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命令将职责的概念与目的、意图、欲望和需要等概念割裂开来，这就意味着，对于某种行为，我只能问，我这样行事时，我能否一致地希望人们普遍地这样行事，而不能问这种行为所服务的目的的意图是什么。就此而论，任何接受了康德的职责概念的人，都将被教育成容易屈从于权威的人。
——麦金太尔
自律的道德应该是能叫人负责地辨别善恶，而不是把人变为法则的自动贩卖机，如此实践理性才能算得通。
——孙本文
康德的实践哲学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是两个形成鲜明对照的典型，它们共同塑造了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康德的实践哲学对后世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局面一直到20世纪中期才有所改观，人们才重新意识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之于现代生活的积极价值并开始反思康德的实践哲学，由此就有了“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有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的复兴，譬如著名的代表人物安斯康姆、麦金太尔、泰勒、桑德尔等。但不管支持康德实践哲学还是反思康德实践哲学，都意味着康德的实践哲学是我们无法绕过的。更值得一提的是，与亚里士多德一样，康德也重视教育学，他是第一个在大学讲授教育学的人，就是在今天，如此重视教育学的哲学家也不多见。并且，他的教育学是在实践哲学的角度上思考出来的，并且这种思考直接影响到了“科学教育学”的奠基者赫尔巴特对“科学教育学”的创建。赫尔巴特非常明确地把“实践哲学”作为“科学教育学”建构的两大基础之一(“实践哲学”关涉“教育目的”，另外一个基础是“心理学”关涉“教育手段”)，而赫尔巴特的“实践哲学”与康德的实践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诚如赫尔巴特在《普通教育学》中所言的：“这两个纲目(指赫氏推论出的教育的两个目的——引者注)对于每一个人，只要他记起伦理学最著名的基本思想的话，便会立即清楚的”。［37］37显然，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最著名的基本思想”应当是指康德的伦理学思想。并且他也自称“总之，作者是个康德主义者”。［38］454如此看来，若要更好地了解赫尔巴特的“科学教育学”，就必须先了解康德的实践哲学及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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