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子女与老年父母代际关系建议

二、代际关系

1949年以来，中国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变迁是父母威权的衰落。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及工业化削弱了家庭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从而褫夺了老年父母在家庭内部权力运用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政府为了尽快建立现代公民意识，不再提倡孝道伦理，其结果是现代中国家庭中的老年父母已不再拥有家庭长者的经济资源、政治支持以及道德权威。虽然这些结构性变化清楚地表明老一代不再在家庭中保持绝对的权威，但我们仍不知这种变化对代际关系尤其是体现了代际关系特点的家庭养老制度有什么样的影响。可以想见，当父母失去了经济控制力及孝道所赋予的权威时，子女就不必对父母表示绝对顺从，那么亲子之间的互动较传统社会必然会出现一种新的代际关系。

目前，中国代际关系发展面临着一些新问题。

第一，城市化进程中亲子分离、监护缺失加剧不容忽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也大大加快，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农民进城务工带来的直接问题是，产生了大量与父母分离而留在农村的孩子，即“留守儿童”，以及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流入城市的孩子，即“流动儿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为14735万。其中，进城农民工约为1.2亿，14周岁以下随父母流动的儿童有2000多万，农村的留守儿童有4000万。另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2542万。全国妇联在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中发现，超过半数的留守儿童不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33%的父亲、25%的母亲外出5年以上，60%～70%以上的父母在外省打工。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离，缺少父母的关怀，监护缺失严重。而随父母进城的儿童由于父母忙于工作以及居无定所等问题，他们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抚养教育存在诸多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留守儿童和进城流动儿童的规模增长十分迅速。这类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亲情淡漠和亲子之间隔膜等问题，给未成年一代的正常发展带来巨大障碍。这关系到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予以社会干预。

第二，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养老矛盾突出。

一方面，当前我国社会面临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新华社发布的报告显示，2006年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称，我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从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中国将平均每年新增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占老年人口的12.37%。另一方面，我国养老所依赖的多子女的大家庭传统正在被核心家庭所取代。城市独生子女家庭不断增加，老年人无论在经济来源、生活照料，还是亲子交往、精神慰藉方面，从唯一的孩子那里得到的都非常有限；在农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农村进城务工，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依靠子女照顾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正在减弱。子女如何提高对老人的“反哺”能力，履行对老年父母的赡养责任，成为目前以及今后代际关系中的一个难点问题，家庭养老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向社会转移成为必然趋势，需要积极应对。

第三，现代社会父辈权威面临新的挑战。

当今社会正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阶段，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和对现代人生活领域的快速渗透，对传统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也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代际文化。在家庭代际关系上的突出表现为：一方面，与网络同步成长的年轻一代从广阔的互联网上获得了无限的资源，以至于从观念到行为都发生了巨大改变，他们习惯于我行我素、标新立异，而对父辈的教诲无所顾忌甚至产生怀疑；另一方面，父辈难以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面对网络社会带来的种种变化往往措手不及，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远不及孩子，更难以因循过去的遗训去影响和教导今天的孩子。父辈权威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因而探寻有效的方式进行代际沟通、达到代际和谐颇为重要。

1.城市：变化明显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我国的家庭代际关系发生了诸多变化，表现出一些新特点，如家庭小型化、核心化以及代际关系简化等。

城镇家庭中代际关系有以下特点。

1）不平衡的代际交换——“相互依赖”与“啃老”

随着科技的进步，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一些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或觉得工作不称心而不愿工作，由于没有经济来源，以至于在经济上完全依赖父母，这类人被称为“啃老族”。“啃老”现象是畸形的，不利于两代人的身心发展，更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老年人对儿孙辈资助的形式与内容越来越丰富。过去，我国老年人对儿孙辈的帮助主要以劳务或劳务创造的实物形式呈现，如老年人利用自己有较多空余时间的优势，帮助儿女照顾未成年的孩子，利用自己的技能为儿孙辈缝衣做鞋料理家务。随着出生率下降，老人对儿孙的资助越来越丰富：一是劳务资助，老年人帮助子女照顾孙辈的劳务资助在继续，这种负担和压力有增无减；二是实物资助，购买流行的衣物、玩具甚至高档家用电器等实物的资助变得越来越流行；三是货币形式的资助，城市有退休收入的老人通常会定期或不定期给已成家的儿女提供货币资助。

青年一代承担赡养的义务正逐渐弱化。随着世界老龄化趋势的出现，老年人的“赡养”问题使一些国家政府绞尽脑汁。在我国情况恰恰相反，家庭中代际关系素来较为密切，尊重和“赡养”老人不仅为法律所保证，而且为社会舆论所赞扬。尽管在少数家庭中还存在不“赡养”和虐待长辈的事情，但大多数家庭的子女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扶助和“赡养”长辈，从而大大减轻了社会负担。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们的社会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社会为老人的退养提供越来越多的福利和保证，但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政府还不能全面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大部分老人赡养的问题还要由家庭解决。因此，我国家庭中代际的“赡养”关系有利于解决社会中的老年人问题，促进社会的安定和团结。但是，目前青年一代承担赡养的义务正逐渐弱化。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传统的大家庭解体，家庭结构趋向核心化，家庭规模趋向小型化，传统的家庭赡养功能逐步弱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市场配置劳动力的结果，越来越多的劳动年龄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贫困地区迁移到富裕地区，老年空巢家庭增多。此外，由于子女、孙子女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自身经济、精神压力增大，加上老龄化日趋严重，家庭中出现几代人同老的状况，使后代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担负照顾老人的重任。

2）亲子传承的新特征——文化反哺

由于急速的文化变迁，年长一代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跟不上时代的发展，需要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技术的学习，这一现象称为“文化反哺”。在传统社会，文化传承的方向是由上一代向下一代传承。在家庭中，父辈总是教化者，而子辈总是被教化者。然而，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计算机网络技术不断发展，文化传承的范式在亲子之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子辈不再单纯是被父辈教化的对象，在思想、观念、技术等领域，他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父辈。现在的年轻人，能够通过很多途径接受大量的并非来自父辈的新知识、新观念。他们知识面广、观念新，能快速掌握新的技术，所以，父辈向子辈进行文化、技术学习就成为必然。

2.农村：老人压力大，生活状态不容乐观

目前，在我国绝大部分农村社区，家庭养老依然是最主要和最普遍的养老方式。所谓家庭养老，就是由家庭（准确地说是儿子及其配偶）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提供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家庭养老实质上是我国独特的代际关系的外在表现，费孝通先生将其概括为“反馈模式”（或“反哺模式”），以区别于西方社会的“接力模式”。他指出，在西方社会，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育丙代，是一代一代接力的模式，子女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但在中国，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即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给予反馈的模式。费孝通先生还指出，这种模式是以“养儿防老”的观念为基础的，并体现了（亲子）两代人之间的“均衡互惠”的原则。

不过，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学者们发现，这种传统代际均衡关系被打破，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养老问题，尤其在农村，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代际关系失衡，子女不孝现象普遍且严重。

从我国农村的情况来看，农民一生中有两件大事，一件是子女的婚事，另一件是为儿子娶亲盖房。在父代农民完成子女的婚事之后，农村传统的分家习俗再次引导了新一轮的代际财富转移。有研究表明，在农村传统的婚姻习俗中，新房具有绝对重要的作用。体面完成儿子的婚事不但是提升家庭社会位置的需要，也是父代农民一生的重要目标。父代农民不得不压缩正常的生活消费，节衣缩食，准备子女的婚事。这使家庭的生活消费处于紧缩状态，尤其是父代农民，在储蓄尚未满足需求之前，生活只能维持温饱水平。在反哺阶段，代际的交换主要是子代赡养父代，而父代也在家务劳动等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与子代保持交换的互惠。尽管这种互惠行为一直在发生，但农村老人的生活状况却并不乐观。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表明，24.67%农村老年人没有获得过子女的任何帮助；2008年，得到子女经济帮助的农村老年人的消费水平也远远低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业居民消费水平。由于农村经济发展对传统代际关系和思想观念的冲击，有些子女工作太忙或与父母分居两地，常常忽视自己对父母的赡养责任，有些子女千方百计摆脱赡养父母之责，对父母生活情况不闻不问。近年来，还出现了所谓“富而不养”的问题。在社会养老几近空白的农村，高龄老人的养老危机比较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