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教育的战时需要与实际

在中国，图书馆的事实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而且是切合实用的。后来虽有发展，可惜国家的大批收藏，成了帝王们“稽古右文”的幌子，开明一点的，也只能允许特权阶层的人进去阅读；至于私家所储存的，更不消说，宁可饱蠹鱼的肚子，却不愿开放给大众。直到废科举兴学校，图书馆才成为教育的重要工具之一，并且更进一步成为独立存在的教育机关。新的图书馆是学校制度之外另一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它不像学校里面有年级的区分，摇铃上课下堂的办法，也没有年龄性别、程度等限制。它的施教对象是社会全体，由学者专家以至劳苦大众，无论男女老少，盲哑贤愚，都不分厚薄的为他们服务。它的事业是把摆在架子上的死书变成川流不息的活用的东西，从少数人的手中解放出来，让需要它们的大众来享受；并且用科学的方法鼓励他们读书，帮助他们读书，教导他们读书，也就是所谓的图书馆教育了。

现在抗战已到最紧张的时候，图书馆教育这个问题好像是不应该谈的。其实不然，抗战最紧张，就是图书馆教育最应该紧张进行的时候。现在打仗不是专靠武力的，没有钱我们不能打仗，没有粮食我们不能打仗，没有教育文化的培养，我们更不能打仗。没有钱我们可以向别国借；没有粮食，我们也可设法购运；可是教育力量不够，文化水准太低，结果国民没有国家民族的观念，没有现代知识，没有生产能力，这样的一个国家，虽有至好的国际友人，当然也爱莫能助。这样一个民族，简直是天然的帝国主义的奴隶。老实说，一个国家整个国力的养成，完全靠着教育。我们现在能向倭寇面对面拼一气的，就是靠了过去和现在不断增强的教育力量。我们的武器不及敌人，我们的战士却有以血肉作长城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由教育而发生的。现代的战争是“全体性的战争”，负战斗任务的不只是两国前线的士兵，还有两国社会各阶层的民众。由于抗战的经验，大家认识了部队中政治训练的需要和精神教育的一般民众的力量，而现代知识和生产教育也不能马虎了的。图书馆事教育设施的一种，是不拘形式灌输知识，促进技术的利器。皆因不拘形式易于普及，它最合乎战时的需要，图书馆教育因战时的需要而存在，就应该适应战时的需要而活动。现在怎样的需要我们的图书馆活动呢？

一、前方将士精神食粮的供给——我们从报纸上的前方通讯中，和实际到过战地的各界人士的谈话中，都感觉到这个问题的重要而且迫切。在战地的勇士需要书籍安慰他们的苦闷，补充他们的知识。我们记得在上次欧洲大战当中，美国图书馆界人士曾有战地图书馆的组织，收得了很大的效果。日本的侵略军事，自九一八事变起，就有图书馆参加战地工作。我们此次抗战经了一年，才有战时书报供应所和战时文化处的成立。但是力量还不够，还希望我们图书馆界大量地动员参加。

二、受伤将士休闲教育的顾及——这一种需要也是根据于实际经验的。去年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国立中央图书馆在南京举办流动书橱，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学生在武汉组织巡回文库，按照规定的期间到附近各伤兵医院中服务，供给受伤将士们合宜的图书杂志。从他们的工作经验上证明了这种服务是必要的。书报对于受伤的将士，不只减轻他们肉体上的苦痛，使他们得到正当的休闲方法，不致因无聊赖，而破坏安宁，扰乱秩序，并且可以从阅读上实施政治教育和技术训练，以增进他们对于国家民族的认识，增加他们有用的知识。德国麦更生将军说：“救治一个伤兵，比训练十个新兵更有价值。”伤兵的可贵，在于他们怀着“杀敌致果”的决心重上前线，就是改变到生产事业上去也是好的。我们相信图书馆教育确有此功效。

三、难民的教育——逃到后方的难民，他们为了不愿做强盗的顺民，受尽了颠沛流离的痛苦，抛弃了产业和故居，有的在街头游荡，有的落到收容所里。这种生活非常难受，尤其不是有智识的人所甘愿的。图书馆的人员应该普遍的为他们服务。指导他们的前途，藉机实施政治教育和生产教育，以达到使他们“进而入伍出征杀敌，退而努力生产工作”的目的。至于难童，当然希望他们能够受到正式的学校教育，但是为难童服务的儿童图书馆也并不是一项不必要的设置。在欧美儿童图书馆和学校教育正是相辅而行的。

四、一般民众的教育——自从抗战开始以来，大家以为“唤起民众”是当前的急务，于是宣传的工作就普遍的发展了。但是宣传的作用多半流于一时情感的刺激，不能维持久远。唯有透过理智，使民众真正认识到个人与国家之确实的关系，亡国奴何以不可为，怎样才不致亡国，图书馆就是培养理智的永久而活动的教育机关。怎样才不致亡国，须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1．人才问题

孟子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事业的成功得失，实在由于得人与不得人。图书馆员是一行专业，不是人人都可胜任的。过去好多的图书馆就抱着这种谬误的观念，以为办图书馆事务的人不一定要受过图书馆学专门训练，犹之乎作官并不一定要经过大学政治系培养一样。近年来跟着政治的进步，图书馆方面渐觉得非有专门人士参加不可。这是一种好的转变。不过现在国内专门训练图书馆人才的机关太少了，独立的机关，可以说只有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一处。现在亟谋建国的时候，西南、西北各省的图书馆事业要积极发展，以后，被敌人破坏的图书馆也要逐一恢复，所需人才一定很多。所以我们希望负责的当局和社会人士要注意这件事。在战争进行期间，对于原有的图书馆专校和大学的图书馆学系，要尽力维持，改善扩充；对于在职的未经专门训练的图书馆员，要举办讲习会，补充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对于战区出来的图书馆员或其他社会教育人员，要集中举办短期的图书馆员训练班，然后分发到相当的地方工作。

抗战以来，图书馆界在技术上有许多地方仍墨守着西洋的旧方法，而不能因时制宜，那流弊还不是与守旧的国粹保存派的作法相等吗？无论什么时候，提到技术总是应该讲求经济和效率的。现在说一说资料和运用两个重要问题。

2．资料和运用问题

（1）资料问题。图书馆的本体任务，是把图书、杂志、报章，以至印成的或写成的一切材料，供给他的读者。在这非常时期，种种有时代性的书籍，最为重要。无论图书馆规模的大小，都应在预算中划出一部分专作此项购置之用。现在关于抗战的书籍差不多有好几千种，这样多的刊物并不是任何人都要一律阅读的。有的很适合某一部分人的阅览，却不是另一部分人所愿翻开一读的。譬如说关于战时教育和宣传的书，我们觉得是不好送上前线给战士们看的。所以图书馆选择书籍的工作，要针对着现实的环境和读众，要顾虑到前面所说的四种在战时的需要。相反的，凡属有关于抗战史实的材料，都应该无所抉择，广泛地收集起来，小至一张传单，一纸画片，都要用最新的“剪裁法”和“序列法”，分门别类地归纳起来。这些是目前一般学者专家以至做宣传工作者所急切需要的参考品，也就是将来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最宝贵的史料。

（2）运用问题。抗战时间的图书馆应该是极富于“机动性”的。过去图书馆的工作对于书籍的收藏和处理看得很重，而对于书籍的运用却不甚注意。所以好多的人力物力都消耗于编目分类等方面，而对阅览参考方面很疏忽。甚至于有些图书馆员把清苦的生活误解为清高，结果就把知识水准低下的群众拒之于千里之外，公共图书馆算做了教员学生的专利品，“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就成了它的素描。这种清高自赏的态度是旧日封建士大夫的思想，是一个新的图书馆员所不应该有的。外国的公共图书馆不惜用种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宣传方法，把社会群众吸引到图书馆来看书。有时他们所用的办法，简直象商店拉拢顾客，兜揽生意，凡是不能到馆里来的，像工厂、农场、大公司里面的人，还要设法把图书送到他们的面前。比较起来，优劣显然。他们的工作是主动的，服务范围是广大的，我们应极力效法，并特别注意图书馆在战时的几项需要。

既把看书的大众引进到图书馆来，图书馆员的责任还只是尽了一半。阅览人是不是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书呢？他由图书馆得了多少益处去？他是否知道了图书馆所有的对他有用的资料呢？这些，在图书馆方面全不可漠然视之。图书馆应该怎样的阅读，图书馆应该怎样的利用，要读的书应怎样的选定，都得图书馆员仔细的、和蔼的指导；怎样鼓励阅览人的求知的兴趣以达到更高深的研究，也要计划周到；至于某一种程度的人应该读什么书，某一种职业的人应该读什么书，某一种学问应由什么书入门再如何深造，某件时事问题有什么讨论的书籍，为阅览人的便利，图书馆应该预先编就种种书单。剪报和索引的工作，看图书馆员的能力与需要斟酌去办就可以了。

图书馆教育的目的，是供给知识给大众。但是供给知识不一定全靠书本，尤其是对文化程度太低和不识字的人。于是我们就用文字浅显的通俗读物、图书、幻灯、电影、讲演、歌咏、留声机、无线电收音机、戏剧，以济其穷。也可以举办民众学校，推进识字运动。有的人需要其他的有用知识比文字的知识还要迫切，等不得先认识千万块字的长时间。有人说这些都是民众教育馆工作范围的事，其实，民众教育馆的基本工作。也就是民众图书馆的基本工作。一个民众图书馆的工作也应和民众教育馆一样，只要看工作重复不重复，不可推诿不进。

以上论到图书馆在战时的需要和怎样应付战时需要的实际问题。最后，我们还有三种希望。第一，希望教育行政当局改变向来对于图书馆教育的政策。过去对于图书馆教育的政策可以说是放任的、不置重的，这从管理、经费和培养人才方面看得出来的。现在需要整顿和振作了，因为图书馆的一切改革和设施的主要部分是靠教育行政当局支配与指导的。第二，希望服务图书馆的人员认清个人在全体性战争中所负的使命，不要以抱残守缺为满足。图书馆员要做到学术和文献上的向导，并且推广业务到前方去，到伤兵医院去，到难民收容所去，到农村、工厂、街道一切的广大民众群中去。第三，希望社会人士改变过去“以图书馆为太平盛世的点缀品，为可有可无的附属品”的错误观念。要开始赞助这种教育事业，使它在战争过程中能够发挥它的确有的大力，紧密配合军事政治等等，以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终点。

（见193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十三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