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无实践”的先验的实践哲学

一、康德的“无实践”的先验的实践哲学

康德早年曾钟情和沉醉于“莱布尼茨—沃尔夫”的思辨哲学体系，但经验主义者休谟以其怀疑主义的锋利剃刀对独断论形而上学进行的无情剖析，打破了康德以思维证存在、经验代超验的独断论的迷梦，梦醒的康德倏然发现，在休谟强有力的驳难下旧的形而上学已摇摇欲坠，确定的必然的绝对知识已不可能。面对挑战，康德以伽利略和牛顿所开创的“一代霸王”物理学为楷模，继承笛卡尔“反思”的传统，要求哲学必须遵循“科学可靠的道路”，以进入“科学的大道”。即是说康德将哲学要回答的问题“合成判断是怎样先验地可能的”，亦即知识行为的普遍必然性和有效性的根据奠基于自主的理性本身——一种先天的通过概念规则的认识整理能力，这导致了哲学史上强调人之主体性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而根据纯粹理性在理论思辨和实践领域的分别运用，理性可划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运用于现象界自然领域，为自然立法，以获取知识的理性是理论理性，它服从自然律；运用于本体界的自由实践领域，为道德立法，以指导行动的理性是实践理性，它服从先天综合实践判断即实践律令。为避免旧形而上学知识和实践的混淆，康德的理性批判限制了自然、知识领域，认为理论理性只能认识现象，而不能把握“物自体”，告诉“我们一定不能冒险让思辨理性超出经验的界限”，“纯粹的理智概念一旦离开了经验的对象而涉及自在之物时(本体)时，就毫无意义”，就会导致“二律背反”；^［39］50并且，因纯粹理性的理论运用必然关涉经验，而不符合作为一个绝对基础和根据的纯粹理性(绝对的自由)的要求，而理性的实践运用则是纯粹自为地活动着，不受经验的任何限制而对理论理性具有优先性，人之自由由此找到了一个永久的基础。实践理性批判的任务就是驳斥只有受经验因素制约的理性才是实践的。康德由此为实践理性留下了地盘，接上了“沦为现代的科学概念压力之下的牺牲品”的实践哲学传统。

但与亚里士多德从希腊城邦(Polis)中实现的人的伦理和理智本性出发，着眼于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人的实践行为的实践哲学不同。康德的实践哲学则以理性的自主性原则为出发点，把实践规定为理性规定意志并通过意志达到目的的活动。即是说，人之实践与德行的最终根源和根据不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之中，不在趋向于善的实现活动之中，而在于人的无条件的、必然的、普遍的实践理性，抑或“只根据这样的准则行事”之绝对律令之中。只要从自己超验的理性出发规定道德原则，并按道德原则行事，理性就是实践的。善良意志则成为追求理性概念依据理性自定法则行事的能力，亦即纯粹实践理性自身。如此，康德的实践不再是扎根于具体道德政治生活境遇之中活生生的人的实践，而成为此岸现象界之理论知识无法达到的，抽象主体在彼岸本体界的先验的理念实践，成为如何将彼岸的先在先验的绝对律令、道德原则应用在复杂多变、充满多种可能选择的现实境况中，以得出具体道德判断的活动。而实践之知则“只是对道德原则的掌握，而所谓对道德原则之掌握，主要表现为一种机械的程序”，^［40］94质言之，实践之知成为了一种与实践分离的“知道什么”的“知道”或“理论性知识”，只要“知德”就能“行德”(即使不见诸于行为，也无损于“善良意志”)从而不再是只有处于实践通过实践亲身体察才可获致的真正的实践之知。由此，“实践之知不可避免地成为‘技术之知’，只能给予‘目的理性的手段选择’(马克思·韦伯)的劝告，或者如康德说的：‘如果你要A，那么做X的命令’”。^［11］292

概而言之，康德以一个不关涉真实具体丰富完整的现实世界的理想行为为对象，以纯粹理性概念、法则为基础的实践哲学“实际上远离了人基本的、具体的和历史的实践行为，而只是盘桓在高于尘世的理性王国，以理性及其自主性为最高原则。这样，古老的实践哲学实际上蜕变为又一种先验的理论哲学，就像康德的实践理性不过是理论理性的摹本一样；而真正的实践哲学问题也随之被取消了。”^［11］157诚然，康德也曾说过“你须这样行为，做到无论是你自己或别的什么人，你始终把人当目的，总不把他只当作工具”^［41］90的绝对命令，但人不是“我作为一个主体是否以及为什么能够认识客体”的原子式的抽象实体，一个脱离世界的先验主体，而是“我作为一个主体是否以及为什么能够认识另一主体”的交互主体；人并非因自我而“在”，而是“存在于世界中”的共在的此在(Dasein)：“总是已经”由它行动的处境所建成的存在(Heidegger，1962)。“从根本上讲，人天生就生活在城邦中”，“人本质上是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自由、善产生于自由的共同体(抑或市民社会)的自由交往。因此，康德的“先于、独立于他所追求的任何结果或目标的人是抽象的，抽象掉一切特殊性而求得自由和普遍，只可能是形式的自由与普遍性，理性的意志不可能由此取得内容”。^［41］91由此出发的“人是目的”的绝对命令只能是“空虚的形式主义(黑格尔)”，其伦理学也只能是“形式主义的伦理学(舍勒)”，这也是赫尔巴特的实践哲学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