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体制下“满铁”大连图书馆性质的改变

第四节　战时体制下“满铁”大连图书馆性质的改变

一　“满铁”调查部资料课与大连图书馆

“满铁”沿线附属地的行政权向伪满洲国转让之前，1937年11月，“满铁”图书馆已开始逐渐进行内部改组，部分职员逐步向伪满洲国转移。1937年12月1日，满铁地方部的行政权正式转让后，附属地的满铁地方部也随之取消，多年由地方部管辖并“开发东亚文化”⁽¹⁰⁶⁾的“满铁”20多个图书馆，分别归调查部（最初为产业部）或铁道部、总裁室、伪满洲国等四个部门管理。“满铁”大连图书馆与奉天、哈尔滨图书馆成为满铁社员福祉课之下作为社业参考的图书馆，沙河口与埠头图书馆作为该馆的分馆，归属于调查部。瓦房店、大石桥、海城分馆、营口、鞍山、辽阳、八幡町、苏家屯分馆、铁岭、开原、四平街、公主岭、新京、范家屯分馆、白菊町分馆、本溪湖、安东、抚顺各馆归属于伪满洲国，成为各市立街等图书馆。近江町、日出町分馆、南沙河口分馆等都附属于总裁室管理，作为社员文库。日本桥和伏见台图书馆归地方部残务整理委员会所管。“满铁”大连图书馆在“满铁”调查部统制之下，其业务发展方向“不再是满铁图书馆员所希望下经营的图书馆”⁽¹⁰⁷⁾。如前所述，图书馆运行方针是充分发挥会社业务参考资料图书馆的机能，但设置运营重点为调查机关以及有关资料机构和调查业务相互关联，表里一体也运营图书馆业务。1938年4月随着“满铁”大连图书馆隶属于调查部之下，其业务关系将是调查部资料课与大连图书馆的关系，图书馆的性质已变为“搜集资料的资料课和整理与保管资料的图书馆”⁽¹⁰⁸⁾。

1939年“满铁”调查部成立“大调查部”。其主要分三部分进行调查，一是从国策的大陆经营；二是东亚大陆的现地调查；三是综合调查。分中国北方、中南、北方和南方的东亚地域。同时对农、工、矿、流通及社会法制、文化等各部门，以及地质、采矿、化学等科学技术进行调查。为此设置九个调查部九个业务部门和一实验所，并配备众多人员。如大连调查部（440名）、北支经济调查所（180名）、新京支社调查局（130名）、北满经济调查局（50名）、奉天铁道总务调查局（270名）、奉天图书馆（30名）、东亚经济调查局及东京支社调查局（230名）、大阪事务所调查系（14名）、上海事务所调查室（230名），此外，中央实验所等技术人员520名，以及满铁各部门也配有调查员（不包括助手），农业部门（85名）、工业劳动部门（33名）、矿业部门（38名）、金融商业（40名）、南方（65名）、北方（60名）、法制（35名）、资料关系（121名）、其他（70名），⁽¹⁰⁹⁾共2641名调查人员。

“满铁”大连调查部由北方调查室、矿产地质调查室和社业调查室三个部分组成。北方调查室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对苏联国力，特别是对综合经济国力的调查研究；二是对特殊地域即东部苏联领地以及外蒙等综合地理调查。北方调查室为政治调查，第一、第二班为经济；第三班是交通、第四班为东部、第五班是资料等范围进行调查。矿产地质调查主要是重点调查矿产资源，如山西省石膏、鹤岗煤田等，大同煤矿的调查要作成万分之一的地形图、地质图等。社业调查室主要承担四项工作：一是对输送需要的变化研究（货物流动变化）；二是输送周程和国民经济基础和战时的发展方向；三是经营条件所输送货物和商品化比率以及运货负担的研究；四是会社财政的现势研究。

通过上述内容，可以看到“满铁”调查部的综合业务目标方向，满铁大连图书馆此后与调查部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1938年5月，“满铁”开始对大连图书馆的内部业务进行新的划分，从原来的庶务系和司书系形成三系体制，一庶务系（即管理系，图书馆管理等有关事项）、二书目系（图书及杂志等有关事项）、三运用系（图书运用及相关事业）运营的大连图书馆（1939年增加汉籍系）。1940年3月31日柿沼介馆长辞任，由调查课长水谷国一兼任大连图书馆长。之后北川胜夫接任馆长，在他的带领下重新改组大连图书馆。“满铁”大连图书馆最终拥有四系56名人员，图书馆作为调查部的一个部，不但安排调查人员担任大连图书馆馆长，而且有的部门主任也由调查人员担任。图书馆的业务从内到外成为调查部的一个整体。

石堂清伦在1938年7月进入“满铁”，当时调查部内部分为经济调查派（经调派）和资料课派。石堂清伦属于后者，并担任调查部第一资料系主任兼大连图书馆目录系主任。之后被任命为大连图书馆专职目录系主任。调查部责成石堂清伦策划改革计划，决定把调查部的第三、第四调查室从调查部分开，以第一、第二调查室为中心，成立东亚研究所，并重新编制大连图书馆的提案。1942年12月决定，设立图书馆顾问研究员制度，研究员主要是从事与东亚有关的学术研究，以有助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1943年2月，“满铁”大连、奉天、哈尔滨图书馆馆长举行会议，确定三个图书馆向三个领域的事业方向发展。“满铁”大连图书馆成为与东亚有关的综合学术专门图书馆；奉天成为以交通为中心的社业图书馆；哈尔滨成为以东北方面为主的专门图书馆。3月12日，“满铁”大连图书馆进行人事调整，宣布黑田源次、柿沼介为顾问，从调查部选拔天海谦三郎为研究员，清水盛光，松崎鹤雄为特约人员。

之后，大规模细致的调查开始了，对此石堂清伦在《满铁图书馆》回忆一文中作了描写：

四十年代的调查部，调查主要的业务是围绕日、满、支的时局等，为扩大国策和对会社经营而进行调整，实行必要的基本调查。我参与社业有关方面的调查，在奉天铁道总局国策调查部门着手对“满洲国”的各个方面进行调查，调查部还从事有关对东亚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基本学术研究，而现有的图书馆就作为搜集资料的图书馆。是否再成立独立研究所这一提案开始受理，并计划设想能否在图书馆前庭建立新的研究所。另外新规定的资料购入费是根据大村总裁的决策确保五十万日元。通过松崎在奉天、天津、北京等地购买大量文献，如档案、地志、家谱等。注重欠缺的是文献种类的收集，但大部分文献还未来得及整理就迎来了战败。⁽¹¹⁰⁾

“满铁”大连图书馆作为调查部执掌的图书馆，奉令开始了大规模调查行动。从此“满铁”大连图书馆就成为政治、经济、产业、矿产资源等调查部研究、搜集保管文献的场所。1939年调查部的《日满支谷物（高粱、包米）需给调查》、《“有关国境国防建设”的相关报告资料》、1940年的《国防关系法规》、《满洲产业五年计划关系资料》、《满洲产业统制政策变化及特殊会社特制》等都使用了“满铁”大连图书馆所藏资料。

总之，那时的“满铁”大连图书馆正如石堂清伦在其文中所说：“我在大连图书馆工作只不过仅三年的时间。不承想在那个阶段，调查部很关心图书馆的行政工作。这里不只限于满铁，甚至图书馆、资料室等场所，也存在人事阻碍的现象问题，（“满铁”大连图书馆）则成为社内官僚主义影响下的副产物。”⁽¹¹¹⁾

二　战时体制下“满铁”大连图书馆的业务方向

（一）“占领地区图书接收委员会”建立

调整后的大连图书馆完全成为了与调查部密切相联的部门。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后，日本于8月13日攻打中国上海，8月15日上海派遣军编成，12月13日开始，南京、苏州、常州、无锡等城市相继沦陷。上海各文化设施、商务印书馆、商科大学等被日军占领。11月30日，上海派遣军原田特务部长指示收集上海各大学的图书、标本等，在日军特务部的指导下，“满铁”上海事务所、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及东亚同文书院等15名干事和委员建成一组，12月分别成立“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以下简称“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和“占领地区学术资料委员会”（以下简称“学术资料委员会”），主要是对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学、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政府官厅等设施中的文献和标本进行调查与接收。

“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分别在上海、苏州、南京、杭州等地开始调查。12月11日至1月初，首先对沪江大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市政府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大同大学、世界书局仓库等上海各文化机关进行图书搜集与调查，共搜集图书6万余册。12月19日“接收委员会”派出3台汽车，9名接收人员从上海出发历经嘉定、太仓、昆山到达苏州，主要针对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以及其他13个图书馆的资料进行调查封存，21日从苏州出发经无锡、常州到达镇江后，22日又转战到达文宗阁金山寺藏经楼、绍宋国学藏书楼等8个场所进行调查，贴上盖有“日本军暂管封印”的封条。22日13点从镇江出发到达南京，主要针对国民政府管辖的各图书馆以及学校官厅等47个场所的文献进行封存，大部分是比较有名望的藏书楼与图书馆，如钱塘的丁氏八千卷楼、武昌的范氏木犀香馆的藏书楼、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教育部北平档案保管处的4万册的资料以及各机关寄赠的图书、国立中央图书馆等。此外还针对外交部、国民政府文官处、考试院、全国经济委员会、国立编译馆、中央党部、教育部、中央研究院、紫金山天文台交通部、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学院等70个场所进行调查接收。随后又到句容、无锡、金坛、常州、江阴、昆山、太仓、嘉定等地调查。2月22日9人又到达杭州，在日本特务机关援助下，对文澜阁、省立西湖博物馆等26个机关，以及孤山分馆的文澜阁的《四库全书》等30余万册进行查点。⁽¹¹²⁾

有关对南京和杭州等地文献的接收与保存，是在1938年3月至4月期间进行的。日军以上海自然科学研究为中心结成了“学术资料接收委员会”。总共劫掠图书80多万册，整理学术标本十几万份之多。图书文献为国民政府（82700册）、外交部（52200册）、军政部（1300册）、司法院（54600册）、南京市政府（2100册）、省立国学图书馆（167000册）、参谋本部（6500册）、建设委员会（1200册）、地质调查所（11000册）、地质学会（5200册）、中央大学（1850册）、考试院（28150册）、行政院（32100册）、教育部（13500册）、中央党部（23500册）、中央研究院（43700册）、内政部（5900册）、实业部（417500册）、财政部（1900册）、全国经济委员会（10600册）、最高法院（13200册）、铁道部（5650册）、中央政治学校（13300册）、紫金山天文台（400册）、国立编译馆（27600册），共计646900册，⁽¹¹³⁾如果包含档案地图和故宫博物馆南京保存库的文献总计为80多万册。

在接收南京文献资料时，日本动用了特务机关、宪兵队、千田兵站联合行动。参与此项接收人员为330名，日本士兵为367名，中国劳力为830名，计1527人，使用卡车310台。

“学术资料委员会”的调查，是由“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原班人马同时进行。图书接收由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人员担任，标本接收由研究所的地质生物学科人员担任。日军在1938年2月至6月开始进行接收，1938年6月至9月对搜集的标本进行整理。针对此次行动日军于1938年9月至1939年3月专门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中支文化关系处理委员会”，并同时在8、9月解散了先前成立的“图书整理委员会”和“接收委员会”。“中支文化关系处理委员会”设置了“中支图书标本整理事务所”的事业机关，分别组建“图书整理部”和“标本整理部”负责整理工作。

1938年12月为了对占领地的中国进行管理，又在南京设置了“兴亚院”和“华中联络部”，“中支文化关系处理委员会”也改称“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具体工作是对占领地区遗落的图书、标本进行接收、搜集整理和保存。图书整理部和标本整理部分别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设置图书部。如南京图书部整理图书达880399册。其中包括日中文单行书245000册；西文单行书34000册；中文杂志和官公报类120000册；西文杂志45000册；日文杂志4000册；汉籍约420000册；清朝实录6778册。同时也成立了“翻译部”，主要对各种资料进行调查、翻译和出版工作。

（二）派遣人员到占领地的图书整理情况

在战时体制下，“满铁”为了探索占领地的文化财富，派遣人员到占领地区对图书进行接收整理。1938年6月12日，“满铁”上海事务所资料系主任大冢令三，到大连与“满铁”协商接收占领地区的图书整理一事。经“满铁”调查局、大连图书馆、奉天图书馆等各要人交涉后，“满铁”派遣6名图书馆员和调查员，于1938年7月至8月期间到南京对接收图书进行整理。大连图书馆就派遣了书目部主任大佐三四五和馆员青木实二位人员去南京进行整理接收图书。⁽¹¹⁴⁾

大佐三四五

大佐三四五（1869—1967）为“满铁”职员文学硕士，兼社员会评议员大连组合教会执事，早在1921年在同治社大学英文学科，1925年4月进入“满铁”，之后成为大连图书馆馆员，兼“满铁”见习学校讲师、“满铁”铁道教习所讲师。1926年7月到美国，192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9月从欧洲回到大连图书馆工作，后兼育成学校讲师兼抚顺图书馆主事（馆长），同时兼抚顺中学讲师。1934年7月在东京举行的日本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图书馆讲习会担任讲师。1936年2月后任大连图书司书系主任。1938年担任大连图书馆目录系主任，1941年调离“满铁”到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1945年任日本外政协会参事调查局资料课长等。曾出版《西文书目录法理论与实践》、《图书馆学开展》、《社史编纂与作成》。

此外，“满铁”还派遣奉天图书馆与谢野麟和调查部资料课原田佑四郎、吉植悟、田中清等人员前往南京接收、整理图书，他们分别于22日与24日向南京出发。这个接收委员会的人员还有上海事务所3名、东亚同文书院7名、上海资源科学研究所6名，共22名。⁽¹¹⁵⁾6月30日整理人员全部到达南京，7月1日开始进行整理工作。在整理图书时，日军以军管方式管理，召集人员的方式是以军队摇铃为信号，轮班进行整理了2个月。工作人员有日籍人员1098人，中国劳力人员1902人，军队士兵420人，分别设置了6个班（汉籍图书、定期刊物、杂书、日中洋装书、洋书、总务）进行整理。

第一次整理完成于8月末，第二次为图书编目和分类。汉籍采用的是经、史、子、集方式分类，西文书和日汉图书都以如下各类分类。图书文献数量十分庞大。如：总记（6510册，含西文1294册）、哲学（18090册，含西文2587册）、历史（12424册，含西文2434册）、政治外交（18552册，含西文2600册）、法律（12117册，含西文3326册）、经济（11126册，含西文758册）、财政（西文295册）、社会（10587册，含西文1566册）、统计（西文143册）、殖民（西文80册）、自然科学（7701册，含西文4418册）、工学（3861册，含西文2720册）、军事（6702册，含西文262册）、产业（14560册，含西文1727册）、交通通信（4906册，含西文783册）、艺术体育（2203册，含西文304册）、语言（3076册含西文1003册）、文学（7660册，含西文1404册）、万有文库（19194册）、大学丛书（1319册）、文化史丛书（281册），计160869册，含西文27704册。此外，西文定期刊物：17549册（理学工学12827册、社会科学4722册）；中文定期刊物，公报11829册，杂志11872册，报纸130种，报告类1050册，日文杂志约6500册，外文杂志15种⁽¹¹⁶⁾。

另外，大佐三四五还整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10余组（1组1628册），以及国民政府地方公报、官报、海关官报、外交部图书馆的国际西文书，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所作成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调查事业计划刊行物80多种，清朝历代皇帝实录3000多册，国民政府文官处图书馆、地质调查所出版物，地志资源学术调查报告等。1938年9月8日大佐回到大连，对有关接收图书一事写了《战争和图书馆》一文，于9月22日18点25分至50分在大连中央广播局播放。同时他又写了《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与整理》一文，刊登在《书香》中。

占领地的各城市在接近战争第一线时。进行文化工作是很有意义，依靠日军组织实施有关文化工作，是为东洋文化还是为世界文化，确实不值得同庆。⁽¹¹⁷⁾

1939年3月，日傀儡组织“新民会”⁽¹¹⁸⁾为清查反日思想接收了部分图书。“新民会”是在北京建立的亲日团体，“是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外一致的民间团体组织”。⁽¹¹⁹⁾此前的1938年6月13日至19日，“新民会”所组织由中日宪警构成的“清查班”实施“剿共灭党运动”，对公共图书馆、学校、书店等进行清查。国共两党排日方面的图书、杂志共有7万多册需要审查。1939年2月23日，北京“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长兼厚生部长缪斌，在致“满铁”北支那事务局调查部长的公函中宣称：“新民会接收整理有关抗日、共产党及国民党的图书申请”，调查部和大连图书馆选择1名，大佐三四五担任此次整理任务。所整理的有北京国立图书馆31箱、国立北京师范学院图书4697册，报纸304部（装订），此外还有中学校、警察局、市立通俗图书馆等69个机关的图书。

（三）馆内的部分业务情况

1940年3月大连图书馆申请埠头和沙河口两个分馆作为社内文库，为本社福祉事业开始以社业为主的经营。1942年12月，“满铁”大连图书馆开始设置顾问和研究员的制度⁽¹²⁰⁾。在“满铁”大连图书馆的文书中有一份1944年的记录：大连图书馆长由北川胜夫担任，顾问为黑田源次和柿沼介。庶务系主任是枝熊吉、书目系主任为若城久次郎、汉籍系主任为植野武雄、运用系主任是岩田实。

由于大连图书馆的运营目标改变，所以购书经费下降，图书购入量减少。据1933年度“满铁”大连图书馆的营业支出预算为145693日元，图书购入预算为215707日元。⁽¹²¹⁾1940年度统计全年新增加图书6474册，埠头分馆571册，沙河口分馆545册。石堂清伦在《满铁与图书馆》回忆中认为大连图书馆购书经费还是居于“满铁”经费的前列。

我在大连图书馆时期，大概有三十五万部图书。年间购书费预算五万日元，调查部资料课五万日元除外，全满铁图书和资料购入费共计五十万日元，只有大连图书馆占预算的百分之九十。之外大连、奉天、新京、哈尔滨、北京、上海、香港、东京等各个机关有相当的部分藏书。⁽¹²²⁾

石堂清伦上述所说，“满铁”大连图书馆的购书经费为5万日元，而与1933年相比下降了76.8%，可见后期的“满铁”大连图书馆的购书业务逐渐在萎缩。图书减少同时，相应读者阅读等服务也在下降。如1940年“满铁”大连图书馆藏书为254652册，报纸35种，杂志809册。埠头分馆7790册，报纸6种，杂志26册；沙河口分馆16775册，报纸20种，杂志592册。接收寄赠图书3119册，5392.44日元。其中社外寄赠日文图书1940册，3337.21日元；西文462册，402.16日元；汉籍50册，47.33日元。社内寄赠日文636册，1580.17日元，西文31册，35.57日元。⁽¹²³⁾

大连图书馆在调查部经营下读者利用率降低。从1936年4月之后，随着“满铁”有关调查业务增强的同时，中等学生入馆读书越来越困难，馆方搜集藏书也增加了难度。如1940年度馆内阅览37902人，41609册；馆外阅览18486人，40512册。埠头分馆馆外24478人，30822册。沙河口馆内阅览20262人，11496册；馆外阅览10390人，14936册。资料室3434人，9694册。

此外，大连图书馆还开展了一些附属业务，如在读书周举行“东亚文献展览会”、演讲会、座谈会等。发行出版物《书香》以及《满铁图书馆研究会年报》第四辑，《东亚文献展览会陈列目录》、《大连图书馆资料图书分类目录第二辑》，四六倍（B5），370页，发行500部。《增加图书分类目录昭和十二年索引》，364页，发行530部、《南支那文献综览》，菊判，140页，发行500部，《调查部资料速报》第1—107号。《大连图书馆增加图书速报》1—66号，计415页。《调查部秘极资料速报》1—49号，计127页。《新刊文库目录》，1940年发行物决算共计28738.77日元，其中大连图书馆25211.44日元，新刊文库2089日元，日文书102.13日元；埠头分馆744.08日元；沙河口分馆693.48日元。⁽¹²⁴⁾

（四）日本战败后原“满铁”大连图书馆与部分文献情况（1945年—1955年）

1945年大连解放后，原“满铁”大连图书馆由当时中苏合营的中长铁路局大连科学研究所接管。在中长铁路局接管期间（1945年—1950年），对外开放一个阅览室供大众阅览，但到馆的读者阅览的文献是部分建国后的文献。原“满铁”大连图书馆长也几经更换，在1945年9月至1945年10月，馆长由苏联人耶果罗夫担任；1945年10月至1946年6月，由原“满铁”大连图书馆长柿沼介担任；1946年6月至1946年秋，由王修担任；1946年秋至1949年，由苏联人斯克利普卡任馆长；之后到1950年改为苏联人布罗尼亚担任馆长；1950年6月至1950年12月，由李菊波担任。

1950年大谷武男被调到甘肃天水市图书馆工作。第二年又回到大连图书馆担任该馆汉籍古书研究室长，其中该室还有历史学家罗振玉的孙子罗继祖等7名人员。原“满铁”大连图书馆员都换成了中国人，大多为中国南方人，三分之二为女性。1949年原“满铁”大连图书馆在大连铁路局文化处领导之下。1950年又改为大连铁路局火车头俱乐部管辖。1950年，大连中长铁路局根据铁道部决定，把原“满铁”大连图书馆移交给大连市政府。大连市政府文教局副局长方冰、傅春与大连中长铁路局副局长张琰办理交接手续。1950年12月，为了更好地保管好图书，由旅大文化宫所属的旅大市文教局接管该馆。1951年5月大连市政府决定，将旅大文化宫图书室和大连图书馆合并建立“旅大图书馆”，由杨东昉任馆长、林端正为副馆长。同年6月15日将文化宫图书馆室的文献搬迁到原“满铁”大连图书馆旧址，当时地址为鲁迅路20号（今为鲁迅路20—1号）。10月该馆完全归属旅大市文教局直接管辖。1951年8月15日，该馆正式对外开放。但是当时只有阅览室对外开放，9月16日开始外借图书，有新籍文化方面图书14117册提供读者借阅，同时接收原旅大市文保会移交的罗振玉文献9万余册，王永江藏书3万余册。

王永江（1871—1921），在前清时代即在奉天任职，历任警察官吏、县知事、税捐局长、东三省总督府参事等。第一次革命后就职于奉天都督赵尔巽的秘书和奉天民政使等。1916年在张作霖省政改革之际，担任奉天全省警务处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务。1921年担任奉天省代理省长兼印花税处长以及东北大学校长。他在任职期间锐意内政改革，成绩显著，但因张作霖善于使用武力，他多次谏言未果。于1926年王永江辞职隐居在金州，1921年病逝，终年55岁。

著名学者罗振玉

罗振玉（1866—1940）为著名学者、教育行政家、藏书家。于同治五年（1866）出生在江苏。13岁时能通读诗书五经，十四五岁时能通读礼记春秋，16岁成为秀才。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31岁时，到上海开设农报馆，聘请翻译，出版欧美和日本的农业书籍及杂志，在前后10年间翻译农书百余种。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35岁时，湖北总督曾邀请他担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罗振玉还是一位藏书家，有几万卷藏书，在旅顺邸宅有三层书楼。光绪三十二年（1906）41岁时开设学部，担任学部参事兼农科大学监督，成为教育行政家，其学术成绩显著。在1911年武昌起义时，他把自己的所有藏书运到大连本愿寺进行托管，带其家族与王国维伴行去日本京都。他在日本前后居住8年，在京都时任文科大学讲师，这期间他没有间断著书。民国八年（1919）从日本回到天津居住。《集蓼编》是在民国十三年时冯玉祥率军逼宫时所著。他一生所著的书达一百多种，二百数十卷。

1954年大连图书馆根据文化部颁布的《图书馆工作条例》将原旅大图书馆在1950年设置的采编组、研究组、阅览组、总务组、旧书整理组，改为采编部、阅览部、参考部、推广部和秘书室。馆员由1950年的18人增加到60人。旅大图书馆改为旅大市图书馆。藏书包括原满铁文献共734695册。

原“满铁”大连图书馆的文献，在日本战败后有部分被苏军拿走。1988年石堂清伦在《满铁图书馆》回忆道：

战败以后，苏联政府多次派遣驻外使节到大连图书馆诸子部中心，关心汉籍保存情况。我忘记姓氏，但来大连是东方学专家，他非常熟知大连图书馆所藏的文献情况，在国际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位专家当看到大连图书馆的藏书目录时，特别是看到印刷之后的目录，对典籍资料似乎特别关心。但不知为何原因，他走过后几乎把所有（重要）藏书拿到西伯利亚。送往的目的地称为哈巴罗夫斯克，我们对此相当担心，之后听说被返回中国。这些文献提供给中国人利用大概还需要一定的时间。⁽¹²⁵⁾

有关这一部分书的命运，大谷武男在《满铁大连图书馆终结之后》文中也作了详细描述：

战争结束以后，苏联军队进驻大连接管满铁的同时，大日本帝国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的命运最终结束。而且在海内外得以自豪的是那些贵重的图书，被波波夫调查团拿到莫斯科去。波波夫曾说过“这些贵重图书不应放置在殖民地”。

连图改称为中长铁路大连图书馆，在苏联人管理时期处于封闭状态，遗留下的少数的日本人，日复一日地从事前年从北京购入还放在那里的汉籍图书和图书卡片的俄文翻译等工作，一直等待着能返回日本的时刻。

只留下我一人兼资料室的工作，朝鲜战争初期1950年秋，我突然被调任到甘肃省天水市。翌年春又回到大连。在此期间连图的管理被移交给中国一方作为市立图书馆，图书馆事业有了新的开端。（新图书馆）有职员十人，中国人馆员三分之二是女性，大多是各省来的（主要是南方）。开馆时读者大多是利用建国后的新刊文献，汉籍类是古书研究室（我是室长，部员是有名的历史学家罗振玉老先生的孙子罗继祖等七名）管理，不实行馆外阅读。

1953年春，田汉（中央要人，郭沫若的盟友剧作家）从北京来连，主要目的是大谷文库本（大谷光瑞的委托书籍，之后归满铁所有。包含元明清的小说戏曲类的珍稀的孤本），他在离开时和波波夫的意见相同，“大谷本不应放置在这一商工业都市的大连”，我觉察到其它汉籍类以及贵重书所面临的命运。

在同年我被调到重庆图书馆，从翌年夏在古书整理室作善本目录，我倾注古书的翻阅整理的工作，思绪也屡屡奔驰于连图的古籍文献思考之中。

1955年我回到东京，那以后听评论说，连图的贵重图书也从莫斯科返还到北京，一直没有连图的消息。可是近年来，原连图的老馆员归国后回到国会图书馆，为了缩微照片的技术指导被请到北京的林宗元君，及最近访问大连的老馆员水谷龙君回来所带来的消息，带回图书馆的现况以及小册子，叙述了俄国时代收集的图书“オゾ（欧洲）文库”转让给苏联之外的旧藏书还存于此，特别是大谷本在本馆研究室陆续印刷成铅印本出版。

这个图书馆虽然没有往日的规模，但作为一个市立图书馆，并超出大连地区，可以看到（该馆）将成长这一地区文化学术馆，让我由衷的高兴。⁽¹²⁶⁾

原“满铁”大连图书馆的原藏文献已作为现大连图书馆藏书的一部分，这部分“满铁”文献已成为海内外专家、学者研究日本殖民统治东北时期的重要参考文献。

1989年之前“满铁”大连图书馆原址一直为大连图书馆使用，之后随着新籍逐年增加，馆舍狭小，书库紧张，将大连市昆明街书库（也称南山大庙，日本统治时期为东本原寺）进行改造，把原一层木制书架改为铁制通天书架并设夹层，一层变二层，增加藏书量一倍，这样将堆积几十年的图书全部上架。同时在昆明街书库院内建一座762平方米小型书库。1985年世纪街书库（原“满铁”大连图书馆）补充书架搁板，增加图书容量5万多册。同年在昆明街书库建立一栋552平方米的社科查阅楼，附设招待所，改善了查阅条件。1985年大连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7号建立2500平方米的新馆舍（1986年8月施工，1988年竣工）。1989年后将大连图书馆从原“满铁”图书馆旧址搬迁到新址。旧址为大连图书馆所属的大连市少儿图书馆（以后少儿馆独立，与大连图书馆同属于大连市文化局管辖）。1999年后又将原“满铁”图书馆旧址改为大连图书馆的分馆。原“满铁”大连图书馆的“满蒙文库”、历史、部分文学等文献6万多册以及日文新籍原版3800多种文献搬迁到此处，成为大连图书馆日本文献资料分馆。2008年这部分“满铁”文献与其他“满铁”文献迁至长白街本馆，原日本文献资料分馆撤销。

【注释】

(1)[日]井上谦三郎：《大连市史》，大连市役所，第30页，1936。

(2)[日]井上谦三郎：《大连市史》，第5—6页。

(3)[日]井上谦三郎：《大连市史》，第6页。

(4)“满铁”大连图书馆、伏见台、埠头、沙河口、日本桥、近江町、日出町分馆、南沙河口、瓦房店、海城、鞍山、苏家屯、奉天、高千穗分馆、奉天八幡町、铁岭、四平街、范家屯分馆、安东、抚顺、哈尔滨、埠头区分馆、大石桥、营口、辽阳、开原、公主岭、新京、新京白菊町分馆、本溪湖、鸡冠山分馆、哈尔滨等共31个图书馆及分馆。见[日]大佐三四五：《满铁图书馆业务研究会年报》，满铁图书馆业务研究会，第3页，1937。

(5)[日]吉村繁义：《满铁图书馆行政现状》，满铁地方部学务课图书系，1936。

(6)[日]伊豆井敬治：《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第742页，1939。

(7)[日]伊豆井敬治：《南满洲铁道附属地にかけゐ学校及图书馆并社会公共设施の发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第474页，1939。

(8)[日]岛村孝三郎：《图书馆の创设》见[日]荒川隆三：《满铁教育回顾三十年》，满铁地方部学务课，364—365页，1937。

(9)辽宁省立图书馆：《参观大连图书馆的报告》，辽宁省立图书馆丛刊，1929年9月，第6页。

(10)神田城太郎：《憶い出づるまま》，选自[日]荒川隆三：《满铁教育回顾三十年》，满铁地方部学务课，366—369页，1937。

(11)[日]青木实：《柿沼介の大连图书馆》，见[日]《彷书月刊》，第6期，1988，第7—8页。

(12)该书库在1994年8—9月份被拆迁，此地现为大连市铁路所属宾馆。

(13)《泰东日报》：1926年9月8日第2版。

(14)《大连图书馆地下室落成》，参见《泰东日报》1929年1月10日7版。

(15)从各方资料记载，“满铁”1928年建的书库应为楼上6层，地下一层。故此处记载为7层。

(16)“满铁”大连图书馆：《书香》第四十号，1932年7月10日，第486页。

(17)“满铁”大连图书馆：《大连图书馆文书纂》，1944。

(18)[日]伊豆井敬治：《南满洲铁道附属地にかけゐ学校及图书馆并社会公共设施の发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第488页，1939。

(19)[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务部人事课：《社员录》，第306页，1934；[日]关东局官方秘书课：《职员录》，第208页，1937。

(20)永野善三郎：“满铁”职员大连图书馆庶务系主任，兼社员会分会代表。1892年5月17日出生于日本京都府。1915年毕业于京都府师范学校，1915年3月被任命为明伦小学训导（日本小学教师的职衔名称，现改为小学教谕）1919年11月进“满铁”后为安东寻常高等小学训导，1923年7月兼安东家政女校教员，1924年4月为奉天寻常高等小学训导，兼地方视学。1926年4月为熊岳城寻高校长、熊岳城实业补习学校长。1929年4月成为开原寻高校长，1931年4月为教育研究所附属小学校训导，1933年4月奉天千代田寻高训导，同月被任命为营口图书馆长。1934年7月任伏见台儿童图书馆长。1936年4月兼近江町图书馆长等职务。1937年1月成为“满铁”职员大连图书馆庶务系主任，兼社员会分会代表。爱好读书围棋园艺，信仰临济宗。

(21)[日]岛村孝三郎：《图书馆の创设》见[日]荒川隆三：《满铁教育回顾三十年》，满铁地方部学务课，364—365页，1937。

(22)[日]法贵庆次郎：《追忆满铁图书馆》，见[日]荒川隆三：《满铁教育回顾三十年》，第357—358页。

(23)[日]《日本大学大学院综合社会情报研究科纪要》，2004年第5期，第96页。

(24)转自[日]《日本大学大学院综合社会情报研究科纪要》，2004年第5期，第97页。鞆谷纯一的《满铁图书馆与大佐三四五》。

(25)[日]《日本大学大学院综合社会情报研究科纪要》，2004年第5期，第97页。

(26)[日]满铁大连图书馆：《昭和十五年度年报》原稿文书。

(27)辽宁省立图书馆：《参观大连图书馆报告》，辽宁省立图书馆丛刊第二辑，1929年9月，第7页。

(28)[日]石堂清伦：《满铁の大连图书馆》，见[日]《彷书月刊》，1988，第2页。

(29)[日]伊豆井敬治：《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第759—760页，1939。

(30)所谓“金建制”和“银建制”：指在1921年至1923年期间，日本殖民当局强行在特产物品和钱钞交易中，实行以金本位为结算标准的批发价格，因而招致中、日财界和商界的反对，所以掀起一场反对金建，拥护银建的风潮。实行“金建制”是日本殖民当局企图以朝鲜银行券统一我国东北的币制。1907年关东都督府将岁入以金本位结算，同年10月满铁将佣金改用金本位结算。而在中国人之间进行交易使用流通中的小洋钱和铜元，在特产交易市场上，以银本位为标准价格，也就是“银建制”。

(31)[日]大佐三四五：《地方行政权移譲直前の满铁图书馆概况》，图书馆业务研究会，第64页，1937。

(32)[日]伊豆井敬治：《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第742页，1939。

(33)[日]神田城太郎：《憶い出づるまま》，选自[日]荒川隆三：《满铁教育回顾三十年》，满铁地方部学务课，370页，1937。

(34)[日]荒川隆三：《满铁教育回顾三十年》，满铁地方部学务课，370页，1937。

(35)[日]伊豆井敬治：《南满洲铁道附属地にかける学校及图书馆并社会公共设施の发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第488页，1939。

(36)[日]荒川隆三：《满铁教育回顾三十年》，满铁地方部学务课，370页。

(37)[日]大谷武男：《大连图书馆の终焉とその后》，见[日]《彷书月刊》，第9页，1988。

(38)[日]大谷武男：《大连图书馆の终焉とその后》，见[日]《彷书月刊》，第6期，第9页，1988。

(39)大连图书馆的寄赠“感谢信”有三种：一种为非常高价的图书其“感谢信”规格大。内容：“肃启　以下所寄赠的图书已收到，对您的厚意深表感谢，此书永远记录着您的贵名，作为调查研究资料使用。寄此信深表谢意敬上。今后尚望再能得到您给予的寄赠，失礼之序望请关照。敬具（年月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另一种和第三种为一般图书的寄赠和社内图书寄赠的“感谢信”。见[日]大佐三四五：《地方行政权移譲直前の满铁图书馆概况》，图书馆业务研究会，第77页，1937。

(40)[日]伊藤漱平：《大连图书馆藏“大谷本”の来历ぉょびの现状》下参见[日]古典研究会编：《汲古》第10号，第27页，1986。

(41)[日]伊藤漱平：《大连图书馆藏“大谷本”の来历ぉょびの现状》下，参见[日]古典研究会编：《汲古》第10号，第27页，1986。

(42)刘广堂等：《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下，大连出版社，第343页，2000。

(43)[日]大谷武男：《大连图书馆の终焉とその后》，见[日]《彷书月刊》，第6期，第9页，1988。

(44)[日]满铁大连图书馆：《昭和十九年大连图书馆文书纂》，1944。

(45)[日]满铁大连图书馆：《昭和十九年大连图书馆文书纂》，1944。

(46)[日]神田城太郎：《憶い出づるまま》，见[日]荒川隆三：《满铁教育回顾三十年》，满铁地方部学务课，371页，1937。

(47)[日]荒川隆三：《满铁教育回顾三十年》，满铁地方部学务课，第379页，1937。

(48)[日]荒川隆三：《满铁教育回顾三十年》，第380—381页，1937。

(49)[日]荒川隆三：《满铁教育回顾三十年》，第381页。

(50)[日]冈村敬二：《遗された藏书—满铁图书馆·海外日本图书馆の历史》，阿吽社，第24页，1994。

(51)柿沼介：《购书の思ひ出二三》。见[日]荒川隆三：《满铁教育回顾三十年》，第379页。

(52)[日]荒川隆三：《满铁教育回顾三十年》，378页。

(53)[日]《满铁教育回顾三十年》，满铁地方部学务课，第380页，1937。

(54)[日]柿沼介：《购书の思ひ出二三》。见[日]荒川隆三：《满铁教育回顾三十年》，第379页。

(55)辽宁省立图书馆：《参观大连图书馆报告》，辽宁省立图书馆丛刊第二辑，第8、13页，1929。

(56)刘广堂等：《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上，大连出版社，第336页，2000。

(57)刘广堂等：《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上，第336页。

(58)大连图书馆与东北17个图书馆（辽宁省、沈阳、锦州、辽宁大学、吉林省、吉林市、吉林大学、吉林省社科院、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黑龙江省、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市、哈尔滨师范大学、齐齐哈尔市），共同编写出版了《东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从中可以详细了解东北部分文献情况。在《东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所收集12000多种满铁文献中，大连图书馆的“满蒙文库”的文献大约有2900多册，约占1/6。

(59)[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满铁调查部概要》，第13页，1942。

(60)[日]大谷武男：《大连图书馆の终焉とその后》，见[日]《彷书月刊》，第6期，第9页，1988。

(61)参见Richard Deacon:AHistony of Japanese Secret Ser vice，[英]理查德·迪肯著、姜文灏华译：《日谍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62页，1984。

(62)参见Richard Deacon:AHistony of Japanese Secret Ser vice，［英]理查德·迪肯著、姜文灏华译：《日谍秘史》，第162页，1984。

(63)[日]古典研究会编：《汲古》，1986，第8页。

(64)见王若：《大连图书馆“大谷文库”藏书初探》，《图书馆学刊》第4期，2002年。

(65)[日]古典研究会编：《汲古》，1986，第8页。

(66)[日]古典研究会编：《汲古》，1986，第6页。

(67)[日]王若：《大连图书馆所藏“大谷文库”本的小说特色》，见[日]龙谷大学东洋史学研究会《东洋史苑》第50、51合订本，1999。

(68)[日]古典研究会编：《汲古》，1986，第27页。

(69)[日]伊藤漱平：《大连图书馆藏“大谷本”の来历およびその现状》，参见[日]古典研究会编：《汲古》，

(70)王若：《大连图书馆“大谷文库”藏书初探》，《图书馆学刊》第4期，2002。

(71)参见[日]古典研究会编：《汲古》，第28页。

(72)叶德辉（1864—1927）江苏吴县人，精于版本目录学，是中国文化史学家、藏书家、清末大刻书家，又是文字版本学家。曾编纂《观古堂书目丛刻》，撰写书史《书林清话》，刻印《古今夏时表》，校勘《元朝秘史》，由于他学术成就显著而在湖南士中著名。缪荃孙为江阴的藏书家，精通版本学。

(73)[日]古典研究会编：《汲古》，第10号，第28页。

(74)[日]青木实：《柿沼介と大连图书馆》，见[日]《彷书月刊》，第6期，1988，第7页。

(75)王若：《大连图书馆“大谷文库”藏书初探》，见《图书馆学刊》第4期，2002。

(76)另据人民网中刊载沙武田的《日本大谷探险队》一篇文章介绍。原“二乐庄”还有部分资料，寄存在帝国京都博物馆（今为京都国立博物馆）。此外在大谷光瑞去世后，存放在西本愿寺有两木箱收集品，从大连运回京都，后捐赠给龙谷大学；存放在旅顺的部分，有一部分600余件的敦煌写本文献，在1954年被调到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参见：http://www.people.com.cn。

(77)旅顺博物馆最初称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1917年设立），1918年改称关东都督府博物馆，满蒙物产馆为分馆。1919年随着关东都督府改制，该馆为关东厅博物馆，1934年改为旅顺博物馆。

(78)[日]中沟新一：《昭和五年满蒙年鉴》，中日文化协会，第449页，1929。

(79)[日]中沟新一：《昭和七年满蒙年鉴》，中日文化协会，第445页，1931。

(80)[日]伊豆井敬治：《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第760页，1939。

(81)王若：《大连图书馆“大谷文库”藏书初探》，见《图书馆学刊》第4期，2002，第64页。

(82)王若：《大连图书馆“大谷文库”藏书初探》，见《图书馆学刊》第4期，第64页。

(83)张本义：《从“大谷文库”中看中国古典小说东传与回流》日本学刊，第3期，1999，第88页。

(84)王若：《大连图书馆“大谷文库”藏书初探》，见《图书馆学刊》第4期，2002，第64页。

(85)孙楷第：《日本东京及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第1—2页，1932。中国著名小说研究专家孙楷第在1932年11月8日，由友人引见访问大连后，认识松崎鹤雄和柿沼介，并在大连图书馆阅览5日。见所著的《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目录》。

(86)王若：《大连图书馆“大谷文库”藏书初探》，见《图书馆学刊》第4期，2002，第64页。

(87)王若：《大连图书馆所藏“大谷文库”本的小说特色》，见[日]龙谷大学东洋史学研究会《东洋史苑》第50、51合订本，1999。

(88)1938年中国东北有91个县1旗，“满铁”各图书馆所藏地方志181种。“满铁”奉天图书馆（含满铁总局资料）66县1旗113种；伪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59个县1旗109种；奉天市公立沈阳图书馆54个县1旗93种；“满铁”大连图书馆（含满铁调查部资料）51个县1旗79种。”[日]冈村敬二：《遗された藏书—满铁图书馆·海外日本图书馆の历史》，阿吽社，第26页，1994。

(89)[日]大佐三四五：《满铁大连图书馆增加图书分类目录》，东亚印刷株式会社，1937。

(90)[日]伊藤漱平：《大连图书馆藏“大谷本”の来历ぉょびの现状》上，见[日]《汲古》第9号，1986，第6页。

(91)[日]神田城太郎：《憶い出づるまま》，见[日]荒川隆三：《满铁教育回顾三十年》，满铁地方部学务课，371页，1937。

(92)大连图书馆卡片目录：见[日]《彷书月刊》1988年版第6期。[日]青木实：《柿沼介と大连图书馆》的回忆：“每一页以单面印刷作成，把每个卡片进行剪贴与那些陈旧的钢笔写的卡片进行替换，我当初就是从事把阅览用的分类目录印刷后，剪贴成卡片大小与原有钢笔写的卡片进行替换，之后新刊接收的目录卡片以每月为单位作成。发行和汉书增加图书月报，并附单面的卡片目录，作为新书阅览的追加补充目录作成。”

(93)图书馆在图书分编过程中，在给该书的分类书号时，实行题名查重，其查重内容主要是对复本、不同版本和卷次等复查。

(94)[日]青木实：《柿沼介と大连图书馆》，见[日]《彷书月刊》，第6期，1988。

(95)[日]青木实：《柿沼介と大连图书馆》，见《彷书月刊》第6期，1988。

(96)辽宁省图书馆：《参观大连图书馆报告》，辽宁省图书馆丛刊，第1页，1929。

(97)《泰东日报》1935年11月2日第11版。

(98)辽宁省图书馆：《参观大连图书馆报告》，辽宁省图书馆丛刊，第15—17页，1929。

(99)[日]稻村彻元：《大连图书馆报〈书香〉》，《彷书月刊》，第6期，第8—9页，1988。

(100)[日]神田城太郎：《憶い出づるまま》，参见《满铁教育回顾三十年》第374页，1937。

(101)“菊判”、“菊倍判”、“四六判”、“四六倍判”等都为日本的古日语中的书面用语，指书籍的尺寸，现今已不使用。

(102)[日]稻村彻元：《大连图书馆报〈书香〉》，《彷书月刊》，第5—6页。

(103)[日]“满铁”大连图书馆：《书香》，第26期，第262页，1931。

(104)“满铁”大连图书馆：《书香》第26期，第345页，1931。

(105)[日]大谷武男：《大连图书馆の终焉とその后》，选自《彷书月刊》，第6期，1986。

(106)[日]永野善三郎：《满铁图书馆业务研究会年报》，第四辑，第1页，1940。

(107)[日]《日本大学大学院综合社会情报研究科纪要》，第5期，第95页，2004。

(108)[日]《满铁资料汇报》转自《日本大学大学院综合社会情报研究科纪要》，第5期，第96页，2004。

(109)[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满铁调查部概要》，第21—22页，1942。

(110)[日]石堂清伦：《满铁图书馆》选自《彷书月刊》第6期，第3页，1988。

(111)[日]石堂清伦：《满铁图书馆》选自《彷书月刊》第6期，第2页，1988。

(112)[日]冈村敬二：《遗された藏书—满铁图书馆·海外日本图书馆の历史》，阿吽社，99—100页，1994。

(113)[日]冈村敬二：《遗された藏书—满铁图书馆·海外日本图书馆の历史》，103—104页。

(114)青木实（1909—1907）为“满铁”大连图书馆馆员，战后为国立国会图书馆馆员。

(115)[日]冈村敬二：《遗された藏书—满铁图书馆·海外日本图书馆の历史》，阿吽社，第102页。 另有材料《军特务部（华中）占领地区文献接收委员会》记载：“南满铁道株式上海所大冢令三10人，东亚同文书院的小竹文夫等6人，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小野太忠等7人以及同文书院的学生野田久太郎等6人，共29人”参见南京报业网：李冀的《日军曾从南京掠走88万册珍贵图书》。

(116)[日]冈村敬二：《遗された藏书—满铁图书馆·海外日本图书馆の历史》，第103—104页。

(117)[日]《日本大学大学院综合社会情报研究科纪要》，第5期，第93页，2004。

(118)“新民会”是1937年12月24日在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的策划操纵下，于北京怀仁堂成立的汉奸团体。伪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任会长，“以实现中日满之共荣并共同剿共灭党”为根本任务。“新民会”成立后配合日本侵略者的武力征服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利用所谓的《新民报》向人民灌输新民主主义汉奸理论。1940年3月汪精卫伪政权成立后，王揖堂任会长，继续为日军侵略服务。1945年8月，该会随日本投降而瓦解。

(119)[日]《日本大学大学院综合社会情报研究科纪要》，第5期，第94页，2004。

(120)[日]《满铁大连图书馆文书纂》1944年4月11日文件原稿。

(121)[日]“满铁”大连图书馆：《昭和八年大连图书馆文书》

(122)[日]石堂清伦：《满铁图书馆》，选自《彷书月刊》，第6期，1988。

(123)[日]“满铁”大连图书馆：《昭和十五年度报告》文书原稿，第6—8页。

(124)[日]“满铁”大连图书馆：《昭和十五年度报告》文书原稿，第5页。

(125)[日]石堂清伦：《满铁图书馆》，选自《彷书月刊》，第6期，1988。

(126)[日]大谷武男：《大连图书馆の终焉とその后》，见[日]《彷书月刊》，第10页，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