年她带领几位系的党总支副书记去北京、武汉和南京的大学交流取经，让我一起参加，整个团组里只有我一位刚留校的青年。记得到北京大学去学习时，该校党委副书记郑重向我们介绍，“这是我校新任团委书记李克强，法律系77级毕业的”。我听了很激动。各校党委对77级都非常重视，我们一定要好好工作才行。当时，师院团委的正副书记先后接任新的工作，我到团委不久就挑起了负责人的担子。记得1984年2月，我爱人在医院剖腹产生下女儿。一周后拆线，大出血，非常危险。那天我在团市委开会，那时通信条件很落后，一下子无法找到我，徐宜尔马上赶到医院，并代为签字，要求医院立即抢救，立即止血输血。等我闻讯赶到医院，我爱人已经转危为安。她已经离开，我爱人以及其他产妇一致称赞学校领导的关爱精神。徐宜尔后来调任南市区委副书记，后又任区政协主席。她家里也受过考验，老爱人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但是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20多年后才纠正。这期间她要承受多大的精神负担呀。但她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忠诚和对事业的信念。1997年双耳失聪，老爱人身患重病，她天天得去医院照看。但她仍心系弱势群体，关爱困难家庭，经常捐资助学。徐宜尔已经仙逝，她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

我到团委后，工作还是非常投入的。高校团的工作就是要围绕党委的中心工作，开展丰富多彩的适合青年学生的活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真正发挥好助手作用。记得那时候我们在校开展的文明宿舍的创建活动以及组织大学生走上社会开展的“五讲四美三热爱”③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多次获得团市委的表扬。自己也在这些工作和活动中边学边干，增长了才干。1984年，为增进中日友好，胡耀邦总书记邀请了3　000名日本青年到中国访问，这件大事就交给团组织去承担，团中央和团市委都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班子，我也有幸被抽调去参加接待工作，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外事接待活动。我们学习了有关的规定与要求，并到几个接待点参观学习了一下。北京来的翻译是全陪，我们是地陪，负责引导与介绍。我们分了几个组，在宾馆的大房间里住了3个星期。每个房间住6位接待人员。我有幸和韩正同志在一个房间相处了20多天。他是化工局的团委书记，思维敏捷，办事老练，给我们高校的团委书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人谦虚、待人友善。20年后，他已经是上海市的市长，到我任职的学校视察工厂化养鱼项目，对我校的副校长说，“我和你校叶骏书记曾经是同事哎”。他们来问我，我非常感动，就是那3个星期一起接待日本青年的日日夜夜，竟然升格为“同事”，领导的关心与支持溢于言表。

学校党委对我也是非常重视。1984年就任命我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还兼任团委书记。为了做好大学生的教育培养工作，我提出建议，成立学生工作处，把招生、教育培养和毕业分配工作统一抓起来。学校党委支持我的想法，于1986年年底在上海高校中率先成立了学生工作处，并任命我为处长。学校党委的关心，老师和朋友的支持，逐步坚定了自己要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多做奉献的决心。我一直记得学文艺理论时读到的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提出的“三境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王国维先生是从古代几位大词人的词作中摘引出这几段名句来讲做学问的三境界。一语中的，讲得非常透彻。他讲的是做学问，我认为对待工作也是这样。对应三个境界，工作的三阶段是职业、专业、事业。当你把工作仅作为谋生的手段时，那仅仅是第一阶段，还需要静下心来，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确定把这个工作作为自己的目标，那就可以精益求精，钻研内在的规律，当作专业来研究，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争做这行的“状元”，这就进入了第二境界；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你已经把这工作作为事业了，愿意为之奉献一切，那时才真正进入了自由王国。到达第三境界，你可以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毫不惭愧地说：“我已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④。

既已选择服务于高等学校的学生教育和管理工作，那就要不断提升理论水平，增强工作能力，争取创出佳绩。我认真重学了《毛泽东选集》，自学了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领导人的文集和党的文件。由于工作繁忙，我在从事党务工作的几十年里，没有机会到党校系统地学习深造，但是通过自学，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断提高，能够胜任我以后担负的各个岗位的要求，并能够在社会政治生活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自觉地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

为了做好大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工作，我开展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尽管自己大学毕业的时间不长，但是，1980年代进校的学生，年龄与经历和我们那一代相差甚远。我非常佩服毛泽东同志20世纪30年代开展的农村调查，是十分经典的社会学文献；他采用的方法非常经典，完全可以学习借鉴；他形成的结论非常科学，为我党确定革命方针打下了基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的名言成为我们工作的指南。因此在团委工作的3年时间里，我先后对大学生的读书情况、口头用语情况、思想道德情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撰写了《关于大学生读书情况的调查》《口头语言中的污染与净化》《上海师范大学学生思想观念变化的情况调查》等报告，发表在《上海青少年研究》等杂志上，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不久我就被市教卫党委选中，直接参与了《上海市青少年学生思想教育战略发展规划》的研究与制定。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我发现大学生的学习和活动与行政班级、行政小组的关系越来越弱。怎样继续发挥团组织的作用，必须要有所创新。我提出了“班级团小组的多样化设置”⑤的构想，即低年级时，团小组可与行政小组一起设置，二三年级时学生第二课堂活动增多，团小组可设在学生宿舍，以一个或几个寝室的团员成立团小组，课余时间进行活动；到了高年级，大学生形成一定的学习和研究兴趣，团小组可以设在学科小组里，与学生成才直接联系在一起。这个构想引起了团市委的关注，荣获当年的“上海市青年工作优秀成果奖”。但是，由于当时的客观原因，这个想法并没有很好实施。在我到上海水产大学任党委书记以后，我又提出了这个想法，而且是推进到党小组的设置上，把学生的党小组设到学生宿舍里，学生党员过“双重”组织生活——既在年级（或班级）的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又在宿舍的相应小组里过组织生活，从而更好地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们的做法不仅受到市教卫党委的肯定，还在2001年5月8日的《中国教育报》上头版头条、以《学生党建工作向纵深发展——上海水产大学学生党支部走进宿舍》为题作了报道，向全国的高校系统进行推介。后来，我们又在学生宿舍区成立了“大学生社区党员示范团”，学生党员履行承诺制、覆盖责任区，开展接待日活动，真正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把自我教育与自我管理结合起来了。2003年5月27日，《中国教育报》又作了报道——《让党旗飘扬在学生社区》。我们撰写的体会文章《新认识、新思路、新要求、新成效》⑥还荣获市“科教党委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优秀论文二等奖”。

那段时间里，思想理论战线的起伏是比较大的，青年学生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也是比较大的。结合工作和自己的理论学习，我先后写了《试论青年知识分子的道路》等十几篇体会文章发表在报纸杂志上，还和兄弟高校的老师一起，编著了《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规范与指导》⑦一书。

为了更好地适应青年学生的特点、更有效地开展教育与管理，1986年我和上海师大外语系的年轻教师一起，从美国引入了心理咨询。当时，心理学刚摆脱了“伪科学”的帽子，心理咨询的概念还是刚引入，我们聘请了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克劳莱博士在上海师大为学生辅导员上心理辅导方面的课程，并扩大到其他高校，为后来心理咨询作为学生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起了某种先行者的作用。

我们知道，1980年代是不平凡的年代，国家从拨乱反正到开始改革开放，各种政治势力都在表演，不同的政治思潮互相博弈，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都在高校反映出来。1986年下半年，大学生中出现的“民主热”，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鼓动下，演变学潮。作为在第一线负责学生工作的一位党员干部，自己自始至终注意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做好说服疏导工作，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场风波以后，我就被调任校党委宣传部部长。第二年，市教育卫生工作党委调我去担任宣传处处长，从此我开始了5年多的市教育领导机关的生涯。

回首在上海师大工作的8年，我经历了职业定向、职业研究、职业奉献的过程。中文系愉快而紧张的学习收获，成为自己终身受用的修养；为做好学生教育与管理工作所进行的调查与研究，耗掉了我中年时期大部分的业余时间，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以及领导、同事们的鼓励促进自己愿为之奉献。我已经把这个工作当作高尚的事业。我真正体会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内涵。

注释：

①“天安门事件”：是指“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对“四人帮”、否定“文革”的群众抗议运动。中央政治局错误地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1978年11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并为因该事件遭到迫害的所有人平反。

②《文汇报》，1980年4月3日。

③“五讲四美三热爱”：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是中国共青团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在新的历史时期首创的群众性活动。“五讲四美”具有丰富的内容，有很强的思想性，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工作。“五讲四美三热爱”为20世纪80年代最数字化的经典口号。

④苏联英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中国青年影响很大。

⑤《上海青少年研究》，1984年第9期，第14－16页。

⑥叶骏、何爱华：《新认识、新思路、新要求、新成效》，载《在探索中创新、在改进中加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第335－340页。

⑦《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规范与指导》，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