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作办学产生的背景和动因

1.中外合作办学产生的背景

中外合作办学的产生离不开国际、国内两个环境。首先，依据第二章跨国高等教育的时代背景分析，我们得知经济全球化使知识社会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人们对知识和技能的追求愿望在不断提升，接受教育主体的不同群体在不断增加，终身教育理念受到广泛关注。旺盛的教育需求和供给不足之间或者供给充足与教育需求不济之间形成明显的矛盾。具体而言，一方面表现为有些国家的国内教育资源短缺，国民教育体系的教育供给在短时间内满足不了国内对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则较早地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实力强大，高等教育发达，高等教育资源产生剩余，由此在高等教育资源上形成明显的比较优势，强烈需要输出教育资源。于是，旺盛的市场供求需要，激发了跨国高等教育的巨大市场潜力。国际跨国高等教育活动的产生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达国家渐次步入后工业革命时期，欠发达国家刚刚迈入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

跨国高等教育同期来到中国。我国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入，高等教育也得到了大力发展。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等教育有了很大发展。到1984年，全国普通高校达到902所，大学、专门学院547所，专科学校273所，短期职业大学82所，在校生达到139.6万人。这一数字相对我们过去的高等教育可以说是飞速发展。但在国际参照系中，我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的差距仍然是明显的。1995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美国已经达到81%；我国比世界平均的18%还低14个百分点，居世界第80位。即使到了2002年我国发展到了14%，其间的差距仍然是不言而喻的。^[2]即使是相对国内日益发展的经济需求来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暴露出严重供给不足的缺陷，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需要大量的高级专门人才以及动手能力强、适应市场能力强的高职人才。这些都使我国的高等教育明显体现出卖方市场的特点。因此增加高等教育供给，努力保障人民受教育权，培养经济建设急需的专门人才就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中外合作办学就是在国际上教育资源相对过剩，国内高等教育资源供给又相对短缺，同时国内市场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急增的矛盾中，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在中国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事实上，这一办学形式并不是我国高校在面临巨大的教育缺口时，主动出击到国际市场去寻求合作伙伴，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众多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校在原有与我国高校友好往来的基础上，首先动议并实施了各种各样的合作办学、合作科研活动，由此拓展成为现今独具特色的中外合作办学的教育规模。

2.中外合作办学产生的动因

尽管在合作办学的初期我国高校的合作意识不强，但一旦出现了中外合作办学的迹象，就呈现出久旱逢甘霖般的蓬勃发展势头。这主要归功于中外合作办学各方主体的积极性及其内在强大的驱动力。中外合作办学的最基本主体包括合作办学的双方以及参加该教育形式的教育消费者，合作办学双方包括教育机构、各类团体、组织以及企业实体。但从宏观角度考察，由于这项活动是跨国间的教育交流活动，必然且已经涉及到不同国家的利益。另外，跨国教育的教育服务贸易性质，使得教育的市场特性凸现，受教育者的身份也有了新的特征，即以教育消费者的形象出现，他们既是受教育的对象又是教育的消费者。概括地说，对合作办学动机的分析离不开宏观上政府的因素、中观上合作教育机构的因素和微观上教育消费者的因素。

（1）政府宏观层面的动机。

由于各国在跨国高等教育活动中的角色不同，跨国教育输出国与输入国的态度不同，即使是同一身份，他们的态度和动机也有很大差别。由于各国的文化价值理念以及教育传统背景各异，这种差异性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了跨国教育活动及其政府角色之中。例如，美国跨国教育以松散性管理为主要特征，政府的宏观调控相对减弱，而各州、地区的教育评估机构则起到“场外”的监控和指导作用。政府积极鼓励大学开展国际教育，支持高等教育输出，并制定了近期教育出口额要在现有的全国出口产业排名第5位的基础上再度提升的战略目标等。另一以教育输出为主要战略目标的澳大利亚，则由政府主推高校的跨国高等教育，无论是政策的制定、经费的支持、质量的监控等方面，政府都扮演着“总指挥”的角色。总之，来华实施跨国高等教育的各国政府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加大高等教育的出口力度，争取国际教育市场的更大份额，增加教育外汇收入。不可否认，有些政府在输出教育服务的同时，还带有文化渗透和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合作对象扩大其价值观影响力的动机和目的。也不乏有些国家或地区是出于“友好”、“援助”的动机来华投资办学，有些甚至是为了扩大其国家或地区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影响，这类办学者一般是一些国家政府或者有政府背景的机构、基金会等。

我国政府在中外合作办学初期的态度表现出双重性。一方面，由于历史上中华民族曾饱受西方列强欺辱，由此产生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自强和保护意识。在跨国高等教育进入中国的初期，“防御”意识强，提防西方社会对我国再次实行“全盘西化”和“和平演变”，甚至有人担心中外合作办学可能会丧失我国的教育主权。由此，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宣传等都表现出谨慎的态势。另一方面，由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全球化带来越来越多的跨国集团瞄准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纷纷前来投资办厂、提供跨国服务，急需在中国本土为其培养国际型、复合型的专用人才。同时我国国内的改革热潮一浪高过一浪，面对国人放眼世界的开放愿望和市场经济的初起，我国政府再也不能漠视已经进入国境的跨国教育。与其“防御”和“抵制”，不如促进和开放，毕竟这已是大势所趋。上述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方面我国政府对中外合作办学政策制定的滞后性；另一方面，一旦思想解放，将其纳入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轨道后，我国政府就加大宏观监管力度，随后制定出一系列管理办法和政策法规，由初始时提出“积极慎重、以我为主、加强管理、依法办学”的办学原则，发展到目前的“扩大开放、规范办学、依法管理、促进发展”的合作办学方针。不难看出两种原则反映出来的不同时代色彩。我国政府鼓励中外合作办学的核心是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认为只有扩大开放，才能更好地使我国高等教育发现自身的优势和存在的差距，才能发展中外合作办学，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嫁接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手段、办学模式等，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提升，增强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对待中外合作办学的动机和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认识深度和重视程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由最初的“谨慎”开始，逐步将其视为一种“补充”，目前已经达成“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共识。

（2）中外合作办学双方（高等教育机构）的动因。

中外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高校，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主体，开展此项活动的动机各异。来华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国外高校办学水平不一，有些具有悠久的办学历史和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也有些是低水平的“野鸡”大学或“皮包”大学。对后者来说，由于其自身条件所限，提供的合作教育有的是低劣教育，有的只是举“合作”之名，实际上只有中方提供各种教育内容，外方只负责“批发”或“出售”国外的学历、文凭。由此而得名“学历作坊（工厂）”（Mill of Diplomas），其办学动机只有营利。这类高校虽然所占比例极小，但造成的影响极坏。对于前者来说，相对于其本国的高等教育生源以及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他们有相对过剩的教育资源，迫于生源以及教育经费短缺的困境，众多高校在开展国际化的基础上，把自己的教育项目以不同的形式转移到中国，在中国境内为中国学生提供跨国教育服务。这种营利的动机有别于“学历作坊”，他们在中国的跨国高等教育注重质量，注意保持大学原有的“品牌”、声誉和优秀的办学传统，办学过程中接受其国内高等教育质量控制和评估考察，一般与中方的合作协议期相对较长，表现出打“持久战”的态势，带有可持续发展性。这类大学中有些更重视扩大其高校的国际知名度，深化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提高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据调查^[3]，除了高校以外，外方的合作者还包括一些跨国公司的人才培养机构。综合各种办学者的动机，我们可以看出把跨国教育作为一种投资行为，以营利为目的以及为了提升国际知名度的国外高校为主流。另外还有出于同胞情义、故乡情结的办学者，他们多为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教育界人士；跨国公司在中国办学是为其企业培养急需专业人才，有的为了宣传企业形象，推广企业产品。

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主要动因，一是希望通过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借助国外先进的办学观念、办学模式和办学机制，影响和带动本校的高等教育改革。这一动机在合作办学活动开展初期尤其突出。这是由于此前我国高等教育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中，办学模式单一，教育内容老化，教学方法陈旧。厌倦了这一切的高校教育工作者，热切盼望一种能激活传统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的火花或支点。所以他们一旦接触到国际先进的教育范式，便对这种全新的教育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二是通过引入国外的教育资金和国内生源可观的学费收入，弥补高等教育投入不足的缺陷。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还处在精英教育阶段，未能体现出办学的规模效应，因此高校在经费上几乎完全依赖政府拨款，办学经费捉襟见肘。而中外合作办学中的学费收入要大大超出普通大学生的学费收入，由此解决投入不足问题的经济动机也比较普遍。三是出于对人才培养的需求着想。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急需既熟悉国际经济运作法则和惯例，又了解各国国情、文化，而且能熟练掌握外语和现代化科技手段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如MBA合作项目的开展，就是为了弥补我国高等教育在这一领域的缺陷，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培养了大量的高级管理人才。四是通过紧缺人才培养，培育和开设国内空缺的新学科和专业，加快相关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速度，提高国内高校的办学竞争力，这也成为许多国内大学热衷于中外合作办学的主要动机之一。五是，不可否认，有些高校也存在“一窝蜂”、“赶时髦”的现象，片面认为如果一个大学没有开展合作办学，就表明国际化程度不高，领导的政绩不突出，所以急需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这类办学动机在新建的大学或学院中表现比较突出。总之，我国高校在以上动机促使之下，自跨国教育进入中国开始，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且至今不减。从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合作办学项目数量的迅猛增加，以及在我国已经举办了九届的国际教育展之盛况和达成的合作意向数等就可窥见一斑。

（3）教育消费者的动机。

我国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事实至今犹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高中毕业生的毛入学率还相当低，大批高等教育适龄的学生面临着有限的教育机会“望洋兴叹”。另外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知识社会的逼近，使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在不断扩大。现有的高等教育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和种类上都无法满足国内大量的高等教育需求。面对国外高校在我国的合作办学，受教育者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及对国外优质高等教育的信任和向往，使他们勇敢地迈入了高等教育的这片新领地，以图在国内实现“不出国的留学”的梦想。

综观三个层面的动因，尽管各主体参与的动机不同，但是对合作办学的热情和积极性则显而易见。中外合作办学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潮席卷而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只能抛弃种种顾虑和谨慎，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参与其中，以全球的视野来观察它，以科学的态度来审视它，用未来的眼光来把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