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念的新趋向

第一节　教育理念的新趋向

西学的传入，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转变我国传统教育中的重人伦轻物理，尊道贱艺，重视学习修身养性之学，轻薄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探讨等陈旧的教育观念和意识。

一、推崇“经世致用”之学

中国古代历来是重视人文教育，鄙视一技一艺之能的，儒家学者都以性天道德为形而上者，而看不起那些有裨于国家和民生的“事功”。针对这样的现象，利玛窦曾经就尖锐地指出：“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的，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

到了明末清初之时，在西方科学文化的冲击下以及亡国的切肤之痛，启蒙教育思想家开始反省我国传统的教育观念。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教育进行系统对照、比较的第一人是徐光启。他认为，我国儒者一直都以修身养性为最高的学问，一切以儒家经典“五经”作为衡量知识学问的标准，以治经学、谈性命为正宗，学生知识面狭窄，这是不可取的。真正的儒学应该是“格物穷理”，即他心目中的自然科学技术，或称之为“格致之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而宋儒之理学，是忘“民物”，这有悖于真儒学。以至于到了明末，士子们虽然满腹经书，却“不能发一策，弯一矢”。而且“羿之射，秋之弈，俞跗之医，皆可以不朽也”，所以，“艺”并不贱，它“即道之有形者也”。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徐光启提出了以数学为一切学问基础的教育主张：“唐虞之世，自羲和治历暨司空、后稷、工虞、典乐五官者，非度数不为功。周官六艺，数与居一焉，而五艺者不以度数从事，亦不得工也。”⁽¹⁾当然，徐光启所提出的“数学为一切学问的统领”的观点是否合适是值得商榷的，但他反对宋明理学的空谈性命之学，崇尚自然科学技术的思想倾向对于改变当时的教育理念具有极为积极的作用。

在徐光启之后，黄宗羲等一大批启蒙教育思想家也极力改变传统的教育理念，他们的教育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²⁾

（1）将传统儒学（理学和经学）所不屑的、不乐为的“贱夫之道”列为教育的内容，并以之为真儒学。在这些启蒙思想家看来，教育内容决不能仅仅局限于六经典籍，一切“当世之务，俱宜练习”。“凡古之专家伎术，如天文、形胜、兵农、水利、医药、种树、阴阳伎巧之类”都应该学习。这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经世致用”的学习范畴，应该上自孔孟之道，下至稼圃医术。正如顾炎武所指出的，“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2）重视自然科学。西学的传入，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天文、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兴趣，他们吸收西学，并将其运用于生产实践。特别是徐光启的“以数学为宗、重经济物理”的教育内容的范式，更是深深影响了清初教育家的理论主张。例如陆世仪提出的“凡天文、律令、水利、兵法、农田之类，皆须用算学者”。这些充分表明了这一时期教学理念的新趋向，经世致用之学的讲求以及提倡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

二、重人性及与教育的作用

我国古代哲学史和教育史上一直都存在着对人性的探讨。清初王夫之、方以智、颜元等人对于人性与教育之间的讨论，与以往的人性说最大的区别在于通过吸收自然知识来探索人的本质，并尽力使之接近和达到科学的程度。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论人与人的发展以及教育的理论，便更具科学性、缜密性。

就知识传授而言，教学更注重学生的“材质”，讲究“教之术”，正如王夫之所提出的：“教者因人才之不齐，而教之多术”。秉持的主要原则有：一是尽人之才；二是因机设教；三是施之有序。就教学时机而言，更注重“可受之机也”。例如学生智力较优，且有志向学，能够“尽克乎下学之事”，也积极思考所学的知识，处于“若知若不知之机”，这就正是教师的“可道之机”。而如果学生智力虽优，但无志向学，此时施教，则徒劳无益。就教学顺序而言，王夫之认为，知识有“大小显微之序也”，所以教师应该“知道之序”。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该秉持先易后难的顺序。对于教学内容来说，应秉持其内在的逻辑顺序，如“有初学难者而后易者，有初学易者而后难者”，教师应该“因其序”而“皆使之易”。就尽人之才而言，人的智力禀赋有高低之别，志向有大小之分，原先的知识基础有厚薄之分，所以，教学首先就要“视其质”，“继则问其志”，“又进而观其所勉与其所至”。学生的先天禀赋不齐，必须如此，教师才能准确地把握每个人的特质，不压抑或浪费学生的才智。

明清之际，在传入西学的不断冲击之下，我国的教育理念开始突破过去传统教育只重视道德修养、伦理灌输而轻视自然科学的旧教育格局，当时中国学术界、教育界人士开始重视和研究天文、历算、舆地等诸多方面的实学，从而构成了我国古代教育发展史上一次教育思想、意识上的重大突破和改变。