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农民子女实现代际跃迁的主要途径

二、教育是农民子女实现代际跃迁的主要途径

从1992年起，在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推动下，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被正式明确地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社会分化与流动角度来看，这个时期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两个方面的变化趋势:一是社会流动空间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为结构性流动提供了直接的条件;二是教育事业的发展，因为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国际经验表明，教育对这个阶段的微观个体性社会流动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教育成为农民子女实现代际跃迁的主要机制。

(一)社会流动空间发生了变化

按照通常规律，社会流动越畅通，社会流动率越高，就越能调动各个阶层尤其是中低阶层的积极性，使他们充满希望，通过后致性规则即通过个人的后天奋斗，实现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的愿望。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开放性社会。总体而言，在封闭社会，先赋性规则(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等)是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而在开放性社会，后致性规则(个人教育程度等)是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社会流动机制的模式，那些标志着社会区隔的重大制度和政策，诸如阶级成分、单位制、城乡二元体制，或者退出历史舞台，或者式微。个人的教育程度和那些先赋性要素，在社会成员的地位获得上的作用力大幅度地此消彼长，现在，对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不是通过国家而安排工作，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而决定自己的事业。这一切可以说，中国社会的开放性程度正逐步提高。

1．职业结构趋高级化

我国职业结构正在发生工业化国家普遍存在的高级化变迁趋势，带动了我国社会等级位序的整体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职业高级化是所有搞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必然会发生的一种普遍现象。利普塞特和本迪克斯(Lipset and Bendix)分析了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士、意大利、瑞典、丹麦、日本和美国等9个国家的数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工业化国家在白领职业拓展方面的变革是一样的，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向上流动的潮流”⁽²¹⁾。其中英国，早在20世纪初，职业位置就开始越来越多地向服务业中的白领职位转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职业结构也正经历着符合工业化国家发展趋势的高级化过程，表现为高层次的职业位置数量大幅增加。职业构成比例增减的结果，便是底层职业的从业人数(包括生产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下降了8.1个百分点，而中上层的职业增加了7.2个百分点，整个社会职业的位序因此得以向上提升。其中商业人员和办事人员职业岗位数量增加最快，2000年分别是1982年的3.1倍和2倍⁽²²⁾，而农业劳动者和工人职业岗位数量增加速度却低于平均水平。职业趋向高级化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为职业间的流动拓展了空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社会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现象，说明我国绝大多数人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还是受益于经济发展，只是受益多少和快慢不同而已。

2．农民身份桎梏较大程度解禁

改革开放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实行，农村劳动力得以挣脱土地的束缚，要求放宽户口迁移政策的需求与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稀缺资源配置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国家权力授予关系、市场授予关系与非制度性安排(社会关系网络)3种资源配置关系⁽²³⁾。

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一些限制农民的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或多或少地进行了调整。20世纪80年代初期，放宽了处级以上党政管理干部、军队干部、专业技术干部夫妻投靠和未成年子女投靠迁移。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终止，解除了对农民行为的一些限制，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获得了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职业的自主权。同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离乡离土进城务工经商。10月，国务院又下发文件要求公安机关在户籍管理方面为保护农民进入城镇从事经济活动提供方便。1997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规定“办理小城镇户口实行指标控制，指标由国家计委、公安部、农业部有关部门另行下达。经批准在小城镇落户人员的农村承包地和自留地由原所在地的农村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收回”。2001年3月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其建制镇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均可以根据本人意见，办理城镇常住户口。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不再办理粮油证明，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均不得借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之机收取城镇增容费或其他类似费用。同时根据本人意愿可保留其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也允许依法有偿转让”。2001年5月1日国家粮食局发出通知，今后在全国范围内迁移或者农转非的居民，将不再办理《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明》(即粮油关系)，取消了长达40年的“户粮挂钩”政策，为户籍制度的改革排除了一个重大制度性障碍。2001年8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编制完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提出:未来5年国家将取消社会从业人员之间的不同“身份”，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有序流动。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一些限制农民政策的调整，使农民身份由过去被生产集体高度束缚的“集体农民”变成了相对的“自由农民”，将近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农民身份的统一地位、统一命运的状况被打破，农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但农民社会地位的获得仍然受到以户籍身份制为依据的评价标准的影响，作为身份制度基础之一的城乡分割制度仍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现在我国还有超过90%的农业劳动者出身于农民家庭，同时，超过半数的农民家庭子女仍然是农业劳动者。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行地域流动和外出打工机会大大增加，但从社会流动角度来看，农业劳动者是上升流动机会最少的社会阶层。

(二)获取文化资本成为农民代际升迁的主要途径

教育社会学和教育经济学都认为，教育对职业选择和社会流动起着关键作用。无论是学校的区位和名声、个人从教育中接受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接受教育的程度、在教育中形成的能力，都会影响一个人进入社会的路径以及今后在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机会⁽²⁴⁾。在我国社会结构趋向开放的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阶层间的门槛从显性规则来看，主要体现为文化屏障，也就是文凭制度。对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阶层来说，通过努力获取文化资本要比争取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更有可行性。这样教育就成为农民实现代际地位升迁的主要机制。

1．农民流动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

受教育程度是一个比较恒定地对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起干预作用的变量。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作用幅度有所变化，但教育程度高低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推断，却始终成立。这一结论也是全球社会分层研究者的基本共识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布劳和邓肯(Blau and Duncan)研究社会地位获得的初始模型中，教育对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就起着最重要的支持作用。农民子弟要实现向上流动，提高受教育水平是主要途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推进，农民流动的自由越来越大，流动途径不再仅仅局限于数量十分有限的升学、参军、招干等方式，而扩展至几乎所有的只要以强调个体自身努力和市场竞争为主的社会生活层面。不过，这种流动的自由并非是无条件的，而是更多地依赖于个体的流动资源。在“民工潮”形成之初，个体的流动资源偏重于体力及勤劳、吃苦、诚实这样一些品质，而今要实现升迁性的社会流动更需要一些附加的流动资源，特别是一定的技术专长和文化素质。据陈冰的研究，发现从文化程度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上看，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每百人中有9.2人转移，依次分别是初中每百人8.3人，小学每百人4人，文盲半文盲每百人仅1.5人⁽²⁵⁾。

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力更追求城镇的工作、环境和收入，向城镇流动的倾向性极高;同时，也只有具有一定教育水平的农村人口才符合城市企业的用工要求。2000年抽样调查样本农户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小学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例比所有劳动力中小学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低20.5个百分点，而初中受教育程度的比例要高出12.7个百分点，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比例高出7.8个百分点(如表2-1)。其次，个体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影响在城市的择业行为和择业效果。城镇用工调查也表明，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村劳动力容易获得城镇就业岗位。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2年初在24个大中城市对5 287家企业的用工调查，有2/3的企业需招用新民工，主要集中在建筑安装(48%)，纺织服装(20%)、机械电子(11%)、饮食服务(8%)等行业。这些企业大都对民工的素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90%以上的岗位要求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其中13%的岗位需要具备中级工的职业资格。根据这种情况，受教育程度低者在城市不容易得到较为体面的和技术性工作岗位，即使在技术性要求不高的城市，正规部门也难以应聘成功，他们往往从事一些简单的、非技能型、低收入的工作。而多数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则能够得到地位较高的技术性职业和岗位。因此，农村劳动力在农村接受正规教育是他们向城市流动的有效推动力。最后，城市企业和部门与乡镇企业相比，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更高。而且往往要求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学历和文凭日益成为个人和职业的媒介。这一切都表明，这一时期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是最可能和最适合向城镇流动的群体。

表2-1　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文化教育程度分布⁽²⁶⁾　单位:%

续表

西方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影响一个人职业成就获得的主因有三:一是其本身的受教育程度，二是其父亲的职业地位，三是其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我国的有关研究也获得类似的结论。影响人们代际流动的首要因素是子辈本身受教育程度(相关系数为(0.562 1)，其次是父辈的职业等级(0.335 2)，再次为父辈的受教育程度(0.271 1)⁽²⁷⁾。另一项对广州市居民的代际流动研究也表明:总的来说，代际流动率与受教育程度呈正比，即小学及以下者流动率为38%～48%，中学程度者为48%～55%，大专程度者为52%～59%，大学及以上者为65%～70%⁽²⁸⁾。可见，个体受教育程度高低对代际流动的首要影响，这可能是中外各国较普遍的现象。代际流动的研究，更表明了受教育程度高低对升迁或向下流动的主要影响。

2．学历社会的要求与影响

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阶段带来的职业高级化趋势，学历在社会构成和人的发展中成为极其重要的指标并且具有不可替代性，现代意义的“学历社会”基本形成。“学历”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越来越独特的功能。

1)学历社会的规则

“学历社会”与社会的发展水平有着高度的相关性。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认为，“学历社会”符合了工业社会“合理”与“效率”的原则。随着现代大工业生产不断地提高其对社会成员的知识储备与技能水平的要求，人们对学历的依赖经历了从“可有可无到需要到必备”的提升过程。学历借助于将知识与能力加以浓缩的形式十分有效地度量出个人资质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切合程度。学历从两个维度表明了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一个是纵向维度，指不同级别的学历，表明接受不同教育阶段的教育，如小学毕业、高中毕业、大学毕业等;另一个是横向维度，指同级但不同类或不同学校的学历，如普通中学毕业、中专毕业或工学院毕业、文学院毕业等。为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学历社会”通过学校教育制定出明确的“游戏规则”，让受教育者凭借个人才智在游戏的不同阶段胜出并获得有形的凭证——文凭。文凭是学历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统一的外在形式，它不仅仅是一种外部符号，同时具有内在的“先赋价值”，即表明社会对文凭所标识的各种人群的认可度，这种先赋价值不以某一个人能力的高低为转移。在社会运行过程中，文凭代表着知识和能力，处在个人与社会相互选择的夹缝之中，充当了社会评价和选拔的手段，而一旦当这种评价和选拔手段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取得富有决定意义的地位时，“学历社会”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以文凭为依托的“学历社会”适应了工业社会与近代科层制的需要，为人们顺利进入社会搭建了一个平台，也同时给人们创造了一个公平竞争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的生存空间。

在现代社会，人们不是由于先赋地获得资源而取得某种地位，而是由于后天地取得某种地位而获得一定的资源。社会将学历的高低与社会地位的获得以及社会资源的分配联系在一起，反映了社会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因为学历体现着一个人的学习经历，代表着一个人后天的努力程度。在“学历社会”，“学历”取代“特权”成为个人获取社会身份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不再根据血统而是依据个人资质决定其社会地位的高低和资源分配的多寡，学历逐渐成为一种新的价值实体并以此构成了相对公平的社会分层机制。“学历社会”的出现使社会分层实现了由血统取向、身份取向到能力取向、成就取向转变，这是社会的一种巨大进步，同时也强有力地证明了“学历社会”出现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从这一点来说，“学历社会”是不可逾越的。

按照这种理论，学校教育最大限度地参与了社会的分层过程，成为人们走向不同社会位置的“枢纽”，自然而然，处于学校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学历便直接发挥着“黏合剂”的作用。“学历社会”通过文凭的认定和发放证明文凭持有者已接受过相应程度的教育，随后人们可以通过人才市场用文凭与社会进行交换，从而获取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

2)学历社会对社会流动的影响

在规则既定的前提下，“学历社会”对人们的社会流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从社会流动的时距和方向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学历社会”对社会流动时距的影响。

“学历社会”给每个社会成员划定了一个公平的起点，在人们普遍选择通过学校教育获取社会地位的方式时，一方面，“学历社会”相对于学历前社会缩短了个人从低社会地位流动到高社会地位的时距;另一方面，不同层级的学历之间又产生了可比性，一般而言，低学历者从低社会地位流动到高社会地位需要的时距高于高学历者经历相同历程需要的时距。此外，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学历并非只具有一次使用有效性，它在现实中不仅标识一个人已具备了何种程度与性质的知识与技能，而且还表明这个人在学校教育结束以后的社会生活中具备了不断获取新知识和新能力所必需的基本能力，虽然这种基本能力是潜在的、难以量化的。

第二，“学历社会”对社会流动方向的影响。

社会流动的方向分为纵向(低社会地位与高社会地位之间的流动)和横向(同一社会地位水平上不同社会位置间的流动)。相对于传统社会的赞助性流动，“学历社会”认可的是竞争性流动，它将学历的取得与社会地位的获取挂钩并将两者视为个人在遵从平等原则的社会公平竞争中获得的奖品。在这种竞争模式下，“学历社会”十分有效地影响了社会流动的方向，它把尽可能多的人引向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为目标的竞争中去，这有利于培养和筛选出具有高水平的人才并及时将他们配置到推动社会发展的战线上去。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具备很高天资的人才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对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他们只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学历。学历的适中性限制着人们所能达到的个人最高社会地位的等级，于是在个人资质大致持平的情况下，“学历社会”又有效地影响了横向的社会流动。社会成员按照学历提供的个人信息选择符合自己的社会位置，从而将个人的才智跟社会需要结合在一起。

“学历社会”的规则对农民为其子女的教育选择有着极大的影响，他们努力去追求更高程度的教育服务和有更持久收益的教育类型，以使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具备更优的个人资质，从而有可能获得更高级的职业，实现社会地位升迁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