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典年画河南文艺出版社

第四节　杨贤江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主要教育活动

杨贤江（1895—1931），字英甫，笔名李浩吾、叶公朴，出身于余姚运和乡杨家村（今属慈溪长河镇）一个贫寒的成衣匠家庭。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1907年，进郑巷溪山初小读书，后到泗门诚意学堂读高小，1911年毕业留校任教。1912年，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受到经亨颐、夏丏尊、李叔同等名师的教诲。1917年毕业后，由校长推荐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职，同时入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部英文科学习，开始翻译国外教育论著。1919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编辑《少年世界》、《少年社会》等刊物。1920年9月，应邀到广东高要县国民师范补习所任教务主任。1921年起，担任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编辑，长达6年。这一时期，他发表了大量的短评和教育论文，开始研究青年教育问题，并逐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当选中共上海地方兼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先后在上海大学及其附中、上海景贤女中等学校执教，一度协助恽代英编辑《中国青年》，并以饱满的热情参与党组织的各项活动。其中，对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和人生教育问题尤为关注，并循循启发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的革命觉悟。“五卅”运动时，参加组织“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并任上海市学生会会长。1926年被选为国民党左派组织的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参加了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东渡日本。留日期间，仍然积极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和翻译工作。1928年完成《教育史ABC》，这是第一部从唯物史观视角考察教育史的著作，它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形态的理论来阐述世界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1929年5月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文委委员，组织开展工作。同时，还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组织和纲领制定工作。1930年，完成《新教育大纲》，这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著作，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具有积极作用。1931年8月，病逝于日本长崎。

杨贤江一生除上述两部著作外，还译有《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世界史纲》等。另有大量的教育论文发表，如《中国教育状况的批评》等。

二、论教育的本质和功能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它具有什么功能？这是教育作为独立研究领域无法回避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说法正是造成教育理念差异的根源。杨贤江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教育是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即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52]这一命题。

为了让人们对教育的本质有一个客观的了解，杨贤江依据唯物史观首先探讨了教育的起源。他认为，教育并非从天上掉下来，亦非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而是起源于人的实际生活需要。他说：“教育是怎样起源的？是根据于什么人性吗？是根据于教育者的意识吗？或是根据于什么天命吗？——即所谓‘作之君，作之师’，都不是的。教育的起源并不在于这样玄妙的处所。教育只是一件‘日用品’，是与社会的生活过程、物质的生产关系有密切联系的；而且是以这种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为基础的，只要是现实的经济关系变了，它是必然地跟着变的。若说教育是与现实的经济生活无关心地单凭某个人头脑中的思索所得决定，从来就没这样一回事。”^[53]又说：“教育的发生，就只根于当时当地的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它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这所谓生活，一方面是衣食住的充分获得，他方面是知识才能的自由发展；还有，这种生活是集体的、社会的，决不是孤立的、个人的。”^[54]

不难看出，杨贤江十分明确地肯定了教育必须以社会经济生活为基础，从而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而且，他还兼顾到“生活”的精神层面。这比“教育起源于劳动说”更接近教育的本相。

如果说教育是基于人类实际生活需要而产生的，那么，它的本质自然是“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他说：“照唯物史观来说，社会的经济构造是现实的基础，而法律上、政治上、宗教上、艺术上以及哲学上——简言之，就是观念上——的各种形态（即所谓观念形态）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教育就是这样的上层建筑之一，也就是这样的观念形态之一。”^[55]

但是，教育有不同于其他上层建筑的特点。它“不像别的精神生产各有各的内容，而是以其他的各项精神生产的内容为内容的。譬如，学校里的课程，无论是科学，是哲学，是艺术，这种种学科的内容，没有不和当代社会的一般科学的内容、一般哲学的内容、一般艺术的内容相同的”^[56]。这也就是说，教育除了受制于经济构造之外，还“在资料和方法上受制于其他各项精神生产”^[57]。教育的这一状态决定了它只是一种工具，它的作用和任务就是把“单纯的劳动力”转变为“复杂的劳动力”。

正是基于对教育工具性意义的考察，杨贤江断言“教育”无非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教育的这种实用性特征在原始社会是非常单纯的，但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教育的工具性就“变味”了——（在很大程度上）它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在杨贤江看来，这种“变味”的教育存在五大特征，即：教育与劳动分家；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教育专为支配阶级服务；两重（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笔者注）教育权的对立；男女教育的不平等。

为此，杨贤江进一步分析教育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以阐明“变味”的教育的实质。关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他说：“教育这种上层构造，自是依据经济构造以成形，且跟随经济发展以变迁的。”^[58]例如，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大工业生产要求劳动者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为此，推动产业教育的发达，班级授课制、义务教育制等应运而生，这使得教育成为“支配生产的行为，改进技术的效用，而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59]。毋庸置疑，经济势力对教育发挥了无可辩驳的支配作用。另一方面，教育也积极地影响经济。例如，“自然科学是‘用表示生产过程的进路，提高它的效果，规制它的行程，建立它的秩序’。这就是科学对于生产力及经济关系所生的影响。资本家社会要特别奖励自然科学的研究，自然是为了这种研究可有助于生产事业的发展……”^[60]在《新教育大纲》中，杨贤江还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的“教育商品化”的若干特征：拿金钱计值（指按受过教育的阶段来定薪水的高低）；大量生产（指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学校的工厂化；公平交易；把发明完全看做商品，可用金钱买卖；体育的营业化。

关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杨贤江指出，教育“虽和政治同为上层建筑之一，但它是较为第二义的，较为派生的。因为它不仅由生产过程决定，也由政治过程所决定”^[61]。在他看来，政治制约教育的情形在阶级社会中比比皆是，例如，“中国自汉以来的教育，要尊孔子，宗儒经；日本自有历史以来的教育，要崇拜天皇，尊敬皇室”^[62]。古代如此，近现代尤甚。另一方面，教育反作用于政治，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例如，“在辛亥革命之前，有许多地方的学校已在宣传革命思想，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行为，尽可说是这种宣传的产物”^[63]。因此，杨贤江反对当时所谓教育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

根据教育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杨贤江批驳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教育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教育独立说”等观点，指出它们的错误就在于混淆了教育与经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抹杀了教育的阶级性。

此外，针对当时流行的关于教育功能的改良主义观点，如“教育万能说”、“教育救国说”、“先教育后革命”，杨贤江都一一给予了批判。关于“教育万能说”，他指出，诚然近代教育比之旧教育进步了许多，发挥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但是，这种新教育并非人人都能享受得到，因此，如果不去谋求经济政治的变革而一味迷信教育的功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最终是难以突破的。关于“教育救国论”，他指出，中国如不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肃清封建势力，就不能脱离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因此，靠教育救国简直就是笑话。但是，“不能救国”并不意味着“不必救国”，也就是说，教育可以参与到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中去，并发挥一定的作用。至于“先教育后革命说”，更是骗人的话，很难想象在两重教育权对立的社会中，统治阶级会允许你在他支配的学校里“实施革命的教育，普遍地养成革命的人才”^[64]，“这样的主张是叫大家走上合法运动之路，走上取消主义之路，这不仅是‘后革命’，简直是‘不要革命’、‘放弃革命’”^[65]。

由上可见，杨贤江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结合对其他种种观点的批判，透彻地分析了教育的本质和功能，使处于迷惘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及时掌握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认清教育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杨贤江的论述，对于今天的教育理论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论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

1929年5月，杨贤江撰写的《教育史ABC》由世界书局出版。在这本书中，杨贤江通过对“先史时代的教育”、“古代的教育”、“中世的教育”、“近代的教育”的考察，说明这么一个真理：“人类历史自入于文明期，即社会有了阶级以来，教育总是阶级的，为供支配阶级‘御用’的；无论重道德（在封建社会）或重知识（在资本主义时代）都是为了支配阶级的利益。”^[66]其中，他着重通过对资本主义教育的分析，展望了一幅社会主义教育蓝图，并表达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和必胜的信念。

首先，杨贤江考察了原始社会的教育。他指出，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通过渔、猎等集体劳动而维持生存；财产共有，没有阶级、国家的概念。与此相应，教育与生产、生活紧密相联，“一是获得生活资料的‘实用教育’，一是安慰精神的‘宗教教育’”^[67]。

进入奴隶社会以后，财产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国家也应运而生。与之相应，教育被深深地烙上了阶级的印痕，成为统治阶级的特权，带有十分明显的贵族性、等级性。

而在封建社会，教育则是为土地占有者的利益服务，因为“封建社会是以土地所有为中心要素的一种社会”^[68]。因此，一般平民很难有机会受教育。封建教育的宗旨仅在于培养治术人才。

资本主义社会是继封建社会之后的另一种社会形态。就教育而言，杨贤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教育比封建社会教育有了很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封建社会对庶民不施教育，而资本主义时代要对全体国民施以强迫教育，乃至义务教育；封建社会教育几乎以道德教育为全部，而资本主义教育扩大了范围，以传授日常生活上的知识技能为目的。但是，杨贤江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教育是突破阶级局限的理想教育，通过对吹捧资本主义教育是所谓的“劳动化、科学化、社会化、中立化、国际化”的批判，以及资产阶级教育的本质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教育仍然是为本阶级利益着想的，它既要从未来的劳动者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润，又要使之顺应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其独断专制的色彩愈加明显。所以说，资本主义教育一方面确实带来了“进步”；另一方面，又令人遗憾地阻碍“进步”的深入发展，因为它绝对不允许本阶级的利益受到损害，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教育所谓的“进步”仅仅局限于能为其带来巨额利润的那部分教育。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尤其是对资本主义教育的考察，杨贤江正确地指出，中国教育的前进方向应该是社会主义社会教育，而且，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教育便是中国效法的榜样。之后，杨贤江便凭借共产主义显现的曙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描绘了未来社会主义教育的蓝图。

四、论社会主义教育蓝图

根据历史唯物史观，杨贤江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头脑中空想出来的，而是历史的、必然的产物。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教育，杨贤江一方面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关于教育的论述为参考；另一方面，根据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教育运动和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教育实践，勾勒出社会主义教育的一幅蓝图。

杨贤江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新社会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能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到这种理想社会，其间必然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个时期的教育，仍然是有阶级性的。但是，其时的政权、教育权不在资产阶级手中，而在无产阶级手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教育，“以养成无产阶级忠实斗士，且由此以准备将来的无产阶级社会为目的”^[69]。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教育要旨，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对于学校问题也将同对于其他一切领域一样，不仅有创设的任务，也还有破坏的任务。”需要破坏的是学校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

第二，“在新的学校里，要利用学校为实施社会主义教育与启蒙之工具。”学校要铲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儿童和成人中培养适合新的社会关系的思想意识。

第三，“对于儿童的观念将有大的变迁。”儿童不再被看作是父母的所有物，而是属于社会，属于人类，儿童教育的最根本的权利也属于社会。

第四，“到了八岁至十七岁——据现行苏联的规定——是一切儿童青年受平等而且免费的公共教育之时期。施行这种教育的学校应该是统一的劳动学校。”

第五，“至十七岁以后，学生就变为劳动者……通常仅仅在劳动时间仅可缩至八小时七小时六小时以下……一切成员尽有充分的时间供受专门教育之用。”

第六，“社会主义之下，专门或大学具有如何性质，此刻尚不能作正确的预想。所可说的是，学生将以劳动者为主……而教授与学生间的一切界限，也将消灭。”

第七，“除学校外，要有种种成人的教育机关及娱乐机关……不仅普遍，而且完全公开，让所有文化利器都变成大众共有共享之物，更让社会主义精神浸润在大中心里。”

在杨贤江所处的时代，尚无成熟的社会主义教育经验，不可能对社会主义教育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极大地启发了青年学生。潘懋元先生曾指出，杨贤江对于当时许多教育工作者和知识青年觉悟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他的理论对于倾向进步的学者也有很大的影响。^[70]

五、论“全人生指导”

探讨教育的本质，分析教育的发展过程，归根到底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人才。在杨贤江眼里，德智体各方面和谐发展，个性与群性有机统一的人，才是教育要塑造的理想人格。

首先，他强调个性培养。他说：“……一个理想的完人，是不怯弱的、不卑屈的、不嫉妒的、不随俗的；乃是自尊的、自信的、自己表现的、独立独行的。教育为要教成这种完人，学者为要学成这种完人，所以都要重视个性。若不这样，教育勉强定出一个范型，学者勉强适应一个范型；在教育为压迫，在学者为屈从，结果只能制成做奴隶的材料，万万不会产生自由的人格的。”^[71]另一方面，“人是永远而且必然的是个人群中的人，人的生活也是永远而且必然的是个群性的生活”^[72]。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想的人格应该是个性与群性的协调发展。他说：“夫吾人类生于世界，能造成文化、能促进社会者，果赖何种力量乎？则人间个性与群性之调和发展，实有以致之。个性尚异，群性尚同；个性主离，群性主合。于分道扬镳之中，不失其维系联络之所，此实两性之妙用，所为当谋平均发达者也。新思潮既趋重于‘人’之问题，则又安可不致意于人类之两性？如此两性有被束缚、阻碍之处，即宜赖‘解放’与‘改造’之功，以完成其发展。”^[73]在杨贤江看来，这种群性人格对于纠正国人过于利己的劣根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与近代社会的民主精神相一致。

那么，如何塑造这种理想人格呢？杨贤江提出“全人生指导”的思想。他说：“他们把整个的人生分割了，以为‘德、智、体’三育是分立的，不相干涉的。故要讲训育，则必须高标‘人格’、‘德性’一类特殊的名目；而任训育者，又必须‘道貌岸然’，以期感化于无形。其实，要知道讲解伦理是训育，而养成早起习惯何尝不是训育；纠正行为是训育，而引起学习动机何尝不是训育；训育主任要负训育责任，难道别科教员可以不负训育责任？总之，过去的教育从训育一方面看，已是把人生割裂了，没有‘指导全人生’的观念存在，可以说是畸形的或蹩脚的教育。”^[74]具体而言，杨贤江要求教育工作者要全面关心青年学子的求学、交友、生理现象、生活态度、婚姻、择业等种种现实问题，其中，如何为中华民族谋幸福的人生观问题无疑更当密切注意，并予以真诚的指导。

在“全人生指导”中，最重要的原则是实践原则，即让青年做自己的主人。杨贤江认为，教育只能居于指导地位，不应包办或强制，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青年如何成为“完全的人”，只能依靠青年自己去开拓、自己去深化、自己去完成。而指导中最重要的方法和内容便是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团体训练，去养成学生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把他们引向为中华民族谋解放的革命道路上来。正是在他的“全人生指导”下，一批批热血青年树立了为民众服务的决心，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总之，杨贤江关于“全人生指导”的思想和实践，不仅对于当时一代青年的健康成长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对于当前青年学生的教育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仍然值得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学习和借鉴。

【注释】

[1]所谓“堕民”是指列于士、农、工、商之外，从事被社会看不起的“贱业”而谋生的贫寒阶层。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并且，不能与平民通婚，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时城乡学堂、私塾向来都不收“堕民”子弟。

[2]王慕民、沈松平、王万盈：《宁波通史》（民国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435页。

[3]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出版社，2000年，第252页。

[4]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出版社，2000年，第178页。

[5]王慕民、沈松平、王万盈：《宁波通史》（民国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437页。

[6]曲士培：《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75—76页。

[7]朱宗顺：《试析蒋梦麟的个性教育思想》，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第69页。

[8]蒋梦麟：《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21页。

[9]蒋梦麟：《西潮》，（台南）大夏出版社，1994年，第77页。

[10]蒋梦麟：《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56页。

[11]蒋梦麟：《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75页。

[12]蒋梦麟：《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32页。

[13]蒋梦麟：《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76页。

[14]蒋梦麟：《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248页。

[15]哈利・威尔斯：《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哲学》，三联书店，1955年，第184页。

[16]赵祥麟、王承绪：《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308页。

[17]蒋梦麟：《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10页。

[18]曲士培：《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页。

[19]曲士培：《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4页。

[20]曲士培：《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页。

[21]曲士培：《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8页。

[22]曲士培：《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9页。

[23]曲士培：《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9页。

[24]曲士培：《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25]曲士培：《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26]曲士培：《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6页。

[27]曲士培：《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60页。

[28]曲士培：《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67页。

[29]曲士培：《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8页。

[30]曲士培：《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34页。

[31]曲士培：《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31页。

[32]蒋梦麟：《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21页。

[33]蒋梦麟：《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98页。

[34]蒋梦麟：《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98页。

[35]蒋梦麟：《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459页。

[36]转引自王莉娅等主编：《中外学前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6页。

[37]转引自王莉娅等主编：《中外学前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7页。

[38]转引自王莉娅等主编：《中外学前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7页。

[39]转引自王莉娅等主编：《中外学前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7页。

[40]转引自王莉娅等主编：《中外学前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7页。

[41]转引自王莉娅等主编：《中外学前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7页。

[42]转引自王莉娅等主编：《中外学前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8页。

[43]转引自王莉娅等主编：《中外学前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8页。

[44]转引自王莉娅等主编：《中外学前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8页。

[45]转引自王莉娅等主编：《中外学前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8页。

[46]转引自王莉娅等主编：《中外学前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8页。

[47]转引自王莉娅等主编：《中外学前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8页。

[48]转引自王莉娅等主编：《中外学前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8页。

[49]转引自王莉娅等主编：《中外学前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8页。

[50]张雪门：《幼儿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63页。

[51]转引自王莉娅等主编：《中外学前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9页。

[52]《杨贤江教育文集》（卷3），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65页。

[53]《杨贤江教育文集》（卷3），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66页。

[54]《杨贤江教育文集》（卷3），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66页。

[55]《杨贤江教育文集》（卷3），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65页。

[56]《杨贤江教育文集》（卷3），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71页。

[57]《杨贤江教育文集》（卷3），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71页。

[58]《杨贤江教育文集》（卷3），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15页。

[59]《杨贤江教育文集》（卷3），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21页。

[60]《杨贤江教育文集》（卷3），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21页。

[61]《杨贤江教育文集》（卷3），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24页。

[62]《杨贤江教育文集》（卷3），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26页。

[63]《杨贤江教育文集》（卷3），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23页。

[64]《杨贤江教育文集》（卷3），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30页。

[65]《杨贤江教育文集》（卷3），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32页。

[66]中央教科所、厦门大学合编：《杨贤江教育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01页。

[67]《杨贤江教育文集》（卷3），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38页。

[68]《杨贤江教育文集》（卷3），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58页。

[69]李浩吾编：《新教育大纲》，上海南强书局，第238页。另注：李浩吾即为杨贤江当时的笔名。

[70]孙培青等编：《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5页。

[71]《青年与个性》，见《杨贤江全集》（卷1），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795页。

[72]《怎样讲修养》，见《杨贤江全集》（卷2），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73]《学生与思潮》，见《杨贤江全集》（卷1），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58页。

[74]《中学训育问题的研究》，见《杨贤江全集》（卷2），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