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教育思想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于石船山,故人称船山先生。明亡后,王夫之曾与好友管嗣裘等在家乡准备武装反清,但因事机泄露,“战败军溃”。后投奔南明永历政权,曾任“行人司行人”。然而,永历政权腐败无能,内部党争不已。王夫之知道大势已去,遂“退伏幽棲”,隐姓埋名,遁迹于荒山野岭之中,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从事学术研究和授徒讲学活动,前后长达40年之久,成为明清之际又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

一、论教育的作用

王夫之作为我国17世纪一位忧国忧民的思想家,他通过总结历史上各个朝代兴衰存亡的经验教训,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对于治国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王者之治天下,不外乎政教之二端。语其本末,则教本也,政末也。”^[186]认为治理国家不外乎政治和教育两大问题,其中教育最为重要。他说历史上许多王朝的败亡,并非“其政之无一当于利病也”,而只是因为“言政而无一及于教也”,即败在“失其育才”。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看来也是因为“教化日衰”,学校教育“名存实亡”,培养不出国家“可用之士”,结果以“锢人之子弟”开始,“误人之国家”告终。因而,他告诫“谋国者”,必须记取这个历史教训,欲要“安天下”,当以“文教为重”,必须把教育置于重要地位。

尤为可贵的是,王夫之还认为,教育固然重要,但教育的发展又离不开政治,只有“政立民安”,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才能“学校兴”。所以他又说:在政治和教育的关系上,“语其先后,则政立而后教可施焉”^[187]。同时,教育的发展还必须以经济为基础,人民“衣食足”而“天下治”,“乃可以文”。由上可见,王夫之不仅揭示了教育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而且还指出了教育的发展又受制于政治与经济,他的这一认识弥足珍贵。

教育不仅是治国之本,而且在人的个体发展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王夫之的这个思想,同他的人性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王夫之认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地变化发展过程之中,提出了人性“日生日成”的著名论断。他说:“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188]又说:“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性屡移而异。……故善来复而无难,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性也者,岂一受成型,不受损益也哉?”^[189]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有的主张性善,有的主张性恶,还有的则主张善恶混,而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孔丘“性相近,习相远”的见解,提出人性是在后天不断地生长变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是前人从未明确说过的新见,充满了辩证法思想。

正因为“人性随习易”,是在后天的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形成的,所以,王夫之十分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他认为这种作用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继善成性,使之为善。他说:“道之不息于既生之后,生之不绝于大道之中,绵密相因,始终相洽,节宣相允,无他,如其继而已矣。……滋之无穷之谓恒,充之不歉之谓诚,持之不忘之谓信,敦之不薄之谓仁,承之不昧之谓明,凡此者所以善也,则君子之所以为功于性者,亦此而已矣。继之则善矣,不继则不善矣。”^[190]这种继善成性的过程,就是不断积累的过程,亦即是不断接受教育的过程;二是可以改变因“教”而形成的“恶习”。他说:“教是个大炉,治与其洁,而不保其往者,无不可施。”^[191]不过,要改变人的“恶习”而使之为善,不是一件容易事,必须要花大气力才能奏效。在他看来,人之不幸而失教,陷入于恶习,耳所闻者非人之言,目所见者非人之事,日渐月积于里巷村落之中,而有志者欲挽回成人之后,非洗髓伐毛,必不能胜。正因为如此,他主张对儿童要及早施教,认为从小培养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则作圣之基立于此”。

总之,教育既对治国至关重要,又同人的发展密切相关;教育或使人继善成性,或使人改恶为善。这就是王夫之关于教育作用思想的基本观点。

二、关于教学思想

王夫之认为,教学是教师和学生共同活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居于主导地位,善教、乐施的教师,必有善学、乐受的学生。他指出:“善教育者必有善学者,而后其教之益大,”“施者不吝施,受者乐得其受”。当然,学生也不是消极被动的,他们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学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他们的自觉。因此,王夫之又认为,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只是向学生指明如何“进善”,而“进善”的实现,则完全依靠学生的“自悟”。他说得好:“教者但能示以所进之善,而进之之功,在人之自悟。”^[192]这就是说,在王夫之看来,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之下学生自觉的求学过程。他的这一见解,正确地揭示了教学活动的本质,值得我们重视。

从以上认识出发,王夫之提出了若干关于教学的具体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因人而进”

王夫之指出,学生之间存在着个别差异,他们“质有不齐”,有刚有柔,有敏有钝;“志量不齐”,有大有小;德性不同,有优有劣;知识不等,有多有少。因此,教师应该根据不同学生的实际状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即“因人而进”。他写道:“君子之教因人而进之,有不齐之训焉。”^[193]如果不顾学生的个别差异,采取“一概之施”,将会造成“躐等之失”,教学难以成功。

正因为要“因人而进”,所以教师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应该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他说:“顺其所易,矫其所难,成其美,变其恶,教非一也,理一也,从人者异耳。”^[194]即是说,虽然具体教学方法各不相同,但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人而异。

王夫之还认为,实施“因人而进”的关键在于熟悉、了解学生。“必知其人德性之长而利导之,尤必知其人气质之偏而变化之”。对于深入了解学生,他指出:“始则视其质,继则问其志,又进而观其所勉与其所至,而分量殊焉。”^[195]教师通过平时考察学生的品质,询问他的志向,观察他的行为等途径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地施教。

(二)“施之有序”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不仅要因材施教,而且还应该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由近及远,由浅入深,不躐等,不凌节,稳步前进,逐步提高,即所谓“施之有序”。

在王夫之看来,事有大小精粗之分,理亦有大小精粗之别。据此,他将“事理之序”区分为五等,即事之粗小、事之精大、粗小之理、精大之理以及大小精粗理之合一。他认为这些大小精粗之事理,都是应该学习的,“俱学者所不可遗之事”。然而,就具体教学进程而言,则应该循序渐进,由事及理,由粗小到精大,这样教学才会成功。他写道:“使修其小且粗者,俾其事之易尽,而以渐得其理。然后授之以大且精者之事,而以用力之熟,扩充有自,则大且精者之理可得而见矣。”^[196]反之,如果一开始就教之精大之理,则“教者之心已劳,学者之业难就”,事倍功半,难以见效。因此,他提出“立教之序亦有五”:“始教之以粗小之事,继教之以粗小之理,继教之以精大之事,继教之以精大之理,而终以大小精粗理之合一。”^[197]很清楚,王夫之所提出的“立教之序”,充分反映了循序渐进的原则,这是他长期从事教学实践的经验总结。

(三)学思“相资以为功”

王夫之指出,求知离不开学和思。如何学,如何思,学与思的关系又是怎样呢?他写道:“学则不持己之聪明,而一唯先觉是效;思则不徇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乃二者不可偏废,而必相资以为功。……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198]主张学习必须虚心,要尽量吸取前人的宝贵经验,以丰富自己的学识;思则不应墨守古人的成规,而要敢于独立思考,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学与思的关系上,他认为两者不可偏废,而必须紧密结合。学与思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学识愈是广博,思考就愈深远。思考产生困惑,必定会促进人们更勤奋地学习。众所周知,儒家历来重视学与思的结合,孔丘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王夫之的思想显然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更深刻地揭示了学与思的辩证关系。他所说的“学愈博则思愈远”,“思之困则学必勤”,深刻地揭示了学思的辩证关系。

三、论道德和道德修养

中国古代教育家都重视人的道德和道德修养,王夫之也不例外。不过,王夫之的道德观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

首先,主张“天理”和“人欲”紧密相连,“天理”存在于“人欲”之中。王夫之认为,所谓“人欲”,“盖凡声色、货利、权利、事功之可欲而我欲之者,皆谓之欲”^[199]。它与“天理”并非是截然对立,“天理充周,原不与人欲相对垒”^[200]。恰恰相反,两者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他写道:“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201]又说:“私欲之中,天理所寓。”^[202]在王夫之看来,“离欲而别为理”,这是受佛、老思想的影响,其结果是“厌弃物则而废人之大伦矣”。当然,王夫之强调“天理”与“人欲”的紧密联系,并不是赞成纵欲,而是主张依据“天理”适当满足人们的欲望,即所谓“节欲”。他说:“夫仁者天理之流行,推其私而私皆公,节其欲而欲皆理者也。”^[203]由上可知,虽然王夫之所说的“天理”,仍没有越出封建道德的藩篱,但他反对理欲对立,而主张理欲统一;反对灭欲,而主张节欲,很明显这是对佛、老二氏及宋明理学家道德观念的批判和否定,具有历史进步性。

其次,提倡不以“一人之私”而“废天下之公”。王夫之指出:“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204]又说:“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205]因此,在君臣关系上,臣子该不该对君主尽忠,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取决于君主是否为“天下之君”,能否成为“天下所共奉”。假如“君非天下之君”,“人心不属”,那么就不应该为“一人之私”而“废天下之公”^[206],也就是说,臣子不应该对君主尽忠。由此可知,尽管王夫之还没有完全否定君为臣纲,然而对传统的君臣之伦和忠君观念已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异议,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富有时代气息。

在人的道德修养方面,王夫之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重要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强调立志。王夫之十分重视“志”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作用,甚至认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取决于立志是否远大坚定,圣人和普通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圣人有远大而坚定的志向。他说:“学者德业之始终,一以志为大小久暂之区量,故《大学》教人,必以知止为始,孔子之圣,唯志学之异于人也。”^[207]鉴于这种认识,他强调教师必须把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志向置于重要地位。“正其志于道,则事理皆得,故教者尤以正志为本。”^[208]在他看来,善于教人的教师,都是“示以至善以亟正其志”,为学生树立榜样以端正其志向。同时,王夫之还要求志向必须专一,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应该矢志不移,“身可辱,生可损,国可亡,而志不可夺”。如果朝三暮四,“志于彼又志于此”,这在王夫之看来,则不可名为志,而直谓之无志。王夫之所说的立志是“志于道”,即志于封建伦理道德,这是他思想的局限性。然而他强调立志,主张把教育学生树立明确的志向作为教育之本,要求志向必须专一、执著,这是正确的。

第二,主张自得。王夫之认为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学生的自觉。他曾说:“教在我,而自得在彼。”^[209]怎样才能做到自得呢?首先,学生要能“自勉”。他写道:“学者不自勉,而欲教育者之俯从,终其身于不知不能而已矣。”^[210]如果学生要求教师降低标准,放松要求,“俯从”自己,最终将陷于“不知不能”的结局。所谓“自勉”,即是学生应该对自己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其次,学生要有“自修之心”。他说:“有自修之心则来学,而因以教之。若未能有自修之志而强往教之,则虽教无益。”^[211]认为只有在学生产生了道德修养的自觉要求之后,教师因势利导给予教育,才会取得好的效果;否则,即使施教也不会见效。

第三,重视力行。王夫之指出,道德修养不能仅停留在知识阶段,还必须将道德知识变成实际行动。因此,他极为重视力行,认为在学、问、思、辨、行五者之中,“第一不容缓则莫如行”^[212]。在他看来,“行”不仅有验证道德知识正确与否的功效,“知者非真知也,力行而后知之真”,更为重要的是,“行”还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准的标尺,如果“知而不复行”,则非真有“大公之心”。所以他说:“何以谓之德?行焉而得之谓也。”^[213]认为所谓道德,即是将道德知识转化成为自身的道德行为。

王夫之的道德观,虽然从根本上讲,仍没有越出封建道德的窠臼,但他主张理欲统一,提出当“君非天下之君”时,臣可以对君主不尽忠,无疑这是对正统的封建伦理纲常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异议与否定,具有进步意义。同样,在道德修养方面,尽管总的说来,并没有超出个人道德践履的范围,然而他继承和发展了儒家重视道德修养的传统,强调“立志”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作用,主张道德修养贵在学生自觉,重视把道德知识转化为道德行为,王夫之的这些见解,揭示了道德修养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值得认真借鉴。

四、论教师

王夫之重视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对于“教者之事”,即为师之道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必恒其教事。”王夫之认为教师对待教育工作,应该像园丁精心培育花卉,农夫辛勤耕耘土地一样,要孜孜不倦,坚持不懈。他说:“讲习君子,必恒其教事。”^[214]要求教师要乐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精心培育人才。

第二,“明人者先自明。”教师的责任在于向学生传授知识,讲明道理。“欲明人者先自明。”只有教师自己具有渊博的知识,深刻领会了道理,才能胜任教育工作。他写道:“夫欲使人能悉知之,能决信之,能率行之,必昭昭然知其当然,知其所以然,由来不昧而条理不迷。贤者于此,必先穷理格物以致其知,本末精粗晓然具著于心目,然后垂之为教。”^[215]否则,若自己于道茫然未有所得,大义不知其纲,微言不知其隐,“实则昏昏也”,是不配也不能充当人师的。王夫之的这个意见是十分正确的。

第三,要“正言”“正行”“正教”。王夫之非常重视教师自身的道德行为对学生所产生的影响,曾将此称之为“起化之原”。他说:“立教有本,躬行为起化之原;谨教有术,正道为渐摩之益。”^[216]鉴于此,他强调教师应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要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即“正言”“正行”“正教”去教育和影响学生。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王夫之的学术研究和授徒讲学活动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他不肯向清政府屈服,抗拒“剃发”令,为了躲避政府的搜捕,不得不隐姓埋名,遁迹于荒山野岭之中。初时居无常处,讲无课堂,只得“借僧寺授徒”。后来虽曾先后筑有“败叶庐”“观生居”和“湘西草堂”,作为从事学术研究和授徒讲学的场所,但亦均是些极为简陋的土室茅屋。在衣、食方面,他常常是“严寒一敝麻衣,一褴袄而已,厨无隔夕之粟”,有时甚至还与弟子们一起“昼共食蕨,夜共燃藜”,以山中野果果腹,燃野草取暖。同时,又缺乏书籍、纸张、笔墨,“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然而就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王夫之还是坚持从事学术研究,即使是在年老体衰的情况下仍著述不辍。正如他的儿子王敔所述:“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纂注。”^[217]同时,又坚持授徒讲学不断。在67岁时,“从游诸子求为解说《周易》”,而他因久病体衰,“形枯气索,畅论为难”,不能向学生口授,于是就“于病中勉为作传”,授予诸生。王夫之这种不屈不挠、鞠躬尽瘁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他的学生,为他们树立了榜样。而且,王夫之这种伟大的人格力量,甚至还感动了盗贼。据王敔记述,在一个北风呼啸、寒冷异常的深夜,王夫之还在为“从游诸子”讲授其所注《礼记》,有盗贼至,“窃听而异之,相戒无犯焉”。

综上所述,王夫之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从事授徒讲学和学术研究活动数十年,表现了他的执著和追求,诚为难能可贵。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自勉,对教育理论进行了诸多创建。他主张人性“日生日成”,教育既可继善成性,又可改恶为善;强调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悟”过程,并提出了“因人而进”“施之有序”,学思“相资以为功”等具体主张;提倡理欲统一,不“以一人之私”而“废天下之公”以及重视立志、自得、力行等道德修养方法;要求教师“恒其教事”,具有渊博知识、为人师表等。王夫之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富有时代气息,后来也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王夫之不愧是中国17世纪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注释】

[1]朱舜水:《朱舜水集》,第1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下引同书只注页码。

[2]同上书,第553页。

[3]同上书,第183页。

[4]同上书,第115、116、385页。

[5]《朱舜水集》,第115、116、385页。

[6]同上书,第451页。

[7]同上书,第379页。

[8]同上书,第448页。

[9]同上书,第450页。

[10]《朱舜水集》,第84页。

[11]同上书,第377页。

[12]同上书,第448页。

[13]同上书,第498页。

[14]《朱舜水集》,第26页。

[15]同上书,第581页。

[16]同上书,第484页。

[17]同上书,第486页。

[18]同上书,第555页。

[19]同上书,第437页。

[20]《朱舜水集》,第502页。

[21]同上书,第154页。

[22]同上书,第66页。

[23]同上书,第369页。

[24]同上书,第385页。

[25]同上书,第274页。

[26]同上书,第274页。

[27]《朱舜水集》,第369页。

[28]同上书,第234页。

[29]同上书,第446页。

[30]《朱舜水集》,第45页。

[31]同上书,第493页。

[32]同上书,第576页。

[33]同上书,第493页。

[34]同上书,第576页。

[35]同上书,第489页。

[36]同上书,第475页。

[37]同上。

[38]《朱舜水集》,第171页。

[39]同上书,第447页。

[40]同上书,第387页。

[41]同上书,第386页。

[42]同上书,第379页。

[43]同上书,第326页。

[44]《朱舜水集》,第333页。

[45]同上书,第406页。

[46]陈确:《陈确集》,第4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下引同书只注页码。

[47]《陈确集》,第466页。

[48]同上书,第452页。

[49]《陈确集》,第447页。

[50]同上书,第449页。

[51]同上书,第447～448页。

[52]《荀子·劝学》。

[53]《陈确集》,第455页。

[54]同上书,第458页。

[55]《陈确集》,第454页。

[56]同上书,第65页。

[57]同上书,第461页。

[58]同上书,第425页。

[59]《陈确集》,第468页。

[60]同上书,第425页。

[61]同上书,第469页。

[62]《陈确集》,第548页。

[63]同上。

[64]同上书,第426页。

[65]《陈确集》,第426页。

[66]《陈确集》,第427页。

[67]《陈确集》,第574页。

[68]同上书,第552页。

[69]同上书,第111页。

[70]《陈确集》,第553页。

[71]《陈确集》,第553页。

[72]《杨园全集》卷二。

[73]《陈确集》,第586页。

[74]同上书,第597页。

[75]《陈确集》,第462页。

[76]同上。

[77]《陈确集》,第613、614页。

[78]同上书,第462页。

[79]同上书,第474页。

[80]《陈确集》,第474页。

[81]同上书,第462页。

[82]《陈确集》,第554、555页。

[83]同上书,第555页。

[84]同上。

[85]同上。

[86]同上。

[87]《陈确集》,第560页。

[88]同上书,第470页。

[89]《陈确集》,第540页。

[90]同上书,第63页。

[91]同上书,第137页。

[92]《陈确集》,第583页。

[93]同上书,第427页。

[94]同上书,第73页。

[95]同上书,第427页。

[96]《陈确集》,第229页。

[97]同上。

[98]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0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下引同书只注页码。

[99]《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0页。

[100]同上书,第11页。

[101]同上。

[102]《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2页。

[103]同上书,第14页。

[104]同上书,第204页。

[105]全祖望:《鲒崎亭集外编》卷十六,四部丛刊本。

[106]李邺嗣:《杲堂诗文集》,第448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107]《清史稿·黄宗羲传》。

[108]黄宗羲:《黄梨洲文集》,第3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下引同书只注页码。

[109]《黄梨洲文集》,第330页。

[110]同上书,第453页。

[111]《杲堂诗文集》,第463页。

[112]《黄梨洲文集》,第77页。

[113]《黄梨洲文集》,第199页。

[114]同上书,第443页。

[115]同上书,第389页。

[116]同上书,第160页。

[117]《黄梨洲文集》,第287页。

[118]《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1页。

[119]同上。

[120]同上书,第13页。

[121]《日知录》卷八《法制》。

[122]《日知录》卷六《桀纣率天下以暴》。

[123]《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124]《日知录》卷十三《三反》。

[125]《日知录》卷三《不吊不祥》。

[126]《日知录》卷十二《河渠》。

[127]《蒋山佣残稿》卷二《答汪苕文》。

[128]《日知录》卷十三《宋世风俗》。

[129]《日知录》卷三《承筐是将》。

[130]《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一》。

[131]《日知录》卷七《不践迹》。

[132]《日知录》卷七《求其放心》。

[133]《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134]《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

[135]《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

[136]《日知录》卷七《九经》。

[137]《日知录》卷三《丰熙伪尚书》。

[138]《日知录》卷十三《重厚》。

[139]《亭林文集》卷六《答友人论学书》。

[140]《日知录》卷十五《奔丧守制》。

[141]《日知录》卷一《孔子论<易>》。

[142]《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易>书》。

[143]同上。

[144]《日知录》卷十六《史学》引倪思语。

[145]同上。

[146]《亭林文集》《三朝纪事阙文序》。

[147]《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

[148]同上。

[149]《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

[150]《日知录》卷十六《拟题》。

[151]《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

[152]《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录自序》。

[153]《蒋山佣残稿》卷一《与人书》。

[154]《日知录》卷一《损其疾使遄有喜》。

[155]《日知录》卷十三《士大夫晚年之学》。

[156]《日知录》卷七《朝闻道夕死可矣》。

[157]《清儒学案》卷六《亭林上》。

[158]《顾亭林诗文集·佚文》,《与黄太冲书》。

[159]《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八》。

[160]《日知录》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

[161]《日知录》卷十九《巧言》。

[162]《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三》。

[163]《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门人书》。

[164]《亭林文集》卷六《与杨雪臣》。

[165]《蒋山佣残稿》卷一《与人书》。

[166]《亭林文集》卷六《与杨雪臣》。

[167]《亭林文集》卷六《广师》。

[168]《日知录》卷七《自视欲然》。

[169]《顾亭林诗文集·佚文》,《与归庄手札》。

[170]《日知录》卷二十一《诗不必人人皆作》。

[171]《日知录》卷十八《改书》。

[172]《日知录》卷二十《述古》。

[173]《日知录》卷首《自记》。

[174]《蒋山佣残稿》卷三《复陈蔼公》。

[175]同上。

[176]《亭林文集》卷三《答俞右吉书》。

[177]同上。

[178]《日知录》卷十八《三朝要典》。

[179]《亭林文集》卷二《吕氏千字文序》。

[180]《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

[181]同上。

[182]《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四》。

[183]《日知录》卷二《丰熙伪尚书》。

[184]《日知录》卷四《所见异辞》。

[185]《日知录》卷二《丰熙伪尚书》。

[186]《礼记章句》卷五。

[187]《礼记章句》卷五。

[188]《尚书引义》卷三。

[189]同上。

[190]《周易外传》卷五。

[191]《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192]《四书训义》卷五。

[193]《四书训义》卷十。

[194]《张子正蒙注·中正篇》。

[195]《四书训义》卷十。

[196]《读四书大全说》卷七。

[197]《读四书大全说》卷七。

[198]《四书训义》卷六。

[199]《读四书大全说》卷六。

[200]同上。

[201]《读四书大全说》卷八。

[202]《读四书大全说》卷二十六。

[203]《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八。

[204]《读通鉴论》卷十七。

[205]同上。

[206]《读通鉴论》卷十四。

[207]《张子正蒙注》卷五。

[208]《张子正蒙注》卷四。

[209]《四书训义》卷十一。

[210]《四书训义》卷三十五。

[211]《礼记章句·曲礼》。

[212]《四书训义》卷十三。

[213]《礼记章句·大学补传衍》。

[214]《姜斋文集》卷一。

[215]《四书训义》卷三十八。

[216]《四书训义》卷三十二。

[217]《姜斋公行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