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中的康德哲学元素

一、马克思哲学中的康德哲学元素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康德哲学的若干基本元素，因而，康德哲学对于纠正对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主义阐释，达成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更为合理的理解，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运动不能归结为一个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进展过程。毋宁说，在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尽管有着一种继承的关系，但也存在着重大的原则性的不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德国古典哲学内，康德与黑格尔分别代表了两种正相反对的哲学倾向，即如康普·斯密所言，黑格尔哲学与康德哲学在是否“致力于建成一种理智一元论”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延续了古代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对立的。^[2]而鉴于从卢卡奇开创了对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主义阐释路向以来，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特别是在近几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中——的支配性地位，^[3]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强调马克思哲学中的康德哲学元素，以期平衡或部分地抵消黑格尔哲学的垄断性地位所带来的对马克思哲学阐释的严重偏差。为此，当我们说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时，就必须进一步说明，马克思到底从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那里分别批判地继承了什么。

为简单起见，我们可以把黑格尔哲学与康德哲学归结为若干相互对应的基本元素。一种哲学的出发点决定了其基本理论元素，而黑格尔，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从实体的异化出发(在逻辑上就是从无限的东西、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就是说，说得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4]。由此出发点，可引申出黑格尔哲学三个密切相关的基本元素:(1)精神的无限能动性;(2)基于精神无限能动性而对于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唯心主义解决方式，即对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绝对肯定;(3)以“否定之否定”的历史主义辩证法方式对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解决。与之相对应，康德哲学的出发点则是人或理性的有限性。由此也可以引申出康德哲学的三个基本元素:(1)理性的有限能动性;(2)基于理性的有限能动性而对于思维与存在问题的二元论解决方式，即对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有限肯定;(3)对于本体与现象、超验与经验、理性与知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理想与现实的严格界分。这种对比虽然有简单化之嫌，但却能够以一种鲜明的方式将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本质性差异显示出来，从而有助于我们在这种比较中对马克思哲学进行定位。

在这种对比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所在。人们常说，马克思哲学是对于黑格尔哲学的“颠倒”，马克思自己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因而，关键不在于是否可以用“颠倒”来表达这一革命，而是如何理解这一“颠倒”。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认识到，黑格尔哲学是“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的，即“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因此，人的本质的一切异化都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而马克思则强调“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必须“撇开黑格尔的抽象而用人的自我意识来代替自我意识”^[5]，而人的本质则被理解为作为“类特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规定表明，虽然出发点从绝对不变的抽象即自我意识转换为了人，但作为“类特性”的“人”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抽象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则主张“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因此，对黑格尔哲学的这种“颠倒”，就决非惯常所理解的那样是将黑格尔的作为出发点的抽象的绝对精神置换为同样抽象的绝对物质，而是将黑格尔的无限的抽象的绝对精神“颠倒”为有限的现实的个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6]

马克思虽然高度赞扬了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历史主义辩证法，但却在哲学的出发点问题上严厉地批判了黑格尔从无限的、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出发的绝对唯心主义，主张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而现实的个人无疑是有限的存在。如果我们还记得康德哲学的出发点是人或理性的有限性的话，那么，就不难看出，在哲学的出发点问题上，马克思离开了黑格尔而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了康德。当然，这种接近是有限的“回到康德”，而决非无限的认同。因为康德虽然肯定了人或理性的有限性，但在其哲学中，人或理性仍然是抽象的，而马克思所理解的人，既然“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为历史地变化着的社会关系所规定的，那么，就达到了真正的现实性。但无论如何，在肯定出发点的有限性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马克思是接近于康德而远离黑格尔的。

由于出发点的根本性原点地位，也就决定了一个哲学体系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理论立场。比照于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元素，我们看到，在主体能动性问题上，马克思只肯定人的有限的能动性，而非无限的能动性:“现实中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7]。基于人的有限的能动性，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也就只能是一种有限的同一性，亦即对于马克思来说，存在对于思维的异质性总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由此在辩证方法上，马克思虽然继承了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主义辩证法，但由于活动主体的有限性，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历史运动就不可能达到一种终极的理想状态，而只能是一种永远的“在途中”状态。这样，在马克思成熟的哲学中，与把历史视为一种消解全部对立过程的隐蔽的历史目的论的黑格尔哲学和自己的早期哲学不同，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价值与事实等对立面之间，就总是存在着距离，总是只作为一种指向统一的运动过程，而不能实现完全的合一。这样一种理论立场，最为明确地体现在《资本论》最后手稿关于“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界分与关联的论述中。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而“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的“真正的自由王国”只能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8]。虽然人类能够通过发展生产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来扩大自由王国的领域，但这两个王国始终不可能到达黑格尔式的绝对同一。这一理论立场也体现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之分为两个阶段划分的思想之中。与早先对于共产主义社会较为笼统的规定不同，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这两个阶段有着完全不同的原则:第一阶段的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而高级阶段的按需分配则“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9]

不难看出，马克思的这种从人的有限性出发的理论立场构成了其既区别于黑格尔哲学也区别于康德哲学的方法论特质或精髓。把握住这一精髓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根本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