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战时教育运动

三、发动战时教育运动

陶行知回国后有三个愿望：一是创办晓庄学院，二是创办难童学校，三是办中华业余补习学校。

回国后，在拜会周恩来时，听到陕北军民坚持抗战的情况，深受鼓舞。1938年10月，李宗仁邀任陶行知为安徽省教育厅长，宋美龄邀任陶为三青团总干事，均被陶行知谢绝。

1938年11月1日，香港中华业余补习学校开学，陶任董事长，吴涵真（时任李济深的顾问）任校长。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陶先生更加勉励新安旅行团及全国的少年说：“假如追求真理的话，还只抓住了它的尾巴，必须继续抓住它而骑到它的背上去”。（Ⅳ，231）在陶先生的眼里，“小朋友是民族未来的巨子”。1938年月12月初，晓庄研究院发布第一号报告《岩洞教育的建议》。桂林山水甲天下，是自然的防空洞，也是民众校舍。空袭时人山人海，白耗时间。如花1000元，便可使10万以上的人受初等教育。这个建议得到广西政府采纳付诸实施。这无疑会增强民众的抗日力量。

12月15日，生活教育社在桂林正式公开成立，2000多人出席成立大会，白崇禧、郭沫若等出席并讲话。陶行知被选为理事长。1939年1月，陶先生发表《抗战的全面教育》。抗战已进入全面抗战阶段，然而不少人对“战时教育”还不理解，说战时教育没练过，不知怎样办。且拿“百年大计”来掩护。陶先生感叹地说：“时到现在，还有人这样为教育而教育，教员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他们干着平时教育，就是在百年大计的招牌之下过其超然的生活。我们大家的妈妈——中华民族是这样的创痛危殆，他是不管的。”陶先生认为：“倘使抗战不成，什么都完，所谓百年大计，都变成奴隶之计。”陶行知抓住教育的本质，时代不同，这个本质也不尽相同，在现时下，抗战是全面的抗战，那么教育也应是全面教育，于是很自然地得出：“教育是民族解放的武器、人类解放的武器。不展开到整个民族，整个世界，不够称为全面教育”，教育要通过生活才是有效的教育，抗战要通过抗战生活才是有效的抗战教育。“我们要为干而看，为干而想，为干而谈，为干而玩，干是生活的中心，亦即教育的中心。干什么？抗战建国！”（Ⅳ，300～303）

1939年1月，陶行知在香港业余学校演讲《全面抗战与全面教育》，进一步阐明了教育与抗战，什么是全面教育，他说：“所谓全面教育，就是‘教育战’。我们的抗战是全面的抗战，我们的教育也跟着全面抗战的展开而成为全面教育。但是只为教育而教育，也即是为教书而教书，为读书而读书，这是不正当的。教育应该配合抗战，教育在现在就是战时教育。”并且强调“全面教育是要真干而不是假干，要穷干而不可浪费的干，要合干而不可分裂的干，是要快干而不可慢慢的干，是大规模的干而不可小干的教育。”（Ⅳ，325、328）

从1939年2月开始，陶先生为创办育才学校奔波。终于在7月20日借重庆北陪温泉小学部分校舍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