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实践哲学

在探讨和借鉴实践哲学的具体理论内涵和思想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什么是实践哲学(praxis)。一般认为，西方哲学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 “一种是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一种是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衣俊卿，《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批判》，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与理论哲学只关心认识的条件和可能性不同，实践哲学更为关注行为的合理性和规范性，更加注重探寻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具体而言，实践哲学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的两种: 狭义的实践哲学包括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等，“主要研究人类实践，更确切地说，意识中实践的结构条件和关系，尤其是人正确行为的原则。”张汝伦，《历史与实践》，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页。 而“广义的实践哲学，主要是现代实践哲学则进一步深入人类生存的具体境况和条件。”同上，第107页。 由于实践被设定为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相比无疑更加具有先在性和优越性。

实践哲学发轫于西方，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宣告了实践哲学的产生，并将实践界定为关于人类实际活动与生活的反思行为，指出实践哲学即要“通过对人类实践行为的反思指明人类存在和生活的善的、合适的、有价值的理论基础与趋向目标。”张能为，《理解的实践——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7页。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实践哲学具有如下性质

——实践哲学关注的是人类正确生活的方式和目的，其任务就是运用现实中流行的善和幸福生活的概念来分析人们的实践行为和日常生活，并指导人们依照伦理之知在具体生活实践处境中进行正确的伦理政治活动(自由选择生活的可能性)。它所强调的是人对自己实际生活的理解和反思，并将这种理解和反思运用于具体的实践行为之中，以保证人们生活的正确性、合理性和道德性。同上，第95—96页。

在近现代，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和伽达默尔深化了这一研究，使整个研究趋于系统化和理想化。康德认为，科学主义的研究模式消解了哲学的中心，因此实践哲学必须“从理性本身去探讨能对经验生活起作用的那种外在于经验的理想化、形式化的实践原理。”张能为，《理解的实践——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 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康德赋予了实践哲学以优先性，并将其作为理论哲学的基础和目的。“实践的首要性指它在逻辑上和实质上在人类发展中都享有优先地位。”Margaret S. Archer, Being Human: The Problem of Agency,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21. 而伽达默尔在继承了康德实践哲学中的实践优先、自由性、理想性的最根本特征的同时，又超越了其纯思辨、先验的形而上学色彩，将其与日常生活世界，尤其是人的交往生存活动结合起来，并将解释学定义为“作为实践哲学的哲学”转引自 张能为，《理解的实践——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2页。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属于现代哲学范式。如果说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将纯思辨的理论哲学推到了巅峰，马克思则开创了一种崭新的研究模式，即关注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的实践哲学，这也同样标志着哲学理性定位的下移: “从‘宏大叙事’向‘生活世界’回归，从‘抽象的个人’走向‘现实的个人’，从‘天国’到‘尘世’，从此，真正的哲学不再是纯粹的思辨(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而成为时代精神的理论表达，哲学不再冷落生活或远离生活甚至敌视人，而是努力亲近人。”张艳涛，《马克思哲学观》，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09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地将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而这一思想的萌芽，则最早可见于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之中。其间，马克思对实践哲学进行了一系列规定: “首先，哲学的实践不是与理论相对的范畴，它‘本身是理论的’；其次，哲学的实践思考的主要问题是人的创造性、人的自由及其如何实现的问题；最后，哲学的实践活动‘从其内在本质来说是充满矛盾的，而且它的这种矛盾的本质在现象中取得具体形式，并且给现象打上它的烙印。’”何萍，《生存与评价》，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8—39页。 这样，马克思就将实践与人的生活世界，尤其是感性世界联系起来，真正关注到了人的生存问题、价值问题和认识问题。毕竟，“处于最佳状态的哲学并不仅仅是对事物的一种阐释或者辩解。它同样是一项充满活力的事业，旨在激励人们朝向那些极其富于价值和令人满意的目的和价值观念而努力；也让我们更加接近那些非常可靠的真理标准和寻求真理的方法。”Corliss Lamont, The Philosophy of Humanism, (8th edition, revised), Amherst & New York: Humanist Press, 1997, p.8.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否定了传统的理论思维，使认识论的重心转移到与人文科学密切相关的偶然性世界，由此使价值、社会、历史等因素浮出水面，并从主体在生活世界的实践活动的维度去理解和阐释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这样就将单一主体的研究和客体境域的考察综合起来，即“把人的本体从对存在者、对实体的关注转向了对存在、对人的意义世界的研究。”何萍，《生存与评价》，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50页。

20世纪中，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哈贝马斯等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深入阐发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强调了实践的自觉性和总体性，且认为，“完整的哲学的或艺术的作品，就是从对人类世界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是实践的和静观的态度中产生出来的。”马驰，《卢卡奇美学思想论纲》，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4页。 由此强调了意识形态对于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 它使人们形成意识并最终完成实践活动。之后，柯尔施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而葛兰西则将实践理解为客观物质与主观精神之间对立统一的创造性活动，他认为，实践哲学需要完成两项任务: “战胜最精致形式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便能够组成它自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以及教育其文化还是中世纪的人民大众。”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 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80页。 显然，他将实践哲学的方向设定为由理论走向实践，并由此将人们的意识引向了更高的知识层面或生活概念。及至哈贝马斯，则强调了语言在主体间交往中的重要意义，用语用学和商谈伦理学为实践行为设定了规范与标准，意图达到精神沟通、视界融合和道德同情，“建立一个靠语言实践支撑着的交往社会，使人在语言交往中达到解放。”韩红，《交往的合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建——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深层解读》，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8页。

不难看出，西方实践哲学一直在积极的借鉴、坦诚的交流和热烈的辩论中不断地深化和发展。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哲学主题更是经历了由本体论、认识论向实践论的转向。自此，“将实践观作为建构哲学体系的起始点、一以贯之的基础和总体性指导性原则，成为20世纪全部哲学的主题。”任平，《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历史视域与当代意义》，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 由是综观整个实践哲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文精神日渐突显、人的生存不断得到关注的过程；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抗、主体与客体的纠葛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感性世界，尤其是人类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正在慢慢回归到人们研究的中心。

我国的哲学界亦显示了对于实践哲学的极大热情，这一方面是由于实践哲学的精神主旨与中国哲学的思想内涵存在着深厚的契合度: ①实践哲学所强调的“实践”(生产层面)亦符合中国哲学重视知与行之密切关联的传统，因为后者极为推重知识的具体落实与应用。贺麟即认为: “不批评地研究思有问题，而直谈本体，所得必为武断的玄学(dogmatic metaphysics)；不批评地研究知行问题，而直谈道德，所得必为武断的伦理学(dogmatic ethics)。”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0—131页。 因此，他将一切与意识相关的活动归为“知”，例如感觉、记忆、推理等；而将与生理相关的活动归为“行”，例如五官、四肢、神经系统的运动等，并由此主张自然的知行合一观。②实践哲学注重“人”的存在状态，并致力于研究主体间的交往伦理，这非常符合中国哲学的传统，因为后者一直将“天人合一”作为最高的本体和价值境界，希冀通过自身的体认和悟性达致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成中英曾经指出: “中国哲学偏向实用而忽视理论。其所偏向实用，则是强调个人之修德重行，而甚少讲究实现群体事功和福利之方法。这是儒、道、佛三家所共有之特点。”成中英，《论中西哲学精神》，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第172页。 ③实践哲学的“反思”与中国哲学对“心”的侧重和深究在本质上是契合的，正所谓“此心至灵，此理至明”。正因为如此，梁漱溟特别强调人对于物的超越性，认为人心的问题即自觉的问题，这也是他一直坚定地走在阐扬儒学精神的哲学之路上的原因所在。他说: “儒家盖以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在不断自觉地实践他所看到的理。”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4页。 在他看来，实践理性的思想即“做人”的思想，是符合儒家道德哲学的基本精神的，“他所强调的‘做人’，就是从身的束缚中不断超越，最后进展到自由，即‘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这种理想人格的实现是一个实践过程，而不是个理论论证的问题。”郭齐勇、龚建平，《梁漱溟哲学思想》，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3页。 而另一方面，这显然也与我国的历史政治语境密切相关。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译介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实践”这一概念在中国得以普遍使用的理论基础，而毛泽东《实践论》的发表，更是使得“实践”成为一个使用和被引用频率极高的词汇。毛泽东强调: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基本的观点”。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284页。 这一论断明确地为实践思想提供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支持。而随后的延安整风运动，更是在全党掀起了一股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热潮，从而引起了全党乃至全国人民对于“实践”问题的关注。

最初，这一研究集中于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深层解读，倾向于从政治尤其是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其进行理解和分析，造成了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和研究模式的单一性，最终导致了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来源窄化、将其哲学立场简单化和将其思想内容片面化的倾向。俞吾金，《实践诠释学: 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7页。 而实际上，马克思实践哲学思想是从属于当代西方哲学的，因而对于它的理解离不开对于整个西方哲学的考察；同时它又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尤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既体现了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又展示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因而我们必须在辩证的理解中全面把握其理论实质。近年来，研究者明显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着力从各个视角重新解读实践哲学的思想，并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研究重新阐释这一论题，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 余文烈的《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1993)、俞吾金的《实践诠释学: 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2001)、张曙光的《生存哲学: 走向本真的存在》(2001)、任平的《交往实践的哲学: 全球化语境中的哲学视域》(2003)、贺来的《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 马克思辩证法的当代阐释》(2004)、韩红的《交往的合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建——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深层解读》(2005)、李佃来的《公共视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研究》(2006)等，整个研究呈多元、丰富而健康的发展势态。

如若不囿于单纯的哲学世界，我们不难发现，这其实是整个人文科学的研究趋势，其中自然也包括了翻译学: 它从注重神思妙悟的直觉式研究中产生对于系统性科学的顶礼膜拜，从缺乏人性光辉的冰冷结构的厌倦中生发出打破结构的热望，再从拆解规则后的茫然中引发出对于标准与规范的无限怀念。实际上，翻译学的理论建构与整个实践哲学的发展脉络是一致的，同样在内部与外部、主体与客体、科学思维与历史思维的矛盾与反思中取得进步，并不断沿着螺旋式的轨迹向前发展。而究其本质而言，作者之创作、译者之理解、读者和批评者之解读，并不仅仅展现了主体性的参与过程，更显示了对于主体生存和主体间交往实践活动的关注。正如俞吾金所言，“理解和诠释不仅仅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本体论的问题。”俞吾金，《实践诠释学: 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页。 译者和批评者唯有站到关注作者生存实践的立足点上，深刻体会、感受作者所在的生活世界，才能真正把握渗透于文本之中的思想、意图和情感，也才能更为准确地理解、评价一部作品的意义与价值。

然而，相对于哲学界对于实践哲学的青睐，翻译学界对于这一思想的关注则明显不足。以国内译学为例，2001年，吕俊在《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一书中，率先提出了以哈贝马斯的言语行为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和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来指导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并在2006年与侯向群合著的《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译学思想，且明确地提出应当用实践哲学作为建构主义翻译学的哲学基础，这对于翻译学理论的建构无疑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但是，笔者所收集到的文献资料显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相关的研究和论述；而从整个翻译研究来看，研究者往往停留在对于翻译实践活动的操作和应用层面，缺乏从理论角度对于这一思想进行深入的阐释和系统的运用，这无疑是不利于翻译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的，因此亦是开展本研究的原初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