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发展问题是哲学的核心问题

一、人的发展问题是哲学的核心问题

在这个论题中，“核心”是基本的意思，说明它是贯通哲学发展史的内在线索，表征它是恒久不变的重要根源。没有哪一门称得上哲学的“哲学”不是围绕着人的问题来展开的，人的问题、人的发展问题始终是哲学家、哲学工作者梦萦魂牵的问题。因此，人的发展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无论是中国传统哲学，还是古希腊哲学、现代西方哲学，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始终把人的问题作为研究的核心、作为贯穿研究过程的经常性主题，作为哲学思想演进的“基因”和传承哲学传统的“灵魂”。研究哲学或者哲学创作，如果人的问题被遮蔽或人的影子在消失，这种研究或创作离孤独的苍凉和残损的衰败就为期不远了。

1.人的发展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

说人的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反对意见，但说人的发展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可能就会引起不少的争论。一方面，人们承认，中国传统哲学围绕人的问题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从尧、舜、禹开始，“禅让”既是辈分的礼让，也是智慧的传递;孔子以降形成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的伦理莫不是关于人的问题，温、良、恭、俭、让、正心、诚意莫不是关于人的修养的要求。当然，这些伦理、修养的要求也是人的交往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人们也承认，在中国“礼法社会”，人的发展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得到“发展”。因为在几千年的历史延续中，直至缔造新中国前，中国人依然是“旧式”的、“封闭”的，因而也是落后的。人们也许会以明成祖差遣郑和下西洋，或者清初的容闳具有胆识和开放思想而把中国人留学事业引向成功等事实为例，说明中国的“人”之发展。但这些事实并不足以说明中国传统哲学把人的发展问题推向了前进。因为，中国人在封建礼教和种类不同的落后俗制中压得喘不过气来^[1]，如同封建地租或阶级剥削一样让人不得翻身或难于翻身。中国人的发展绝不是皇帝一个人的发展就代表了的，正如黑格尔所评述的中国历史，“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离中国人很远^[2]。换言之，中国人长期受到个人权威、繁文缛节、虚荣心性的“束缚”，没有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的培育与滋养，没有个性自由，缺乏人格平等，从而变得善于模仿、过于自大、缺少自立。孙隆基则认为，中国的“个人”未能在“同一平面”发展，并从文化的深层结构这一视角指出了这种“不发展”之种种原因。^[3]显然，中国人的发展应该是中国所有人或所有中国人的发展，而这种发展首先又应是每一个体人得到发展，在现代开放社会更是如此。从中国哲学发展史来看，人的问题或人的发展问题始终是中国哲学家挥之不去、招之即来的核心问题。从孔子的仁义忠恕理论到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再到新儒家的理学和心学，莫不是关于人的问题或关于人的发展问题的哲学。完全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发展了庞大而精深的人学，尤其是道法自然、反身自省的内向性的人学。这种人学重人际人伦、尊家庭礼俗、强社会心性、尚天人合一。因而，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富有人世情感的、具有深厚人文理性的哲学形态。这一点，正是研究和谐社会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始源。

2.人的发展问题也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

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人的发展问题，这首先要追溯到西方古典哲学。在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中，建立了人与自然合一说，即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产生于自然，人对自然万物的膜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关于人的来源，泰勒斯的万物起源于水的“水说”^[4]、阿那克西曼德的人衍生于鱼的“鱼说”^[5]、巴门尼德的人产生于土的“土说”^[6]就是典型代表。在普罗泰戈拉那里，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成了设置信仰、开展生活、衡量天地、评价帝神的标尺。到了苏格拉底，人已经具有“精神”和“理性”的社会本质。树立正义感、升华道德感、服从规范、追求真理成了人的重要象征。因为，苏格拉底“所知道以及他的全部探究所指向的惟一世界，就是人的世界”^[7]。这个“人的世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得到广泛的开辟，并把人看做是一个政治动物。人要关心政治、要促使政治清明，并使政治为人的发展服务，这些思想可以看做是西方政治哲学认识史上的一个拐点。这一拐点连接着后来的罗马法哲学思想。直至今天，在一个信息密集化的开放社会中，人们研究政治和民主，探究科学执政道路，深化认识执政规律，依然脱离不开人的要素以及对这一要素的强调。

众所周知，人的问题不仅是政治家思考的事情，也是哲学家思辨的问题。这一问题贯穿在西方哲学发展的整个历程中。虽然近代以前以及整个近代大陆哲学很大程度上被“封闭”在亚里士多德体系内，在罗素看来，“科学、逻辑与哲学每进一步都是冒着亚里士多德弟子们的反对争取来的”^[8]，但探究人、追问人的存在及其发展问题从来没有在后来的哲学家视野中消失。哪怕是在中世纪，在奥古斯丁、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人作为上帝的子民或选民被以神学的形式拿来解读，人被分割为身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相对立的两个部分，哲学成了被用于论证上帝的合法性存在和神圣性存在的工具，哲学的理性被迫与上帝的神性相融合，人的现实本质异化为虚幻的神的本质。但是经过了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诉求的人学思想陆续登场，个性解放、理性张扬、自由至上得到强调，脱离神旨、超越虚幻、迈向俗世成为现实，关于“人是什么”与“什么是人”的理解得到深化。这一深化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达到了最高的认识水平。

在康德那里，以理性为核心建立的思想体系包揽了“科学与道德、启蒙精神与宗教传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经验论与唯理论”^[9]这样一些复合体。其中，为自然立法的理论理性关注人的经验的生成，为自由立法的实践理性强调超验的功能，这两种理性在道德理性那里汇合，即都要遵循绝对道德命令。虽然这种道德即使完美无缺的圣人也难于践履，但他在“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10]两个原则中以其抽象思辨的方式把人的自由意志极大提升起来，以道德律为基础的行动才是理性的行动，这种行动才真正属于人的行动，这种行动及其内在价值把人的发展导向无限可能性。在星光熠熠的天空下，康德的道德理想与人格魅力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追求高尚道德的人。

费希特既是康德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又是德国古典哲学人学思想的重要发展者。他发展了康德的“物自体”概念和关于把人当作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的思想，提出并充实了“自我”概念，强调了“理性不是为了生存而存在，而是生存为了理性而存在”^[11]的观点。费希特认为，珍视他人的存在，联合别人的力量，促进人类的进步，就是人的使命，而真正的学者就应该坚持真理，教化育人，运用其知识和智慧为社会服务，推动人类不断进步，而不是患得患失、追名逐利。这些人学思想对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发生重要影响。到了谢林，他确立了人类的“历史”观念，即历史是人类自由的发展，是人类通过必然去实现自由的过程。^[12]他还提出了“历史”发展的三阶段论，第三阶段是一个属于“法治”社会的未来时代。可以说，一个开放的社会就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唯有法治的社会才是健全的社会。西方的法治思想源于希腊城邦管理的制度萌芽，经过中世纪采邑制这一准契约的发育，到了近代由霍布斯正式建立，继而得到孟德斯鸠、洛克的阐发，之后在斯密和黑格尔那里走向完备。因而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值得借鉴。在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成熟的法制和健全的法治精神。建成一个公平正义、和谐有序的法治社会，最终要依靠全面发展的新人。

黑格尔对西方传统哲学，尤其是对其先行者康德、费希特和同学谢林的哲学作出了批判性继承。有人认为，在黑格尔那里人的影子消失了。这一判断需要具体认识。作为客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确实在神学的背景中论证“泛神的唯心主义”，但是按照列宁的评价，“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13]。黑格尔哲学中所体现的辩证法思想以及建立在这一思想上的“唯心主义”很多就属于“聪明的唯心主义”，同时也包含着不少“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的人学思想。这里仅指出两点:首先，在学术研究上，黑格尔反对任性、拼凑、浮夸和矫揉造作，提倡以朴素、具体和理性的识见立世。他认为只有经过深沉的劳作，并“长期埋头沉浸于其中的任务，方可望有所成就”^[14]，方能取得有价值的成果。他还指出:“在哲学里，最紧要的，就是对每一思想都必须充分准确地把握住，而决不容许有空泛和不确定之处。”^[15]这一点，对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按照中国的实际、中国的特点和中国人的发展的需要来对待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及其研究具有深远认识价值。其次，在人生修养上，黑格尔强调人要向上而成为真正的人、高尚的人。他指出:“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16]，在吸收歌德的观点基础上，他还指出“一个人想要成为真正的人，他必须是一个特定的存在，为达此目的，他必须限制他自己”^[17]。这些思想非常宝贵，不仅对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与理论修养发生直接影响，也对当代开放社会中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具有重要启迪。进一步说，黑格尔哲学遗产具有如下价值指示:不能用过去的观点来定论今天的现实，不能以封闭的体系来裁剪开放的进程，不能无情抹杀一个时代的哲学对人的问题所取得的历史认识。

在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哲学和科学主义哲学那里，终结形而上学、颠覆传统哲学，代之以批判理论、解构主义、精神分析主义、交往行为主义，等等，并不等于清除了人的身体，并不等于消解了人的精神和价值，并不等于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反，现代西方哲学“正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重新实践并解决着传统哲学家所遭遇的那些不变的、与人的生存境遇密切相关的存在问题和知识问题”^[18]。可见，人的问题始终深渗在哲学之中，哲学始终缠绕着人的问题。过去是如此，今天依然如此。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西方哲学^[19]，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新哲学，又不同于形形色色的西方哲学，它汲取了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并加以创造性发挥和发展;它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树立起无产阶级的新世界观，即唯物主义历史观。

3.人的发展问题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

唯物史观阐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发现，建成了人类哲学思想史上的鸿篇巨制，贯穿这个鸿篇巨制学说的线索是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光辉承诺与理想设计。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主要体现在下述判断上，这些判断的提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首先，社会经济形态变迁与人的发展形态大体适应。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哲学视野中，社会经济形态呈现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说明，社会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局部、浅层、无序的开放走向全面、深层、有序的开放。按社会变迁的“五形态说”来看，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以至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基本发展规律^[20]。按照人的发展的“三形态说”来看，“人的依赖”阶段、“物的依赖”阶段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21]，是先后相继而又交叉进行的非线性发展。因此，“五形态说”与“三形态说”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这两个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反映了人的发展形态的变化，而人的发展形态的变化表征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通过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即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社会的本质日益深渗于人，日益转化为人的现实本质;而人的本质的生成、充实和丰富呈现开放社会的发展维度。

其次，社会历史的进展也伴随着人的交往方式的跃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逻辑中，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的交往发展史。交往包括“单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22]。当然交往还包括两性交往，即人口的繁衍或人类的增殖。这些交往都是媒介交往。两位伟大导师不仅研究了交往的历史与形态、交往的价值与意义，也提出了“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导引的或媒介的人的发展向度:最原始、最古老的交往形态、交往形式和最现代、最发达的交往形态、交往形式。前者是“过去”的向度，后者是“未来”的向度，这两个向度至今存在于当代开放社会之中。但是回顾“过去”是为了瞻望“未来”，而把握“未来”需要直面“过去”，从而在“过去”和“未来”之中聚焦“现在”的现实发展。随着媒介交往方式的跃迁，人的能力素质不断提升，人的社会关系不断拓展，人的巨大创造性和深层发展的可能性也将呈现出来。

再次，人在开放社会中走向技术、制度和文化的全面转型。人是社会存在物，或者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人又是交往实践的存在物，交往是人的存在、发展的方式。作为社会存在物，人展开为技术的创造者、制度的创立者和文化的传播者。而作为交往实践的存在物，人就不仅是一个技术的创造者或制度的创立者或文化的传播者，而且可能同时是技术的创造者、制度的创立者和文化的传播者。人的可能性在于其生成性、未来性、创造性，人的发展的可能性在于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在于体悟到他者的关爱和情感，在于懂得把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统一到合理的媒介交往实践的无限创生的边界，使人真正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存在物。在一个高级技术、完善制度和先进文化的协调发展的环境中，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将得到更好保障。

因此，在哲学视域，无论是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以人的问题为研究中心，都从不同角度实现着对人的发展的不同程度的理论介入、精神指引和价值溢出。只不过这三类哲学在人的发展问题上所拓展的方向与所取得的成果不同而已。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把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的终极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理想目标和价值承诺写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在这个鲜艳的旗帜下，当代中国哲学建设要有更崇高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